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国庆节过后的第三天，临时抽调到团里搞文艺宣传的干部战士奉令从各分队集合到了团部。
　　 团里组建的这个宣传队，由于不是列编单位，其名称叫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宣传队十一名军人中有一个干部、十个战士。我们团没有女兵，团里从地方招收了六个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作为部队的职工，有文艺宣传任务时就把她们临时抽调到宣传队。军人和职工加起来，总共十七个人。宣传队由团政治处负责领导，队长是从三分队抽调的一名排长。全队分设三个组，创作组、表演组和乐组，政治处领导指定我为创作组组长、资中入伍的黄建军为表演组组长、万县入伍的付绍吾为乐组组长。创作组就我一个人，给我的任务是，在负责创作的同时，为乐组成员，再就是负责给表演人员化妆。起初，还说要我担任一些表演任务，我感到事儿多，怕忙不过来误事儿，找领导说了说，领导在坚持“能者多劳”的原则下，答应了我不承担表演任务的要求。
　　 创作先行。根据部队生活的素材和兵演兵的原则，我抢时间争速度，加班加点地创作了快板《练兵场上》、表演唱《军民携手建电站》、对口词《祖国一片新面貌》、舞蹈《野营来到雪山下》和《高原丰收舞》等节目。在我们驻地的农村牧区，流唱着许多非常好听的民间歌曲和舞曲，宣传队的六个姑娘大都会唱也会跳，于是，我请她们唱一句我记录一句，记录完后稍加整理，曲和词都有了，印发出来，乐组照此演奏，表演组照此演唱，几乎是原汁原味地把驻地的民间歌舞搬进了军营，搬上了舞台。我们自己创作的节目，更是贴近部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有着非常明显的自我特色。
　　 排练是挺辛苦的，无论是歌舞类节目还是语言类节目，由于都是业余演员，缺乏基本功训练，有时一个舞台动作得弄上一两个小时，尤其是藏舞，貌似简单，但要跳好真的不容易，排练一个舞蹈，就可以把人弄得满头大汗。六名藏族姑娘藏舞跳得特别好，唱藏族歌曲也不错，但汉语太差，要用汉语唱完一首歌曲相当吃力。姑娘小巴桑嗓音高亢纯净，音域也不窄，我们很寄望她能同黄建军搭挡，演唱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红军走过的地方》等歌曲，但因汉语发音怎么都咬不准，只好放弃。
　　 宣传队人手少，得一专多能，一人多用。表演组几乎都是既要说也要唱还要跳，演出时有的同志得连着上三四个节目，特别是跳欢快的藏舞，常常累得气喘吁吁。乐组五个人，除了林建宗专吹笛子、陈甲高专拉二胡外，何老兵得交叉使用二胡和三弦，我得交叉使用二胡、杨琴和手风琴，付绍吾得交叉使用二胡和杨琴。
　　 在祖国内地，人民公社普遍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就有了，那时候呼喊的口号就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封建农奴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西藏，到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九七三年，农村牧区才普遍成立人民公社，比内地整整晚了十五年。我们宣传队除了执行到各分队巡回演出的任务外，应地方上的邀请，还得到全县各公社去庆贺演出。自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以来，在藏族人民的心中，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解放军。我们去演出，按团首长的说法，就是给翻身农奴送去共产党的关怀，送去毛主席的光辉，送去人民军队的祝愿。
　　 我们驻地县人口不多，但面积相当于内地县的两三倍。从我们团部出发，少数的公社，汽车可以开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路程，绝大多数的公社，根本就没有公路。团首长的要求是，车子能开多远开多远，没有公路就步行。
　　 我们第一次演出的那个公社，就有一半多的里程没有公路，全队同志都做好了步行的准备。没有想到的是，地方的领导对我们关怀备至，居然组织了二十匹马提前到公路终止的地方迎候我们。由于我们多数都没有骑过马，马一开跑，好几个战士都摔了下来。我从马背上摔下来时，还把背上背的手风琴摔掉了一个角。带队的政治处领导看我很是心痛，不但没指责我，反倒说：“没事儿，只要人没摔伤就好”。前来迎接我们的一位公社领导，当即要求一同前来的藏族群众牵着马走，让我们平平安安地骑在马背上。那天天气特别寒冷，但此时此刻，面对藏族同胞对子弟兵的鱼水深情，有如一股股暖流涌向全身，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地同翻身农奴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马被牵着走，由于速度慢，我们很快便消除了恐惧心理，并体会到了骑马的基本要领，不一会儿便可以单独骑行了。
　　 鉴于到农牧区路况很差，团里配属我们的卡车是炮兵部队使用的那种牵引车，抓力很强，但有一次，我们的卡车还是被困在了冰雪下面有一条暗溪的路上。大家只好下车，一齐动手，花了近一个小时，撬开冰雪，垫上石头，才使卡车挣扎着爬了起来。
　　 每到一个公社，我们得从头忙到尾，特别是我这个兼职“化妆师”，要给大家化完了妆，才能顾得上给自己使用的弦乐调音，实在忙不过来时，我只能给大家画眉毛勾眼线。繁忙的化妆的确还练就了自己的手上功夫。多少年以后，我陪老婆去成都的美容店纹眉，见那美容师勾出的眉形不尽人意，我干脆亲手为老婆勾出眉形后再请美容师做。站在旁边的美容师感到惊奇，连声夸我画得好。我说“不见得就有多么的好，只不过是在匹配脸形和五官的同时，考虑到了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段的兼容，以应对光阴的变迁。”
