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冯道是个很特别的人物。
　　 他的特别在于他的经历，他是个不倒翁。按说称得上不倒翁的人并不少，可是像他那样历经四个朝代十来个皇帝，做过六个皇帝的宰相或者是类似于宰相的官职，并得善终，中国历史应该仅此一例。
　　 简单复述一下他的经历吧。冯道，男（这个可以省略哈），河北沧州人，出身于耕读之家，性宽厚，好读书，小范围内文章写得不错，年轻时给人当幕僚，受到后唐皇帝重用，直至拜相。石敬瑭后晋取代后唐之后，继续拜冯道为相，并且遣他成功出访契丹，备受石敬瑭器重，临死委以托孤。后晋也没撑十几年，让契丹灭了，冯道也被掳，不过他在契丹皇帝跟前也能说上话，拍了一些马屁，居然保护了不少老百姓。接着历史的车轮又转到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对冯道也不错，封了太师，也还是一两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汉的寿命是最短的，开张没几年，郭威黄旗加身（赵匡胤黄袍加身算是跟他学的）建立了后周，继续超常规抬举冯道，又是太师、中书令的，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到了英武的后周世宗柴荣的时候，老人家终于挺不住，挂了，活了七十三岁，死的时候既有追封也有谥号。
　　 中国古代的士人总有这么句口头禅，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说白了，终极指标就而位极人臣当宰相，没人敢想当皇帝的。而相权和皇权自始至终是存在着冲突的，所以一般的宰相时间都不长，而且起起落落，除非是遇到了昏聩的帝王与奸佞的权臣，比如李林甫还有后来的蔡京秦桧之流。冯道不仅仅时间当的长，而且还跨越了几个朝代，这事对于他个人来讲，绝对是成就感爆棚的，所以，他自称为“长乐老”。
　　 他乐和，别人不干了。原因自然是他的政治道德——不忠，编《新五代史》的欧阳修说他“无廉耻”，司马光说他是“奸臣之尤”，编《旧五代史》的薛居正还用了个形象的比喻，说女人跟了俩男人都是不幸的，做人臣的哪能侍奉四个朝代十个帝王呢？直到近代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的时候，大体上还延续了这类评价！司马光和欧阳修是何等人物？文坛领袖，道德楷模，他们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
　　 可是，这对于冯道来讲，的确有点冤。
　　 他做了什么了？他真没干什么缺德事。后唐明宗的时候，老百姓日子过得比较安定，皇帝对自己有些放松，他对皇帝背起了聂夷中的诗歌《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皇帝还让左右把这首诗抄下来了，经常自己背诵，劝谏的效果很明显。此外，他还经常规劝皇帝要以仁义治国，自己做宰相也能打破门第的观念，重用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都是贤臣的举动。即便人们诟病他在契丹皇帝跟前的所作所为，契丹攻克后晋的时候，他见了辽国皇帝，皇帝问他干嘛主动入朝，他说无城无兵，怎敢不来？人家说的是实话啊！辽国的皇帝喜欢，封他为太傅，还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得救，他说佛祖出世都救不了，只有你能救得了他。说的也是实话，殊不知就是这些实话，多多少少缓解了契丹的暴政，挽救了不少无辜汉人的性命，要知道，你要是死磕的话，屠城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即便到了后周柴荣的时候，柴荣御驾亲征，冯道毫不留情地劝阻，柴荣说唐太宗不就御驾亲征吗？冯道说你柴荣根本不能和唐太宗相比。这话是有点扫兴，但柴荣也清楚他的本意还是为了柴荣好，为了后周的江山社稷好。
　　 可以说，虽然冯道不得已侍奉了四个朝代，但是有一个为官的准则他是始终如一的，就是对老百姓还好，对手下的人还好，对皇帝也还好，他只是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而已。连这都需要苛求吗？如果他当真就跟着那些皇帝拜拜的话，那他得死好几轮，他做的那些好事也就不存在了，兴许那些老百姓就更惨了。
　　 其实，老百姓包括当时的人都没拿那些说事，相反相当爱戴他——就是他的那些事换到今天，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们也会给他竖大拇指儿——这是个好官啊！他一生富贵，但恪守清贫，对生活要求极低，从不搞特殊化，也就是干干活，读读书，和手下人一道住茅棚子，自家的银子也是接济下人或平民了。儿子偶尔在家里整个乐队什么的，他知道后也是斥责的。人家给他送美女，他弄个屋子让人家住下，给人家寻找家人最后送回去，契丹过来的时候，他也是收罗百姓，有时甚至是花钱赎，能救一个救一个（有点辛德勒的意思），真是善莫大焉！
　　 民为贵，君为轻。可真正到了节骨眼上，没有多少君王或官员把老百姓当回事的。什么“守节、效忠、殉葬、必要的牺牲”等等，这些词汇就是为这情况准备的。冯道兴许没想那么多，那人读书并不是很多，当时就有人嘲笑他喜爱看少儿读物，不过他解释得也挺好，大道理不都是简单的嘛！（赵匡胤时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神似，但你说冯道和赵普就那个水平的话，打死也没人相信。）他估计也没那么掉书袋文绉绉的，很现实。首先得自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辽国回来的时候，手下人说咱们跑快点啊！他说傻啊！再快能有契丹的马快？故意慢人家才不怀疑，很精明。然后在自保的基础上，做力所能及的好事，并发挥到极值。加上私德很好，所以口碑也很好，结果那些个皇帝都相信他，喜欢他，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你以为你想服侍十个皇帝就能服侍十个皇帝吗？多少人溜须拍马点头哈腰，连个乡长都混不上的。这是人家冯道的水平，甚至可以上说是用脚投票的结果，都说他不错，那他就不错，与其说是皇帝信任他，还不如说是他的影响力左右了皇帝的判断。他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忠臣，但说他是能臣似乎也不过分。
