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小山村，名叫界岭，那里的男人被人称作“男苕”，女人被人称作“女苕”，“苕”就是“傻”的意思。村里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只有一所小学，三四个民办教师。然而，他们却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停息。他们无愧于天行者的称号。
　　 这几日，我读着刘醒龙老师的第八届茅盾文学获奖作品《天行者》，感受着文中近乎零距离的对山区教育的描写，感动着那几个孜孜以求、教书育人的民办教师，我的思绪也仿佛随着作者飞到了那所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
　　
　　 山村学校
　　 界岭小学是文革时期为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知情修建的住所，知情回城后，这些建筑大多被用来做了学校。我曾记得自己刚上一年级时，一墙之隔的另一个院子就住着知青，后来他们住的屋子也变成了学弟学妹的教室。我工作的学校也一样，刚毕业那年，住的宿舍就曾经是知青们住过的房子。
　　 界岭小学的校舍太破旧了，屋上的瓦破了许多，从坐在教室里，抬头可以望见蓝天。可学校没有维修费，村长余实根本没想管，只能把教导主任孙四海个人种的茯苓提前卖了，才勉强雇人铺上了茅草挡风遮雪。一场山洪过后，教室的墙壁出现了裂痕，孩子们只能露天上课。工匠们看着发不出工资也开始怠工。
　　 山村学校的破败让人心酸。“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教育”，这是上世纪末农村干部来学校讲话的口头禅，可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为什么会截然两样呢？何须广厦千万间，大庇求学儿童俱欢颜。读到这里，我不由发出了一声长叹。
　　 别看界岭小学如此破败，这里的国旗却是每天和太阳一同升起，随太阳一块落下，与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执行同样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余校长是升旗手，而担任长笛伴奏的是副校长邓有米和教导主任孙四海，参加升旗仪式的是全体住校师生。正是这庄严的升旗仪式，感动了新来的张英才老师，他写出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省报上；也感动了来学校采访的报社的王主任。省里直接拨给了界岭小学100套桌凳，还给了一个民办教师转正名额。
　　
　　 界岭之毒
　　 界岭小学有毒，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感染。前后被感染的有高中毕业后来当民办教师的张英才和蓝飞，还有支教的大学生夏雪和骆雨。
　　 这里原来只有三位民办教师，为了那多少年梦寐以求的转正机会，他们不惜“为伊消得人憔悴”。副校长邓有米几乎十多年就穿一套衣服，过一次年夫妻二人只买三斤肉，他想找个路子，送点礼早点转正，甚至想偷伐一棵国家保护的珍贵树种红豆杉送礼而被派出所抓获。孙四海在看到张英才拿着高中课本复习后，立即也加入了复习行列。那时，转正是氤氲在民办教师头顶的彩霞，却也是束缚他们的绳索。
　　 我参加工作后，依然目睹着一个个民办教师艰难的转正历程。一位女同事的哥哥扬言妹妹不转正绝不找对象，只等转正后身价百倍时才会钓得金龟婿。熬白了头发，熬去了青春年华，这位老师直到35岁才转正，36岁才结婚。
　　 当真正有了转正指标后，几个民办老师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在民主投票时余校长投了张英才，因为这个指标是他发在省报上的文章带回来的，张英才没有听舅舅的安排投自己，而是投了余校长。最终他们又将这个指标让给了为参加转正考试不顾产后虚弱赤脚渡河而多年瘫痪的余校长的妻子民爱芬，让她在郑重其事地填写了转正表格后安然离世。
　　 读到这里，我再也禁不住自己的泪水，任它们夺眶而出。转正是多少民办老师至死不渝的梦想，有人为这个梦苦苦盼了一辈子，真可谓献出了青春与生命。
　　 民爱芬老师去世后，转正指标还是给了张英才。他终于背起了行李去了省教育学院报到了。如果说这个指标是张英才的文章带来的，那还勉强可以理解。那几位民办教师对蓝飞的态度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蓝飞来界岭小学不久，就被提升为校长助理，余校长去省城培优学习走了一个学期，期末时转正指标分到学校，蓝飞利用手中掌握学校公章之便，在未和大家商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名字填入了转正表格。余校长赶回学校，一切已成定局。他没有指责蓝飞，而是说服另外两位民办教师：蓝飞还年轻，如果举报上去，他的一生就毁了。
　　 为别人想得多，唯独不考虑自己，这就是界岭之毒。这么大的恩情，蓝飞能忘怀吗？他能不想办法报答界岭，报答这几位恩人吗？这真是三位有着像海一样胸怀宽广、像天一样坚韧卓立的男人，他们就是界岭界岭之毒。
　　
　　 界岭之爱
　　 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不仅有对几个主要人物的爱情描述，更有对人间大爱的诠释。
　　 孙四海深爱着家庭横遭不幸的王小兰，可她丈夫瘫痪在床。他们好了十多年，生下的爱情结晶李子都小学毕业了，可那个人依然是小兰名义上的丈夫。他派自己的表哥监视小兰，甚至不允许小兰出门，不允许她和男人说话，最后竟然把小兰掐死了。
