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派生出来的批林批孔、评儒反法什么的，早已被全盘否定，但在特定意义上说，这类运动对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能力的锻炼，还是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引用伟人语录摇唇鼓舌，撰写批判文章舞文弄墨，的确培养或者说是逼出了不少能说会写的嘴巴子和笔杆子。就我而言，虽然至今不过如此，但仅有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包括写毛笔字和美术字，乃至于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那个年代。
　　 一九七六年十月之前，同兄弟部队一样，我们团对每周六天时间的安排，通常是主次倒置，一天军事训练、三天政治学习、两天工作。虽然日日在说月月在谈年年在讲“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军事斗争的准备，从时间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甚至广大干部战士不敢过多地开展军事训练，生怕犯“单纯军事观点”“不重政治”的错误，政治学习便成了必须抓紧抓好的主要矛盾，头等大事。
　　 政治学习的内容，有时是通过广播收听最新最高指示，有时是传达中央的或者成都军区的或者西藏军区的文件，其中包括一份又一份的政工简报。政治学习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干部战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个觉悟”。
　　 政治学习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如果是广播里传来最新最高指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在干着什么还是在休息，无论听没听清楚，无论有没有听懂，都必须立即集合，开展游行，振臂欢呼。我们的驻地山高沟深，没有人们眼里的那种可供游行的街道，游行的队伍只好在分队通往团部的沙石路上行进。尽管如此，依然是横幅领队，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要是谁怠慢了，那可是政治问题，轻者挨批评，重者后果不堪设想。一位一九七一年入伍的战士在闲谈时说：“毛主席还是厉害哟，几下子就把比他职务高的斗下去了，一个普通中央委员，居然最后当上了一把手。”为这话，这名战士除了声泪俱下地在班里、排里作检讨外，还在团支部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上纲上线地批判自己的话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鉴于他检讨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并念其他只有小学文化，平时表现尚好，报经上级批准免于了处分。游行结束便是座谈阔论，也就是人人表态。座谈时，无论干部战士发言的内容大体相同，普遍都是认真学习呀，深刻理解呀，坚决拥护呀，忠实执行和誓死捍卫一类的忠心话，有的干脆把中国石油32111英雄钻井队的名言背上一遍，表示要把最新最高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还有一种学习方式，是上午集中学习，下午开展讨论。集中学习时，由团首长或者分队首长讲课，听课的战士身背弹袋坐在小登子上，枪托着地靠在左肩，左手拿笔记本，右手拿笔，边听边记。我们班只有六个人，讨论时，班长说了开场白后，大家总会低下头盯着双手捧着的茶缸，沉默不语，一副正在思考的样子。每当这时，班长总是点着我的名叫我先发言，并激励说：“你是教书老师、共产党员，你带个头。”班长文化不多，但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还是满有一套。班长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还有啥可说呢？什么尊重老兵让老兵先发言都顾不上了，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多次以后，由我第一个发言，几乎成了我们班的定势。那时候的发言，也是有套路的，如果是学习讨论最新最高指示以及两级军区的文件，无非是旗帜鲜明的表明坚决拥护，甚至是热烈欢呼的政治态度，然后，再层次分明地说几点初步体会，如果是批林批孔或者评儒反法，无非是有针对性地引用伟人们的某些名言警句，把鲜明的政治观点亮出来，然后例举批判对象的某些言行，然后再用正确理论，对反动言行进行剖析和批判，然后义愤填膺地指出批判对象的最终目的，是想让历史的车轮倒转，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然后再表明革命战士紧跟毛主席，誓同批判对象斗争到底的立场和态度。那时的发言，要是记录下来整理一下，倒有点像一篇政论文，更像一篇批判檄文。读书太少的战友，讨论发言着实比较吃力，说不出什么道道，多半都是把伟大领袖赞颂几句，再咬牙切齿地把批判对象骂上几句就算完事。我们副班长干体力活可以说是整个分队第一，但学习讨论就差得多了。副班长发言时，非常喜欢应用“不但……而且”的递进句式，说得非常独具个性。他不但把“不但……而且”连在一起说，而且几乎每句话开头都有“不但而且”四个字。比如他说：“孔老二不但而且鼓吹克己复礼，还不但而且周游列国”。尽管如此也不会有人笑，因为是政治学习。半天讨论四个小时，需要很多的话来说。我每次发言时，班长总是要我不着急慢慢说，甚至还一次又一次地往我茶盅里续水，副班长和其他战友也投来目光，希望我说得越多越好，占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免得四个小时用不完。如果出现冷场，哪怕只是被排长遇见了，班长都会觉得没有面子，更怕被说成“政治觉悟不高”。文革时期，对军以下基层部队干部战士在讨论时的发言，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于是，我不负班长和战友的希望，每次都第一个发言，畅所欲言，大说特说，说个没完，有时干脆说到课间休息，休息以后接着再说。如果半天的时间还用不完，班长会安排我从报纸上选读一些相关的文章。那时候，小报抄大报，我们班里拥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战旗报》和《西藏日报》四份报纸，随手拿一张，上面都有紧扣大好形势的革命文章。班长要求我边读边讲，让我真有点重操旧业当教师的感觉。
　　 更有意思的是，派人驻到山上去砍柴或者派人到二十里外的农场去抢种抢收，我要求去接受锻炼班长都不要我去，说是需要我政治学习讨论时带头发言，长时间发言；找到排长，排长回答：“你去了，队列训练时，我叫谁示范动作？”分队首长也不同意我去，要留我下来教大家唱歌，还美其名曰我的字写得好，要为分队书写标语，组办学习体会专栏和革命大批判专栏。
　　 在当战士的时候，就政治学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还享受过两次“特殊待遇”。一次是入伍的第二年，团里举办学习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批判林彪“六个战术”培训班，参训人员都是干部，但团政治处点名要我参加。第二次是最新最高指示“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发表后，西藏军区在位于拉萨东郊的军区教导大队举办理论讨论班，孙玉山政委等军区首长亲自出席。如此高规格的讨论，上级只给我们团分配了两个名额，居然是团里的一名副政委带着我这个战士去参加，让我有机会亲耳聆听了一些军职、师职、团职首长和军区政治部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讲话和主题发言。
　　 多少年以后，想起那时所学的所说的所做的，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并非一切都错了，至少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没有错的。抛开那个时代的政治元素，就那个时代的养育，我始终有着抹之不去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