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王跃文这个名字很久了，也知道他的作品有一个特定的标签，叫做官场小说。官场小说不是什么新鲜的门类，晚清的官场小说影响就很大，什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中国之现状》等等对于当时的官场描摹是堪称深刻的，讥讽的笔触下是作者一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在刻画出官场生态的细节下也推而广之展示了国民的劣根性，因而，那些小说又被称为“谴责小说”。
　　 中国的传统阶层划分一直是以“士农工商”为序的，和日本不同，日本的“士”指的是武士，中国的“士”指的是士大夫。而士大夫作为精英阶层多半是滞留在官场上的，学而优则仕，一般人是爬不上去的。惟其如此，自古至今，中国的官场生态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状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形，也包括着信仰、喜好、价值观等等。不管是什么朝代，无论是开明的两宋还是缺少书卷气的明清两朝，尽管文人待遇不同，甚至于天壤之别，但文官势力都是国家最有分量的那个群体，套用鲁迅先生关于“脊梁”的说法，中国的官吏才是真正的脊梁，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分量是另外一回事，牌坊至少还是在他们肩膀上。
　　 精英治国不是什么稀奇事，很自然，公务员至今依然是很吃香的行当。三更灯火五更鸡，我们当然认可这些经过层层选拔杀出一条血路的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他们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他们的操守也应该能够过得去。圣人早就训诫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招呼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还有“立德，立言、立功”等等，都是光照千秋的箴言。洗脑洗了几千年，总该不会数典忘祖吧。
　　 但是，吊诡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知行不一从来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期以重望的士大夫精英们翻脸比翻书都快，他们的操守在利益面前纷纷崩盘，他们的智慧更多地消耗在无止境的官场斗争当中，他们没有把官场当做自己的炼狱期待着浴火重生，而是当成了柏杨先生所定义的“酱缸”，在里面自娱自乐，终而面目全非。至于原本他们应该负责的苍生百姓，就真应了农村的一句俗语：新娘进了房，媒人扔过墙。
　　 王跃文的《国画》就是描摹当代官场的一步力作，无论是场上的球员还是场下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似曾相识的面孔，虽以小说的载体出现，却有一种让人战栗的真实。
　　 年轻的副处长朱怀镜因为换了个单位无所事事，无非端茶倒水之类，然而他画家朋友的一幅画却无意中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拐点。先是处长看上了他的画，他那特立独行的朋友李明溪出于无奈也就答应了他，尽管李明溪在画中暗藏了挪揄但处长也没看出来（他在一幅描摹春天的国画上画了两个蚕宝宝，暗示对方的“蠢”），顺利过关。又引得了嗜好风雅的副秘书长柳子风的胃口，自然又是送画，自然又是收获了柳子风的认可，之后又通过送钱结交了当时的副市长皮德球，瞬间整个荆都官场上的万花筒在他面前全部打开，他迅速置身于聚光灯下，各色人等向他走来，他看起来官运亨通，顺带也交了桃花运，但眼前的光怪陆离、迷幻刺激，又让他时常感觉险象环生身心疲惫，就在他最大的靠山皮德球倒台之后，他还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以胁迫的方式成功逃离并获再次升迁。
　　 朱怀镜也是个当过副县长的人，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个县级干部在更高层的格局里其实什么也不是，小县城里当然也会有些迎来送来私相授受之类，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市一级机关里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他几乎是以孩子般透明的眼光来看待荆都市官场这个潘多拉的盒子的，一旦打开，自己完全被裹挟，一边享受一边挣扎，再一边挣扎一边享受，循环不迭，近似于加缪的西西弗，每天都把石块往山上推，却只是永远在推，却显然没有那样的悲情。
