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不够，三百六，再敲多了是饶头”。
　　 小时候听大鼓书，内容没记住，倒是记住了上面那句话。
　　 这两句话说明唱大鼓书的都能敲鼓，敲够了360下，才开始言归正传。当然，谁也没有一下下地数着，敲多敲少，与到场的人数有关。
　　 那时，没有太多的娱乐方式，电影，百年不遇；唱戏，千年等一回。倒是唱大鼓书的，带着两片嘴，一只牛皮“战鼓”和竹板，一个支架，道具简便，说来就来，说去便去。
　　 我们村庄农闲时，经常请唱大鼓书的，每晚15斤大米或20斤小麦。
　　 唱大鼓书的年轻人是生产队长请来的。队长在街上书场里卧底几天，认为这人唱的最好。一群唱大鼓书的都替他收钱。街上书场收摊后，队长同志就帮那人提着鼓，扛着支架，请到了生产队，晚上由队长管饭。吃了饭，有小孩簇拥着来到村庄中心的空地上，设了临时书场，支起牛皮战鼓，开始了漫长的敲击，直到人到得差不多了，他才停止敲鼓，开始说“书帽子”（现在称作小品或段子）。
　　 那人姓余，自称“余大白话”，村庄上的人都叫他“余说书”。
　　 余说书的大鼓书亦说亦唱，即说一段，唱一段。有人反对，说你别唱了，光说吧！说比唱更能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附和者甚多。但有一人持不同意见。这人名叫秀梅，是我们村庄上的漂亮姑娘。她声音很高地反驳说：我看唱的比说的好听！再说了，人家一个劲儿地说，累不累？唱，就是歇歇嗓子呗！
　　 秀梅小学虽没毕业，但在村庄上也是文化人，加上人漂亮，说话没人反对。她上学时就爱听大鼓书，常常放了学跑书场上听。人家说到下午两点，她听到两点，回家饭都凉了。起初，嫂子还给她留饭，后来就不留了，她回家一看没饭了，就空着肚子去上学。后来，嫂子在哥跟前说三道四，哥就跟爹说，不叫她上学了。后来，村庄上的人都知道她失学的原因，给她起了个绰号“女书迷”，“书”是大鼓书的“书”。
　　 这天晚上说的是《烈火金刚》，余说书刚报上“书名”，我三叔就坚决反对，他说：还是说“老书”吧！俺们爱听老书！“新书”听着没劲！下面的人一片附和声：说老书！说老书！秀梅也支持说老书。
　　 余说书说：这恐怕不行，我怕被大队干部逮住了！
　　 秀梅说：找个站岗的不就没事了。
　　 三叔说：叫“碾子”去，他又听不懂说的啥，给两个工分算报酬。
　　 “碾子”名叫孙其保，智障人士，比较听话。队长叫道：碾子，给你五分，你去村口站岗，来生人了就学狗叫。秀梅说：不能学狗叫，村庄上到处是狗叫，别自个吓着自个了。咳嗽两声就知道了。碾子是我们村庄挣工分最多的，只要有工分给，叫干啥就干啥。他领了任务，屁颠屁颠地走了。
　　 安排停当，余说书宣布今晚说“老书”《十把穿金扇》。这部书大家都没有听过。余说书说到十二点散场，主人公陶家双胞胎兄弟才出场。
　　 我小时候也是个“书”迷，每天晚上都是第一个到书场。余说书还没有来，我去饲养室找他。生产队饲养室有三间草房，两间喂牲口，一间睡人。余说书说到午夜收场就去饲养室休息，他的战鼓和鼓架就放在饲养室。我走到饲养室附近时，就听见秀梅在说话：余大哥，今晚陶文灿跟第二个小姐能结婚吗？余说书说：别急呀，一会你就知道了。秀梅又问：你天天在外说书，家里边还有啥人？余说书说：我父母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死的，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秀梅叹息说：俺比你强，俺就死了一个娘，是爹把俺和哥养大的。余说书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我是孤儿，你是单亲。
　　 我故意在不远处咳了两声，只听秀梅说，该去书场了。听见脚步声，我赶紧跑了。
　　 秀梅比我大了六七岁，我入学时，她已经缀学了。而余说书可能比秀梅还要大一些。这俩人看起来比较般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夫妻相”。同时，我发现秀梅经常去饲养室找余说书，一呆就是一顿饭的工夫。出来时，她还替他背着蛋糕盒一样的“牛皮战鼓”。
