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还没落岭，地里劳作的人们就准备早早收工，心里已开始突突，老惦记着晚上的电影。地里，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颗粒归仓。苞谷杆晒得灰黄，缚成捆，被挑回家，上楼，码好。苞谷则早已挂满屋檐下的房梁上，墙上，像给老屋披上黄金铠甲。红薯也接近尾声，堆放着堂屋的一角和走廊上，小山一般，晾着，晾出糖分。花生晒干了，母亲把它装进蛇皮袋里，哗啦哗啦贼响，扎紧，锁进偏屋门边的柜子里。而我，一直眼巴巴地瞅着，喉结蠕动，吞咽口水。田已干涸，变硬，稻草干了，围在屋旁的苦槠树码成垛，高高的，像粮仓。谷子进了仓，粮仓在堂屋左侧的门后，满满的干嗦嗦的谷子，像土地一样瓷实。父亲板结了一年的面孔，终于有了笑容，自从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的笑容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大地裸露着，张开的皮肤开始收缩，绷紧，休养生息，也迎接冬天的莅临。村里，二伯大呼小叫的声音，如同高音喇叭，传播放映准备的进程，随着渐凉的秋风浪涌而来，搅得人们心慌慌的。二伯是个退伍军人，也是个闲人，别人忙着下地，他却坐在屋檐下，穿一身不知多长时间没洗油光发亮的旧衣裳，吧嗒吧嗒抽旱烟。他的嘴巴，鼻孔，整天冒烟，像烟窗，黑魆魆的。手里吊个塑料袋，袋里的烟丝暗黄，将写过字的旧本子裁成约二指宽的纸条，卷烟，呈喇叭状，一只接一只抽。我们这些小孩欢呼雀跃，向大娘屋后田里蜂拥而去，二伯抽够了烟，嘻嘻地跟在后头，露出又黄又黑的门牙，一惊一乍，吓唬我们，但我们根本不怕他，冲他伸舌头做鬼脸。
　　 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娘五十岁大寿，要在屋后的干田里放电影。那年代，村里没有通电，更不用说有什么电视，娱乐十分匮乏。除了春节偶有耍龙灯，舞狮子，唱洋戏外，赶场，道士做法事，参加的或围观的人不少，场面热闹，算不算娱乐，仿佛是又不是，说不准。除此之外，真想不起还有别的娱乐活动。农闲时，天一黑，大伙除了聚在我家老屋端头，坐在碓上闲聊一会，讲下白话，就各自回屋睡觉去了。自我上小学五年级起，开始流行放电影，无论红喜白喜，都放电影庆贺，几乎逢喜必放。更有甚者，有一家的老母猪下了一窝崽，原以为只有七八个，谁知竟下了十一个，主人家一高兴，放场电影以示庆贺。
　　 在农村，在那个小圈子，花钱事小，失面子事大。反正日子一天好似一天，你能放，我也能放，没钱，借钱也得放。因此，放电影成了办喜事的头等大事，重中之重。看电影，更是最新鲜最时髦最有趣的娱乐活动，谁不心动？
　　 四叔退伍转业，在外地工作，是我村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端的是铁饭碗。四娘在家，带孩子，种地，前一年的春天，四娘四十岁生日，四叔抠出钱来请人放电影。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扩散，惊动了四邻八乡，啧啧称慕之余，早已决定一睹为快。就在四叔屋前面十几米处的水田边，竖起两棵碗粗的长圆木，中间挂起一块大白幕布，风一吹，刺啦刺啦响。人们在屋檐下，在坡地上，或站或坐，看得专注，投入。我依稀记得，放的是《上甘岭》和《打铜锣补锅》，都是黑白片，《上甘岭》是战争片，年轻人爱看；《打铜锣补锅》是湖南有名的花鼓戏，老人喜欢。两边有桃树，枣树和枇杷树等，四叔很神气，板着面孔，像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来回巡视，用半方言半普通的话多次提醒我们，不能折断桃树枣树枇杷树……四叔走后，我们学着四叔的样子，用半土半洋的话说，话未完，已笑倒一片。电影放完后散场时，有人看懵了，失足踏进水田里，惊慌失措地大叫，妈妈娘呀，裤筒湿了，两脚全是泥。继而怨天尤人，看么格（什么）鬼电影，再也不看了。真到下一次看电影时，早把这失足之事忘得一干二净，屁颠屁颠又跑在前头，不愿错失一次难得的娱乐机会。
　　 四叔带了头，大娘家自然不甘落后。大娘有五儿三女，儿女众多，放场电影，是板上钉钉的事，前一个多月就定下来了。屋后的干田，宽阔，平坦，排列整齐的禾茬，是季节的遗迹，也是丰收的见证。柱子树起来，银幕挂起来，高音喇叭放起来，越大越好，响彻云霄，像巨大的磁铁，强力吸引着十里八乡的人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收工回家，扒几口饭，炒上南瓜子葵花子花生，赶去看电影。姑娘们要精心打扮一番，穿上漂亮的衣服，小伙子们着最称心的衣裳，刚洗的头发，倍亮，散发出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俨然相亲似的，被大人几番催促，别误了看电影。谁都经不住诱惑，谁都想去，可留谁看屋，就成了头疼的麻烦事。大人小孩争执不下，末了，小孩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伙伴们溜之大吉，留下大人干瞪眼，惋惜不已。其实，小偷也爱看电影，哪顾得上趁虚而入掠夺一番。