　　 我尝试着努力着在这样的官场里找到哪怕是只有一个我所推崇的具备士大夫情怀的官员，然而，让我失望的是没有。在这个酱缸里，只有朱怀镜相对要好点，尽管，他还几乎是包养着一个情妇梅玉琴，他的发迹之路不见得磊落，对于溜须拍马阿谀逢迎也是轻车熟路，他并没有做过哪怕是一件颇具政绩的民心工程，他只不过是一面参与一面唾弃，天良尚在而已。
　　 从最小的官开始历数一下吧！派出所宋所长就是个地头蛇，吃拿卡要属于小儿科了，致力于打造警匪一家的“和谐”氛围，与“人民警察”的称号相差十万八千里；市长秘书方明远年纪轻轻就开始欺诈商人裴大年，既算是索贿用来行贿还不忘趁机捞一把，想必也是屡试不爽，眼睛始终向上，官迷心窍；副秘书长柳子风附庸风雅道貌岸然，让家里的小保姆怀孕还恬不知耻地认作女儿，甚至还推着残疾的妻子在电视媒体上秀起了恩爱，也算是挑战了脸皮的极限；副市长皮德球常年与商人厮混，作风糜烂，嗜好豪赌，信任江湖术士，纵容子女侵吞国家财产，还与电视台女主持人保持不正当关系；原乌县县委书记张天奇翻云覆雨，只手通天，动用共权力给领导送钱送女人，自己顺道中饱私囊，另外，他最令人恐怖的是他权谋老道，深不可测，动起手来不动声色，依然继续高扬在仕途的康庄大道上……
　　 那么非官场上的人又有什么表现呢？陈雁，漂亮的电视台女记者，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副市长，已经做起了女主人的春梦；袁小奇，江湖骗子，通过结交官场中人正名之后，迅速沐猴而冠，摆起了政协常委的谱儿了；鲁夫，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卖身江湖骗子，为虎作伥，一旦钱没有到手，又立刻翻脸，不亚于下三滥之流；四毛，一个老实巴交的乡村青年逐渐地也被“城市化”了，开始惦记着自己姐夫的那点权力了。当然，毕竟不是体制内人，约束他们的是法律法规，我们不能苛求，女人攀高枝儿，生意人想赚钱，文人想着名利双收，江湖骗子想洗白自然也能理解。这些人原本也不是王跃文的批判对象，他们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更好地烘托中他笔下“官”的形象。
　　 官场小说，要的就是那个“场”，他们能够自由进出“场”内“场”外，拓宽了“场”的范围，让读者能够多一些视角看待场内中人。
　　 好在就在这个“场”外，王跃文还给我们描写了几个相当美好的人物：最后疯癫的李明溪，是个名副其实的画家，天分极高，造诣不凡，无意名利，唯艺术无他，是个干净的不能再干净的人物；记者曾狸，名校毕业的背景，四处漂泊，守着心里的一盏明灯，痴心不悔，自己连一顿饱饭都没着落，却始终惦记着为弱者代言，这是新时代的堂吉诃德；装裱师傅仆未之一生坎坷，但古风犹然，所谓“惯看丹青知黑白，永入苍茫无炎凉”，是一个智者的化身。这几个人不在官场，没有官场的那股虐气，是朱怀镜最为信任的人，也算是朱怀镜的一种假想和寄托，也可能算是作者的某种理想的落实。可是，作者特意安排了几个人一到前往“且在亭”的时候，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原本就可能亦真亦假，而几个人回来之后都又有谶语昭示，并且最终成为现实，就这几个像是在混沌中执拗地发出微弱亮光的人终究走的走，散的散，疯的疯，成为绝响，不过是落下尘烟几缕和斯人的惆怅。且在亭的隐喻我们可以认为是作者的艺术化处理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中国长篇小说里司空见惯，无非是作者“借他人言”参与自己的判断，同时多少让小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但是，由此显示出作者的悲哀和失望则是显而易见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显然，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不能不提及一下小说当中的第一号女主角梅玉琴。这个三十来岁的老姑娘美丽、善良、干练，出污泥不染，算起来也是美的化身之一。她为爱而爱，不计名分，从无非分之想，也从没有想过利用朱怀镜，是朱怀镜的精神家园。作者动情的描摹也让读者唏嘘不已，毕竟物欲红尘中，像这样的女子实在是太少了，和势利的陈雁相比，她都有点天外飞仙的感觉了。她的美丽优雅让我们忽略了他们进行的是一场不为社会认同的发生在错误时间里的爱情，也忽略了对朱怀镜在感情的天平上玩火应该持有的排斥态度。一句话，这个梅玉琴满足了在官场上疲惫的中年男人对于女人的一切幻想，但是理性告诉我们，作者的这个女人描写的并不成功。一个在是非之地摔打了十几年的职场女强人什么人没见过，怎么可能就对朱怀镜一见钟情？一个守了十几年的老姑娘怎么可能在三两次接触之后就献身于一个平常不过的副处长——梅玉琴自己也是副处级的级别，有违常理的。还有一点也是，她能在这个酱缸里浸泡十几年不为所动，怎么可能就因为二十万被打发最后身陷囹圄，不合情理的。