　　 这个余说书很听秀梅的话。余说书到午夜十二点准时收场，无论怎么劝，他都不肯再说了。借口是他天亮还得去远方的某个集镇说书。那时，村庄上的人都没有表，余说书戴个手表，他说几点就是几点。那天夜晚，正说到陶大公子陶文灿遇到第五个姑娘，两人一见钟情，便说时间到了，秀梅站起来说：再来一段！正热闹哩！余说书犹豫了一下，还是重新支了战鼓，又说一集。之后，大家想继续听，就撺掇秀梅出头。
　　 秀梅跟嫂子原本关系不错，但近来为了婚姻问题，两个人闹起别扭。秀梅嫂子姓王，是王营大队人，她和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是本家，想把秀梅介绍给支书的儿子。这门亲事的优点是支书家庭条件好，缺点是支书的儿子是二婚。秀梅原本不想同意，架不住嫂子、哥哥软硬兼施，就答应了。定于农历十月初八（也就是明天）去嫂子娘家相亲。吃晚饭的时候，嫂子安排她明天穿啥戴啥，可秀梅突然来一句：不去，我不同意！
　　 嫂子说：不去？那你早点咋不放个屁？
　　 秀梅说：从头到尾我就不同意！是你想巴结书记，又不是我！
　　 嫂子说：我巴给支书？结婚了谁吃香哩喝辣哩？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没见过你这么没良心的女人！说着，竟哭起来了。
　　 哥哥这时听见老婆哭了，便来骂秀梅，爹也帮哥哥骂。秀梅气的也哭了。
　　 我家离秀梅家不远。听见秀梅哭，我也躲在草垛那儿流眼泪。这时，村庄中心的书场上突然“咚咚咚”、“咚咚咚”地敲起了战鼓，秀梅“嘎”地咽回哭声，赶紧洗了一把脸，掂着马扎子听书去了。
　　 《十把穿金扇》说到第十个晚上，才说到陶家两位公子把扇子赠给十位美女。接下来可能更加热闹了。可就在这一晚出了问题。在村口放哨的碾子居然靠在树干上睡着了，大队革委主任与民兵营长像鬼子一样悄悄进村，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余说书反应很快，立即叫道：何大拿！你这个狗汉奸！
　　 革委主任说：别他妈装腔作势了，我们听了多时了！公子小姐，才子佳人，封建余孽，能瞒过我们吗？民兵营长说：宣传四旧，宣扬封建迷信，胆子不小呀！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和秀梅都离余说书很近，只见余说书快速地退下腕上的手表，塞到秀梅手里，便提了战鼓，扛上支架，在两个干部的押解下，离开了我们初冬萧索的村庄。
　　 余说书被带走，最伤心的是秀梅，她第二天便去大队问看门人，余说书关在哪里？看门人说送公社去了。秀梅又步行18华里，去公社询问，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每逢集日，秀梅便去街上书场寻找，街上有不少说书的人，说的都是什么《红旗谱》、《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之类的新书。而余说书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所踪。
　　 近乎绝望的秀梅，在哥哥、嫂子、父亲的逼婚之下，爬到饲养室的屋顶上，义无反顾地跳下来。但她并没有死掉，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戴在手腕上的那块“钻石牌”手表还在坚韧地转动着。
　　 秀梅成了植物人。
　　 哥哥、嫂子分家另起炉灶，老爹带着卧床的秀梅艰难度日。
　　 1979年秋收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了，中国政治生态悄然改变。此时，秀梅已在床上躺了三年，喂饭喂水、大小便都是爹的活儿。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电视机逐渐走进农家小院，“说书”这个行当也退出乡村舞台。
