仔细想来，每当我父亲想训我“不成器”的时候，引用最多的就是他自己上高中那会儿的事了。
　　 那些都是我和母亲早已听烂了的。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和你一样不懂事。”他说。
　　 “我可能比你还不让大人省心，成天带着当初手下的那群狐朋狗友玩玩打打，不务正业。”他说。
　　 “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好，但中考英语只考了二十一分，于是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他说。
　　 “我上了高中还和以前一样，不久学校就决定要把我开除。”他说。
　　 “你爷爷知道这个事后下血本买了两条烟，跪在校长面前，为我求他。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奋的。”他说，声音颤抖起来。
　　 然后，我就不耐烦了。然后，我就替他一股脑儿说了。
　　 “然后，你就考上了大学。”我说。
　　 “然后，你找到了工作，但不满足于那个工作，每天睡四个小时的觉考进了现在的单位。”我说。
　　 “然后，你把一大家子人全部接到了城里。”我说。
　　 “然后，你……”我说。
　　 父亲听得越来越冒火，眼睛和鼻孔瞪得一般大，提高音量冲我吼来：“你你你！你什么你！我是你老子！”
　　 我是被父亲打大的，虽然我的父母都不承认，但我每次和人聊起来自己的童年时都无比心酸地这样说。母亲说我是只白眼狼，她说我的父亲可能是天底下最心疼孩子的父亲了，比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怀还要无微不至。她说我小时候吃零食时，父亲一定会先过问这是什么零食，然后看后头的配料，现，地查看这些配料对身体是否有坏处。这个年头，零食里都会加些杂七杂八的添加剂，父亲定当会一个一个查明白，然后像发表学术论文似的说：“这个有问题，这个小孩不能吃，这个吃多了不好……你以后注意点行不行，不要再给他买这些零食！”所以，母亲说我小时候常常会为了一袋看的到却吃不到的零食大哭大闹。
　　 其实，从我能记些事开始，生活里就充满着父亲的巴掌和拳头。他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打我都是不分场合的，我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尊心，曾多次哀求他“能不能回家再打”，他听了反而打得更厉害了。打完了还命令我必须赶快把眼泪擦干，不许让外人看到，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流血不流泪”、“要哭只许在家里哭”。他唯一认同的家训应该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了吧，每次想到说这句话的人我都恨得牙根直痒痒，我现在还时常笑着跟母亲抱怨：“你以为我真是长这么大的么？这肉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是被他打了，然后肿的、胀的。这都是我的童年阴影啊！”
　　 我向来对这种“家暴式”的教育深恶痛绝，一开始只觉得不想忍受皮肉之苦，渐渐地，发现更难以忍受的其实是压在权威之下的精神之痛。每次与朋友们议论于此，我都会用郑渊洁的话义愤填膺地暗自还击：“打孩子的父母都是懦夫！你打孩子并不能说明孩子不行，反倒是说明了你自己不行。”这话我装作一个男人的姿态严肃地跟父亲提起过一次，他愣了一会儿，然后像吐了一喉咙烟似的说：“郑渊洁是谁，我不知道。”于是，我在他面前就再也不提这句在他看来也许似是而非的话了。
　　 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与他孩提时期的家庭氛围应当是息息相关的，毕竟教育这种东西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一辈多少会受到上一辈甚至上上辈的耳濡目染。可我爷爷过去是个好脾气的庄稼人，来城里后做了菜农，这一辈子都在跟米和菜打交道。说得准确一些，他也不能算是好脾气，他只是会忍，而且是个慢性子，好像永远都不会发一点火，生一点气。母亲说父亲小时候没挨过什么打，唯一的一次就是走路上渴了，摸着去别人的菜园里头偷偷摘了一根黄瓜吃了，回去拍着肚皮跟我的爷爷说这件事，本以为会被夸奖精明聪慧，不料爷爷竟第一次打了他，这就是他的唯一一次。因为这件事，我对自己的日记痛骂父亲，骂他是疯子、文盲、变态。可骂得再凶也不会解恨，反倒是恨得越来越厉害了。