　　 再说，这一切也不是自愿的，你以为他想那样？不是的。说起来他折腾了四个朝代，可是，谁知道这些个朝代那么短命啊，他当宰相或类似的位置一共三十一年，要是搁在汉武、万历、康熙、乾隆跟前也就是一个朝代。那样的话，他自然从一而终了，也就没有这些诸如司马光欧阳修这些人的污名化了。既然江山是轮流坐，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那么，与其选择君王，不如选择老百姓以及自己的官声政绩，这也是很能理解的。
　　 梁唐晋汉周，所谓五代十国，原本就是乱糟糟的一团，那时候的家国观念是很弱的，雷同于现在的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像冯道这些官员更像是个高级员工，老板经常换，跳槽很正常。冯道是跳槽最好的例子，绝不是唯一的例子，改朝换代只不过是皇帝的帽子换个人而已，其他几乎就是原班人马。宋朝的开国宰相就是后周的宰相，连杨家将杨业都是北汉的降将，阿Q说，和尚动得，我为什么不能动呢？
　　 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拿欧阳修和司马光来说吧，他们就一点瑕疵都没有？司马光以君子自律，私德绝对没得说，自己老婆因为不育主动给他买了个侍女，自己还主动回避，司马温公视而不见读了一夜书，第二天就给人家打发走了，最后过继了一个孩子延续香火。可是在政治上呢？一开始他和王安石为变法死磕，看到最后无法改变神宗的主意不也跑到洛阳去编《资治通鉴》吗？没见他老人家上演诸如抬棺死谏的好戏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韬光养晦算是政治智慧，然而当他真的咸鱼翻身做到宰相时，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不加甄别废除全部新法，要知道当时一些新法已经实施了好几年，效果很好并深入人心了，连曾经强烈反对新法的苏轼都说你总不至于连青苗法都废吧！到底是意气之争还是确为国计民生？只有他自己知道。
　　 再看看欧阳修，欧阳是文坛领袖，政治斗争也是不手软的。宋英宗接仁宗的班，一门心思想给自己的亲爹濮王追封个皇上，把法定的爹撂倒边上，司马光等重臣强烈反对——即便是今天我们也不大能接受，欧阳修揣测新皇帝的心思，翻烂了经史子集，给皇帝找理论根据。真要是斗学问，司马光不含糊，这时候蒋之奇给欧阳修帮腔，结果欧阳修赢了。作为回报，在满朝认其为奸佞之臣的舆论中，迅速提升蒋之奇。你能说欧阳修的政治品德没有问题吗？事实上，蒋之奇上位之后，因为和欧阳修的小舅子闹翻了，又立马参了欧阳修，把他从朝堂上赶走，成就了欧阳的一些羁旅文字。就这么个事儿，几乎就是一本烂帐，账本里没有一丁点老国家和百姓，写满了权谋和野心。坊间还对欧阳的私德有些非议（儿媳妇那事儿）——蒋之奇参的也就是这个，这个我们不能下结论，但是“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也是他自己的手笔，他对于纸醉金迷还是相当迷恋的。
　　 当然，人非完人。司马光也好，欧阳修也罢，都是名垂青史的人，这些小情况是不会让他们打折扣的。但是，作为后人，我们完全只看到他们光鲜的一面，而忽略他不太为人知的另一面，把他们抬上神坛，而相反仅仅就因为冯道在几个不同的朝代里混过饭而忽略他的实际作为，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就相当狭隘和武断了。
　　 钱穆说，面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我们面对历史的人物，也该有温情和敬意。打板子、扣帽子，一元评价，轻率地盖棺定论看似对于历史不公，其实说到底就是自己认知的缺憾。
　　 全方位考量人，从宽以包容人，顾及当时当地的因素，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想，亦或是选择我们通常所说的“换位思考”的方式，再看看他究竟有没有作恶，是不是为天下苍生有过福泽——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走进他人，而不能仅凭一面之词或道听途说就人云亦云。
　　 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似乎也可以用在人物的评价上。
　　 钱学森是三九年麻省的博士，他有个同学徐本璋是四零年的博士，都是学物理的，他俩同样怀揣着滚烫的爱国之心先后回国。徐先生当时在鸣放期间敢于直言，不愿妥协，被打成反革命，在牢中待了二十年，平反后不久去世。而钱先生一直试图远离是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自然是违心之举。我们当然礼赞徐先生的风骨，同情他的遭遇，但是我们能忍心非议钱学森老先生吗？如果都那样，哪里来的“导弹之父”？可以说，无论于国于家，他做出了合理的选择，不能以狭隘的视角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