　　 这天上午，有个三十好几的胡子拉茬的人来到我们村庄。那时候我已在乡中学上班，但我吃住还在家里。所以，我看见此人就一眼认出他就是余说书。我问：是余说书吧？来找秀梅吗？他忙说：是呀，是呀，我在街上听人说秀梅成植物人了，可是真的？我点点头说：当然。都是因为你！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他说：那天夜里他们把我往公社送，半路上我跑掉了。天亮时跑到白露河南边的固始县，在那儿流浪了五年。又问：秀梅还在老地方住吗？我说：是。她哥搬出去了，她父女俩住着老房子。余说书向我拱拱手说谢了，便朝秀梅家走。
　　 我尾随其后，看见余说书进了秀梅家中，接着传来男人的哭泣声。我站在门外，看见秀梅躺在床上，她爹正在给她擦脸，她的手腕上还戴着那块表，只是停止了转动。
　　 到了夜晚，我听见敲击笆斗底儿的声音，“噗噗噗”、“噗噗噗”，够不够，一百八，再敲多了是瞎搭。以前是敲够三百六，现在改成一百八，看来，生活的快节奏对说书人产生了影响。不过，村庄上的人都待在家里看电视，只有几个孩子在秀梅门前探头探脑，人们对“听书”已经不感兴趣了。
　　 接下来，余说书就留在秀梅家中。白天，跟她爹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开始敲起了战鼓（不知啥时候弄来的）。一阵“咚咚咚”、“咚咚咚”之后：“书接上回，花开两朵，各表一支，且说陶文灿陶大公子、陶文彬陶二公子赠与那十位小姐的十把穿金扇……”
　　 还记得五年前余说书没说完的《十把穿金扇》的人都知道，这是书接上回了。
　　 我有幸在七十年代末看过这本书，《十把穿金扇》，说的是明朝末年，一对陶氏双胞胎兄弟在10个姑娘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赠伞、寻扇、夺扇、护扇、失扇……再夺扇。剧中除了扑朔迷离的紧张与悬念，还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陶氏兄弟与10个姑娘之间的真爱、假爱、错爱、连环爱等复杂的爱情故事。
　　 我很想知道余说书说的与书本是否一致，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要去秀梅家坐会儿。
　　 余说书告诉我，他相信秀梅能够醒过来。先前他一直敲笆斗底儿，秀梅没啥反应，自从弄来这面小鼓，敲了三个晚上，秀梅的眼角竟然掉了一滴泪。我抬眼看了看，她的脸色蜡黄，双眼似闭非闭，伸在床沿上的手腕戴着的表，有个红色的秒针，在快速地移动着。
　　 余说书在敲击大鼓时，把门窗都关闭着，他说他怕影响邻居。在说书的过程中，他大多时候是唱，左手打着竹板，右手敲着鼓，唱腔里依然旧时的韵味，只是掺杂了一点点沧桑。不过，他说的大鼓书《十把穿金扇》与书本差别极大，难怪他总也说不完。
　　 秀梅醒过来是三个月之后的事，当时屋里只有余说书和秀梅两个人，外人不得而知。所以，听起来像个谣言。余说书告诉我，当时他正在说陶文灿和三小姐相会，执手相看泪眼之际，他听到了哭声，抬眼一看，秀梅正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哩！
　　 秀梅昏睡五年多醒来，显然是个奇迹，但她似乎失忆了，既不认识爹，也不认识哥哥嫂子，当然更不认识余说书。可是，只要余说书大鼓一敲，她就能记起某些事情。于是，他们在说一段大鼓书之后举行了短暂简单的婚礼。此后，余说书得经常敲鼓说书。不然，他连上床睡觉都会被拒绝。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余说书敲破了八面鼓，他也从“余说书”变成了“老说书”。
　　 我退休的时候，回老家一趟，晚上去秀梅家听了一段大鼓书。余说书的目光有些破碎，说话也远不如以前麻利，有时还有口水喷出来。倒是秀梅，还是40年前那样聚精会神，一脸丰富的表情，用心听着永远也听不完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