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曾国藩
　　
　　 话说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时期，有个叫司马迁的人，他继承父亲的职位，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原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他的官，可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李陵大家应该都知道，《苏武牧羊》讲的就是他和苏武的故事，获罪下狱，受腐刑。其实，刚开始不明白腐刑是什么，后面查资料了解，腐刑也称宫刑，汉代孔安国：“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女子幽闭，次死之刑。”简单来说，就是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当时人们认为，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这对司马迁来说，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遭受多么大的摧残和打击。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便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羞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以来远矣。”可以说，宫刑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最耻辱的惩罚，刚开始他也想自杀，可一想到《史记》还没写完，于是，便忍辱负重苟活下来，发奋写完一百三十篇，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学绝作《史记》，司马迁自己也因此名留青史。鲁迅先生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此，又过了一千一百余年，北宋又有一个复姓司马的人，也写了一部史书，称作《资治通鉴》，而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对于司马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小学有篇课文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起初，很容易把司马迁和司马光搞混淆，其实两人差远了，中间隔了一千多年，而且，司马迁是陕西人，而司马光是山西人。司马光比起司马迁，命运较好一些。司马光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甲科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且后来担任的官职更大，从通判到龙图阁直学士，资政殿学士，一直到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不过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俩都担任过史官，也许这也是写出鸿篇巨著的一个关键因素吧。司马光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国家弹精竭虑，忠心耿耿。元佑元年，司马光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赵煦，赐碑名“忠清粹德”，以彰司马文正之功，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著《资治通鉴》其实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的功劳，还有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才完成，共294卷，记载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此书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论，精粗不杂。”历来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书中把历史的君主，根据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可以说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都会去读一读，对治政育民有很大的帮助。明太祖朱元璋“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清圣祖康熙“事关前代得失，甚有禆于治道”，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非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的很，充满了辩证法。”看来，他们对这部书的评价很高啊。毛主席能把它看十七遍，我们难道就连看一遍都做不到吗？其中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一点毋庸置疑。
　　 《资治通鉴》与《史记》相比，更偏重历史中的关键事件，比如重大措施政行，重大谏言，而《史记》偏重渲染细节刻画人物，有点写小说的味道，所以《资治通鉴》更简明扼要，可以以较短的时间，了解更多的历史事迹。在文中，司马光在论述历史史实的同时，还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臣光曰或太史公曰”，更能加深了解作者本人的内心想法和其中蕴含的道理。记得在周纪一中，晋国大臣智宣子识人不清，立智瑶为继承人，导致晋国灭亡，司马光就此论述了才能和道德的不同，原文讲“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翻译一下，就是臣司马光说：智瑶的灭亡，主要是因为才能胜过了道德，才能与道德不同，不过世俗之人不能分辨，一概称之为贤能，这就是识人不明的原因所在。所以说，才能和道德是完全不同的，聪慧、明察、坚强、勇毅是才能，而公正、耿直、中庸、平和则是道德，才能可以辅助道德，道德应该统帅才能，只有正确分辨出这两点，才能更好地去任用贤能。德才兼备的人叫做圣人，无才无德的人叫做愚人，德胜过才的人叫做君子，才胜过德的人叫做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就是，即使得不到圣人和君子，也不要选择小人，不如选择愚人，为什么呢？君子用才能来行善，小人用才能来做恶，用才能行善，善行无所不至，用才能做恶，恶行也就无所不至了，愚人即使想作恶，却因为智谋不周全，力量不充分，不足以成就他的奸计，小人则不同，自古以来，奸乱之臣，败家之子，大多才能有余而道德不足，因此而亡国灭家。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能够明察才能与道德的区别，识人要清，不然会像智伯那样被赵襄子诛灭，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在后面显王十年记载商鞅变法一事，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确定改革的法令，商鞅担心民众不信任自己，于是，在国都集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对人们说：“有能把木头扛到北门的，奖赏十金。”民众对此感到奇怪，觉得难以置信，商鞅又说：“能扛走的奖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头扛走了，果然得到了五十金，于是，法令终于下达了。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不陌生，而这个故事又能反映出什么？司马光也说了，诚信是君主的无价之宝，国家由民众来保卫，民众则由诚信来保卫，没有诚信，就不能役使民众，没有民众就不能保卫国家。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的盟誓，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国的利益，秦孝公不废除扛走木头的奖赏，这几位国君处在战国乱世，天下之人追求智谋与强力，可是，他们尚且不敢忘却以诚信来安抚民众，更何况是治理太平之世的当政者呢！其实，做人也应该是这个道理。论语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诚信乃人之根本，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们都应该诚实守信，这非常有必要。
　　 看完《资治通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每卷开头所注的起讫时间，读起来诘屈聱牙，且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如周纪开头“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看起来很古怪，而后查资料了解到，原来，书中所用的纪年法，不是常见的天干地支，而是天皇语言，称太岁纪年法，也分为十干、十二支，其中著雍对应戊，摄提格对应寅，玄黓对应壬，困敦对应子。这一点以前根本就没见过，读过才知道，真是长知识。《资治通鉴》可谓经典巨作，但经后世史家、学者考证，其中也存在不少失误和缺点，史家严耕望指出，书中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不对。还有，对于“王莽毒死汉平帝”一说，据考证，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而司马光却作为历史史实来写，有失严谨。《资治通鉴》中也有不少缺点存在，如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可不管如何，《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和影响意义是不朽的，他为我国很多历史事件，都提供了有效的佐证，而司马光也因此名垂千古，小时候砸缸救友，长而著《通鉴》，居官至伟，且鞠躬以报国，实乃能人也。
　　 说实话，《资治通鉴》文思深奥，不易理解，只是粗略地读了一遍，懂得一些浅显的道理，但此书是很值得深究的，以史为鉴，总结前人的经验，会少走很多弯路，倘假以时日，修就心怀家国、天下，成为德才兼备之人，孰犹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