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在上古时代，人类都是说同一种语言，他们决定同心协力建造高可攀天的通天塔（亦称巴别塔）。天上的神因为害怕巴别塔戳破云端，便令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人们不能如往常一样交流和协作了，造塔之举也就随着语言的分化而被荒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共同进行同一项事业的必要保证。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很多，自古以来就有方言分歧。方言的存在给交际带来不便，产生隔阂，为了克服方言给交际带来的隔阂，就要有沟通各种方言的共同语存在。
　　 秦并六国之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在这之后统一的文字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纽带，也成为我们汉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因。这件事还说明，至少到了先秦时代我们文字已不再统一，其实倘若文字尚不能统一，语言也一定有更大差别。《越人歌》的故事反映南方相邻的的楚、越两国的方言相差极大，甚至到了需要“翻译”才能相互理解的程度，显然南北方的语言自然会有更大的分歧。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 孔子讲雅言，读《诗》、念《书》、执礼时，用的都是雅言。孔子在正式场合都是讲雅言，雅就是规范的意思，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至圣先师孔子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坚持使用普通话授课的老师。日常生活中，夫子大约是操山东口音，但在诵读《诗》、《书》，或赞礼之时，就换成了当时的“普通话”——雅言。孔夫子有三千多徒弟来自当时的各地，各地的学生都讲自己的方言，孔夫子讲课的时候为了让来自各地的学生都听得明白，所以孔夫子在讲学的时候用雅言。当然，春秋之时的雅言，与我们今天以北京音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不同，它是以周王朝所在京畿之地的洛邑语音为雅言。
　　 方言的存在，给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和交流严重带来不便。要克服方言产生的隔阂，就要有沟通各种方言的共同语存在。春秋时的“雅言”，汉代的“通语”，明清时的“官话”，民国时的“国语”，均是盛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普通话，大抵这些语言都以当时的政治中心的语音为标准。
　　 明代时永乐皇帝朱棣天子戍边，迁都北京，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到清代满族统治者依然定都北京，所以北京音自然成了当时标准音。当然这里还要感谢明清那一批脍炙人口的白话小说，如四大名著，尽管它们中也不乏方言的因素，但它们无疑扩大了所谓“官话”的影响力。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显然有其历史渊源。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式，即“现代标准汉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识语言。
　　 推广普通话其实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拥有统一、规范的语言，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民族凝聚力的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法国作家都德的那篇《最后一课》；想到抗战胜利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的“占领区”强制推行日语；想到英语和美国的文化“产品”在这个世界上“爆发”式的流行……所以大力推广普通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顺便说一下，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方言也不一定要废除，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有些方言更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比如闽方言和粤方言中便保留了很多上古汉语的特点，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脚步越来越快，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有些方言已经濒临“灭绝”，似乎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一种方言一旦消失，我们便永远不可能恢复它，我们也便失去了它内部蕴含的所有文化信息。
　　 当我们站在西安的城墙，我们可能会想，北京的城墙要是不拆该多好啊！而当我们用普通话交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老北京话是不是已经渐渐被我们忘却。不要当城墙变成二环线，我们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永定门城楼的时候，才想起主张保留北京城墙梁思成先生；更不要等我们的孩子看不懂话剧北京人艺《茶馆》，读不懂老舍的《骆驼祥子》或是邓友梅《烟壶》的时候才想起我们又拆掉了一座文化的城池。
　　 我们应该说普通话，是否也应该保护方言，我觉得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