　　 这样的人可能有，但出现在文学作品里，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物来分析。现实生活的真实在文学作品里未必真实，反之也是。作者自然会清楚这点，他这样留有破绽般的处理要么是因为故事不好结束，显然这样的女子是没有归宿的，只能处理掉——变质、坐牢、离开、死亡，几选一的问题，作者没有勇气将他们俩写到一起，甚至都没想到他们有可能在一起，为什么不行呢？最后选择了妥协，让梅玉琴成了一个受贿者，破坏了这个女人性格的完整性和一贯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者是有所寄托，在污泥堆砌的沼泽里说不定也会开一两株恶之花，会萌生一些美好和希望。
　　 梅玉琴也好，李明溪、曾狸也好虽然三五笔已见精神，但毕竟只是点缀，小说绝大部分的篇幅还是在写官场。没有尽头的吃喝宴请，没玩没了迎来送往，还有喋喋不休的拉关系托门子，是小说当中的常态，串联着故事的始终。人物翻转，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还有官斗，拉帮结派，唇枪舌剑，暗流涌动而不动声色，令人叹为观止。只能说，中国人的智慧在官场上放大到了极限，官场是战场，是最高技术含量的舞台，大浪淘沙，只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啊！
　　 只是，我们怯生生地想问一句，这些都是谁的官？我们还敢称他们为公仆抑或是父母官吗？
　　 这是个近乎绝望的牌局，作者当年是亲身经历的官场背景和三十几岁的锐气直击官场，勇气可嘉，精神可赞。
　　 他当然没有能力解开迷雾，所以，整个小说里只有淡淡的忧伤，尤为可贵。
　　 小说写的时候是九八年，快二十年了，作者最终也离开了他所熟悉的观察做起了专业写作的营生。他之所以对官场写的那样收放自如，显然是因为他曾经就是官场中人，每个人都在他身边走过，他只是在复述他曾经亲历过的事情，他自己可能都很难分清哪些是他作品当中的人，哪些是实际生活当中的人。
　　 面对文学作品，我们通常会谈论写作上的技巧，事实上进一个世纪的小说书写也是千姿百态，普鲁斯特的意识流，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多角度复述，卡夫卡的超现实等等都是人们热衷的话题。然而，正如写出《巨人的陨落》这套超级畅销大书的肯福莱特所言，他敬佩那些用文字和新奇结构进行文学实验的作家，但他从不这么玩。他只是为了让读者保持着继续阅读的冲动，感受到阅读的愉悦。同样，《国画》这本小说当中，技巧肯定不是作者所追逐的方向，他所有的动力都在于把那个“场”描摹下来，越真实越好，越让人信服越好，所以最为真切的描述可能是能够提炼出来的最大的所谓技法。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办公室一二把手的微妙关系，比如那些出口而来的官腔，还有官员们瞬间变脸的技艺——先总是打哈哈，切入主题之后瞬间严肃，事情谈完之后又能嘘寒问暖；还有陪领导打麻将；接见谁不该接见谁；行走坐立等等作者写起来是惟妙惟肖，我相信接触过的人迅速会取得同感，而体制中人则是后背发凉，汗毛倒竖，真有阿Q般的杀伤力，警醒是必须的。
　　 不过，作者可能没有想到，这本书也只是在当时卖着比较火而已，书籍本身并没有达到它应该能达到的鞭策和警醒作用，十几年当中，“苍蝇老虎”不断，贪腐之严重令人咂舌，《国画》不仅仅有了余音余韵，而且有了“升级版”。
　　 如今已经不再年轻的王跃文恐怕再难有那样的力度了，在《国画》的续篇《梅次的故事》当中朱怀镜已经是相当好的干部了，连时常春心荡漾的他也只是极其偶尔地偷了一次腥，或许，朱怀镜也长大了——我只能这样理解。作者估计自己也感到乏力，索性把官场挪到了古代，《大清相国》是他最近两年的一部小说，推崇的较多，我却兴趣不大了，不如读真正的历史。
　　 当然，像《国画》这样的小说肯定获不了茅盾文学奖，连解释都不需要。不过话说回来，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往往虽然“矛盾”很少，影响力较大的也不见得有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