　　 许多年后，这居然成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为父亲说一点点开脱之词的伊始。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爷爷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他们的过去那样平和安宁，而是多了大场小场的战争。父亲是被公认的孝顺儿子，但这未能丝毫缓和他与爷爷之间的紧张关系。直到前不久，我还能常常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和他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吵得火热，似乎要把房顶掀翻，家人们也只有在一旁担惊受怕地看着，不敢吭声。也许父亲与他的父亲之间从一开始就并不是镇静的，他们之间的安宁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图案，内心却几乎没有过明明白白的真切的交流，于是隔阂便应运而生。这样的隔阂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和谐的，但它不会永久地和谐下去。一定会有一天，父子俩同时发现了这道潜在的隔阂却苦于无法逾越，从而引发战争，一如此刻。相比之下，我会觉得父亲当年的打骂虽不得当，但向我表露了他的真诚坦然，父与子的隔阂打一开始就明着摊到桌面上来，于是给争吵和爱的表达都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我想，我与父亲之间是因爱而生恨的，终有一天会因恨而生爱。当我与父亲一样步入中年时，父与子的关系应当是别样好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饱含热泪的人，但很少落泪。他曾多次笑着跟我说起我母亲的泪水，但我明白他当时也一定是哭泣着的，至少心里是哭泣着的。印象最深的几次落泪是在中高考完后和把我送到大学校园分别的时候。如果说中考是人生中与朋友的第一次告别，那么我与当时众多的朋友该是分道扬镳了；如果说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考场，那么我的一生该是彻头彻尾地败了。我的叛逆期在高中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我父母的忧虑也是在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父亲原以为还能拿以前的那套“家法”对我严加管教，直到高二最后一次打我后父与子的关系降到冰点。我那时陷入到两个极端，要么就像一株植物一样坐到书桌面前看书写作，要么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厮混到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生活让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要理父亲一言一句。
　　 父母送我到大学之前多次地说：“我们先去看看，如果不满意，回来复读不迟。”我表面上点头答应，实际上早已下定了留在那儿的决心。不为别的，只为逃离。逃离一场战争，或者说持续一场战争。那天，在日头快完全落下的时刻，我们站在一棵粗壮却孤零零的树下，分别。父亲说：“你去看看你妈妈，你妈妈流泪了。”其实父亲的眼睛也有些泛红，我有一些不舍，却难为情地站立在风中，像面对着两个过路的人。我突然意识到我与父母之间始终存在的爱，可太久没表达爱，竟忘了如何去表达了。
　　 父亲与爷爷之间的终于休战大概是缘于一种自然的力量。那天，像往常一样的，我们数着日期去看爷爷奶奶，父亲和爷爷又在饭间吵了起来，他以命令式的语气阻止爷爷奶奶再去卖菜，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活得太安逸了”。爷爷扭头说道“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语气比起先前缓和了许多，更像是用骂来表现爱了。回来的路上，我对父亲说：“爷爷的头发白了许多。”他的内心百感交集，吞吞吐吐地确认：“白了？”我说：“是，和上次不一样了。”他叹了口气说：“以后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然后望向身旁不远处的一棵光秃秃的枇杷树。
　　 父亲和他的父亲见面还是吵得多，但我明白，父亲已经向他的父亲做了最伟大的一次让步。我总想着父亲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一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与他之间的这场战争，可他一直没有，当然，我也一直没有。他像众多中国的传统父亲一样，严肃、严厉，时时刻刻想左右着孩子的选择和思想；我也和众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叛逆、逃离，一心追求着自我，渴望摆脱父亲的精神束缚。
　　 我们尚未回归到最为和谐的父与子的关系中，但为彼此爱的表达都留下了一个方式。从热战到冷战，再从冷战到热战，我无法判别这两者哪个好哪个坏，但双方终究是会握手言和的。我只希望这一天来得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