　　 放映机已安好，往银幕上投射出一束强光，未正式放映前，一般放一段宣传片，或者村长借机宣布村里的重大事情。放映员姓许，是高校长的老婆，高个，还有一男的，放电影有年头了，大家都熟悉。放映的设备，是从七八里外的梅树中学挑来的，早在一周前就已约好。机子有两担，四个大木箱子，一担是放映机、带子和幕布，另一担是柴油发电机，都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挑着担子，忽闪忽闪，翻山越岭，道路崎岖。这点苦，对农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放映机周围摆着不少木凳，这座位有讲究，如同坐席一样，有长幼尊卑之分，正亲戚辈份高的坐中间前排，其他随便坐，他们一边看电影，一边攀谈，一心二用。旁人嘛，近的自备凳子，远的要么与熟人挤一起坐，要么站着。放映开始了，那束强光，不断变换颜色，像魔术师，投到银幕上，有图有声有动作，活灵活现。
　　 先放《大刀王五》，武打片，一开始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得入神。打来打去，老人们看不甚明白，渐渐地失去了兴致，于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拉起家常。有人干脆嗑瓜子，先是一个，两个，有点害羞，像白天的老鼠，偷偷摸摸。一会，嗑的人多了，就放开嗑，如雨落旱地，劈哩叭啦，不绝于耳。说话的也多了，有老人，也有小伙子。小伙子们有意高声说话，一定是看中了旁边的某个姑娘，想引起她的注意。倘若那姑娘瞅他一眼，再与自己的闺蜜叽里咕噜，不时低头哧笑，则那小伙子更得意，更来劲，甚至有点激动，说话提高几个分贝，竟然“色”胆包天，用言语“挑逗”，与那姑娘搭上腔，询问对方的情况，还要联系地址，想进一步“发展”。旁边其他小伙子既羡慕又嫉妒，不甘寂寞，就兴风作浪，说痞话，打口哨，弹烟头，唯恐天下不乱。再胡闹，不会太过分，毕竟乡邻乡亲，几乎都认得，太过分，名声不好。有缘的，看场电影，成就一段姻缘。
　　 有搞恶作剧的，平时与村里的姑娘嘻哈惯了，姑娘问他要瓜子吃，他边嗑瓜子，边要姑娘自己动手，去他裤兜里掏。姑娘真地伸手去掏，手一伸进兜里，啊地一声，像触电一般，手立即弹了回来，把姑娘羞得无地自容。原来裤兜破了，直通大腿内侧，瓜子没掏到，倒摸到了一个硬硬的那玩意儿。这白话是堂哥秀说的，我哂笑，不信，哪有那么坏的人，秀拍着胸膛，信誓旦旦，说确有其事。
　　 《大刀王五》终于放完了，接着是《花为媒》，咿咿呀呀，没完没了地唱，唱戏，老人喜欢，像打了兴奋剂，看得目不转睛，伤心处淌下泪来。而我们小孩不喜欢唱戏，四处乱蹿，闹够了，歪在地上，睡着了。唱戏不到一半，有人哈欠连连，昏昏欲睡，站起来招呼家人打道回府，一个要回，一个不回，就争执起来，吵吵嚷嚷，如同海上起了风，掀起波浪。许多人擎着火把，陆陆续续离去，像萤火虫，四散而去。待电影散场时，剩不下多少人，放映员被高校长接回学校，无论多远，无论多晚，高校长独自一人来接，一如既往。都散了以后，夜将亮光和喧闹轻轻抹去，一切归于浓稠的黑，归于寂静，像没发生过一样。
　　 那个时候，我迷上了电影，迷上了那个热闹的场景，发疯似的追着电影跑。上初中时，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校寄宿，谁来学校担放映机，轻而易举就能打听到，晚上跟踪而去，有时一晚上跑两个地方，连看两场。为看一场电影，最远的一晚上跑了二十几里。现在，那放电影的劲头，那热闹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自从有了电视以后，很少在村里放电影了，加之年轻人外出打工，常年不在家，村子变得寂寥而虚空，就是有人放，也没人看。
　　 电影，远去了。热衷电影的二伯也走了，二伯有四个儿子，临终时只有大儿子在身旁，听说饿着肚子离开了这个无限眷念的世界。四叔退休多年，四娘多病，脸像树皮，皱皱巴巴，暗黄。我和妻每次回乡下，四娘向我们诉苦，说起她的病，说四叔嫌她看病花钱多，没给她好脸色。说到伤心处，泪哗哗而下，眼圈红红的，像得了红眼病。大娘九十多了，瘦得皮包骨头，两眼深陷，像干涸的池塘，嘴巴塌瘪，背如弯弓，整个人像缩了水，愈发瘦小，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我几次见到她时，她孤坐在门口，晒太阳，发愣，打盹。
　　 在农村，银幕消失了，再也挂不起来了。看电影，成了遥远的往事，成了记忆中浪漫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