　　 我们下乡演出，距离稍微近一点的，一般是当天去当天回，哪怕是深夜时分才能回到团部；距离太远的，我们就带上背包，带上干粮，带上水壶，早上出发，下午到达，晚上演出，第二天再回来。那段时间，包括带队的团政治处领导在内，一个个都感到很疲惫，坐在车上，很快便会睡着。
　　 在马不停蹄的同时，我们偶尔也要耍一个礼拜天。这一天，我们会到流经本部的小河里去钓鱼回来补补身子。高原上的河鱼没有内地的淡水鱼那么聪明，甚至有点傻，我们用麻绳作鱼线，用铁钉弯颗鱼钩，连漂都没有，居然也能把它们钓上来，而且每次都会满载而归。西藏的河水没有污染，河鱼非常细嫩好吃，但很容易死，所以还得带上一个塑料桶，装上半桶水，鱼被钓上来后马上放进桶里。提水桶是个力气活，所以钓鱼至少需要二人合作，一个人垂钓，一个人提桶。钓上一二十斤，回来煮上一锅，大家凑在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如果不钓鱼，就到团部后面的半山腰的丛林里去捡来蘑菇，洗静后和着猪肉罐头，加上大蒜和四川的郫县豆瓣做成红烧蘑菇，又香又辣又营养。
　　 有句骂人的话，叫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话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天鹅肉特别好吃，要想吃到它只能是痴心妄想。可我们，真还吃过一次天鹅肉。那是一天下午，阳光普照，蓝天如洗，我们从农牧区演出归来的途中，发现距离一百多米远的河边的一片开阔地里，有一群天鹅正在觅食，那天恰好有团里的赵副政委在，他叫司机停车后，拿出他随身携带的一支步枪说：“你们谁来？只准打一只。”坐在车箱右前方的何老兵接过枪，顺势来了个立姿射击。何老兵枪法不错，一枪便打死了一只体重三十多斤的白天鹅。晚上，赵副政委叫夫人用高压锅压好以后分给我们吃，大家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但吃进嘴里，实在是不好吃，也许是一只老天鹅，不但肉质粗糙，而且根本咬不烂，让我们亲口偿到了神秘的天鹅肉居然是如此这般。
　　 通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演遍了驻地县的每一个公社。春节来临之际，我们到县里向县委、县革命委员会专场汇报演出，受到县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称赞我们是一支活跃在高原上的文艺轻骑兵。
　　 第一年度的业余文艺宣传任务完成后，为表彰先进，团政治处决定给予黄建军、温泽良、陈明清、宋道永、陈甲高、付绍吾和我七名军人各嘉奖一次。总结表彰会后的第二天，我们打起背包，回到了各自的分队和岗位。我回二分队后，没再回一排二班当机枪副射手，原因是我们分队的书记要调走，分队报经团首长批准，晋升我为分队文书。文书本来是连队才有的岗位，我们的分队是营的建制，按岗位设置应当是书记，但书记是正排职干部，我军龄才一年多一点，到老部队还不到一年，只能当文书，副排职，叫作以兵代干。不过，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文书就是干部苗子，所以文书岗位特别令人向往。
　　 以后每年，国庆节一过，宣传队人员便开始集中，宣传队的队长由排职干部担任，变成了由副营职的二分队李副分队长担任，创作组、表演组和乐组的组长，自始至终没有变，成员也没有大的变化，每年表演的节目，除了少量的保留节目外，大部分需要重新创作，特别是语言类的节目，必须紧跟形势。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一九七六年，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敬爱之情，由我作词作曲，创作了组歌《毛泽东思想颂歌》。组歌一共九曲，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谁主沉浮》唱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每曲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元素。现在看来，除了《继续革命》这一曲外，其他八曲都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有的曲子，比如《抗日烽火》中的“延河的水呀流不断，宝塔山啊高耸入云端，延安窑洞的灯光啊照耀着抗日前线……”很有陕北风味，我至今兴趣来了，都还会哼上几句或者用二胡拉一拉。对组歌，整个宣传队的人都基本上学会了演唱，但由于人太少特别是乐组势单力薄，最终还是没能把它搬上舞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宣传队里一九七一年入伍的三个老兵都已退伍，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变成了老兵，其中一半以上提为了干部，没能提干的也退出现役，复员回了老家，而在我们之后入伍的新兵，几乎挑选不出能搞文艺宣传的，由于后继无人，持续了五年之久的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不得不退出舞台。
　　 然而，我们所创作的好些个节目，特别是《高原丰收舞》，由于优美动听，藏味十足，不仅成了我们驻地县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而且还在农村牧区广为流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