　　 爱一个人是那么难，孙四海就像在解一道明知是无解的习题，不论花多少时间，多大力气，都是徒劳。他们就连见一次面都要别人帮忙去把小兰叫出来。可他们却深爱着对方，爱得无欲无求，爱得让人心疼。
　　 余校长在妻子民爱芬去世后，却在无意中迎来了一段迟到的爱情。蓝小梅来界岭小学，原本是想替儿子蓝飞赎罪，帮忙照顾那些住校的孩子，不知不觉中，却被余校长的的“界岭之毒”感染上了，且中毒很深。孩子们喜欢她，都叫她“蓝妈妈”。余校长的儿子竟然拿一双37码的皮鞋替父亲去求婚，她还真的答应了。界岭小学终于上演了一出《婚礼进行时》。教育站万站长不屑妻子的自私，大半辈子和她不和，可在得知妻子身患绝症后，拿出全部积蓄，尽心尽力为她医治。在爱的感召下，她终于变得温柔体贴了。
　　 界岭之爱，不仅是男欢女爱，更有许多无私的人间大爱。每周五放学，老师们都要分别把每个孩子送回家。孙四海老师因为一时想像张英才一样复习高中课本，李子就差点成为狼的点心。两只狼蹲在树下，李子爬在树上，就这样对峙着，直到两位老师赶到才把狼赶跑。余校长家里有一个患病的妻子，还要负担十几个孩子的吃住，虽说家长有时也给带点米和柴，可毕竟杯水车薪。致使余校长在得到需要缴纳10000元工龄费的转正机会后，因无力缴纳而准备放弃。
　　 我记得自己在刚参加工作时就读到了这样一段话，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可读着界岭小学这几位民办教师的贫穷，依然让人心里一股酸涩。真的无法想象，孙四海几次种茯苓想给李子存点钱，都没有成功，不是帮孩子们购买课本，就是支付学校的校舍维修费。最终，他因交不起那笔昂贵的工龄费，离开了教育界，离开了工作了几十年的讲台。民办教师，得到的是最少的报酬，撑起的却是界岭，以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农村的未来。
　　 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八年的时间里，细数教过我的民办教师，或由民办转正的教师，有十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矮个子的王老师，她产假休满后接任我们班的数学，那时我五年级，面临毕业。也许你无法想象我们的数学成绩差到何种程度，四年级后半学期，我们班一共换了五个数学老师，期末我的数学成绩是39分，全班第二名。我不知道平均数怎样求，加减乘除四种方法全用过，没一种是对的。面对如此一班学生，我不知道王老师用了什么办法，只记得我把一本白皮的小册子全做完了，只要有不会的，无论是几年级的知识，王老师都讲解得清清楚楚。我终于知道求平均数的方法是几个数的和除以几，怪不得四种方法都不对呢。可以说，没有那些民办教师，也就没有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今天。王老师又是我初中前两年语文老师，她原来一直是教语文，只是临时教了我们一年数学。对王老师的敬佩与感激，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她虽然只是民办转正的老师，但她踏实的教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却是我这一辈子教育实践中要不断攀登的高峰。我觉得那位报社的王主任称名办教师是“民族英雄”，一点也不过分。
　　
　　 界岭之界
　　 夜深之时，静静阅读《天行者》一书，心灵也仿佛沉静在那淳朴的世界里。界岭，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善与恶的分界线。在这里，如果触犯了道德底线，那是要遭天谴的。
　　 九月开学之际，暴雨如注，界岭背后的大山泥石流如脱缰的野马，奔腾而下，冲下的巨石在蓝飞上课时站立的讲台前砸出了一个大坑。这难道不是对他利用手中的公章以权谋私行为的警告吗？
　　 每一次有转正指标，那年界岭的冬天一定会落雪，而且是很大的雪。雪是农民的希望，正如转正指标就是民办教师的希望；但落雪后的界岭又会失去和外界的联系，指标每次带给几位民办老师的依然是失望。人性不也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挣扎吗？
　　 王小兰最终没有挣扎出那个桎梏她多年的樊笼，被瘫痪多年的丈夫掐死了。雨不停地下，那是老天在替人垂泪吗？还是要冲刷人心中无限的悲哀呢？
　　 余实是界岭村的村长。他看不起民办教师，利用手中职权，对在村委会选举中不支持他的几位民办教师进行打压，故意拖欠他们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对校舍破旧视若无睹，不支付维修校舍工人的工资，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自己的儿子余壮远，只要儿子不在露天上学，爱谁家的他都不管。他希望儿子能考状元，将来考上大学，却不知道自己对儿子的潜移默化早已埋下了隐患。天已怒，人幽怨，不知最后，他和辞去民办教师职务的孙四海竞选村长时最终结果如何？
　　 合上书本，我枯坐了许久。记得读过这样的一段话： 人格如金。做人一辈子，要以人品做底线。道德可以弥补智慧上的缺陷，但智慧永远弥补不了道德上的缺陷。一个教师，能用他（她）的人格感召人格，智慧启迪智慧，那他（她）就是伟大的。作为教师同行，我们应该向那些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天行者——前辈的民办教师致以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