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嗒咔嗒”，北上的火车单调的声响在夜空里回荡，某一个时刻，我毫无预兆地睁开眼，望向窗外。窗外一片月光笼罩，平原的高空格外洁净，麦子地泛着一层朦胧的绿，一望无垠地铺展开去，它厚实如父亲的胸膛，又轻灵如母亲的发际，我当然知道，这就是中原大地，然而，我仍不可遏止地觉得，这只是南洞庭的某一片水域，我就是这水域里的一叶舟，月的脚步在麦叶尖上游走，波光粼粼，还时不时地冒着水泡，我们摇橹穿行其中，内心欢乐平静。
　　 是的，刚刚背上行囊，叛离我的故乡，我就开始发了疯一般地思念它——这月亮，照在它的桔林和芦苇荡里，照在那些扎根于水边的杨树枝上，它们是否知道，离乡的游子身上，每一处毛孔，都散发着它的清香？我轻轻唱起了那古老的歌谣：“想起我的爱人啊，我心忧伤……”
　　 那一轮高高悬挂的月亮，静静地与我对视，它分明在告诉我，当我怀揣着梦想离开，我必将装载着希望归来。只是，“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两百多年前，夏多布里昂的感慨，在这只属于故乡的月光下，真实地打湿了我的梦境。当我意识到只属于我的故乡已经沦陷，我知道，从我离开时开始，我就已经永远再回不去了。
　　 我开始想念村口池塘边那棵榆树。每年春暮夏初时节，它都结满榆钱，在风里招摇，等我们去剪。夏天晚上，全村人都会早早地吃了晚饭，拿了大蒲扇，搬了小凳子，聚在那里听盛爹讲评书，有时一个夏天就讲两部，《罗成卖绒线》和《呼延庆》，可是，大家并不觉得少，因为还会有人讲讲祖上的功德，或者有年轻人对歌，小孩子做游戏。那时月亮就像这个晚上一样，静静地泻在榆树叶上，铺展在池塘里，青蛙与夏虫各自鸣唱，蛇也来凑会儿热闹，模仿野鸡“咕咕”地朗诵。那时世界的喧嚣离我们很远，贫穷也并不构成羞耻。
　　 然而，有一天我走到村口，榆树的壮硕身影消匿无踪，池塘的碧波云影也化为了死水斑斓。我发疯似地寻找，试图了解它们改变的原因，才知道它已经被村里卖掉，充当绿化城市的风景。它流落异乡，不知所踪，它所换来的钱，变成了村委会亮漆的办公桌椅和一台气派的液晶电视。没有人会想念它，因为盛爹已经去逝，而所有曾在这树下听书的人，游戏的人，都为了建设气派的房子和拥有更多的钱，背井离乡，毫不留恋。
　　 我知道，这是世界前行的规则。那条曾经令人苦不堪言的泥泞小路不是变成了宽敞坦途了么？那些低矮的房屋不是都变成豪华的别墅么？那些到处飞舞的蚊蝇不是基本灭迹了么？那些以往只有达官贵人们才会坐上的小车，不也拖着一屁股的青烟开进了家门么？还有，夏天的炎热也不可怕了，冬天的寒冷也不可怕了，春天的耕种也不必了，秋天的收获也无需了，村子里的人实现了不下地劳动也可以致富的梦，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地忧伤？
　　 我想起了村子尽头的那条河。在我童年时代，那河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河边是一大片庄稼地。那曾经是全村最肥沃的土地，无数农人梦想拥有它，给它翻土，播种，施肥，然后收获金灿灿的庄稼。那里的清晨总是在一片若有还无的雾里酣睡，而傍晚总有飞动的虫子与晚霞在天边共进退。我再一次满怀温情地走向它，它却以它的满目荒芜重重地将我击倒——望着齐腰深的狗尾草，我颓然坐在田埂上，我知道，这确乎是我回不去的故园。
　　 在这条通往小河边庄稼地的路上，我曾经无数遍地行走，我熟悉它的一草一木胜过于熟悉我自己的血脉。然而时光，在我离开之后，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它们的面貌，使我与它们不再能够相互认出彼此。当我再一次从小路返回，我发现一幢华美的小型花园别墅立在原本赤贫的启宽叔家地坪上。难道这是启宽家的房子吗？怎么可能？
　　 传说启宽的父亲是文革时统领全市的革委会主任，不知道虐杀了多少“地主阶级坏份子”，也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貌美如花的良家女子。直到运动结束，他因逼一个女子自杀而坐牢，他家的启宽便成了一贫如洗的光棍，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女子愿意嫁给他。印象中的启宽叔长得高大且瘦，穿得破烂，左边的虎牙缺了，一直没长上，说话时有点漏风。他喜欢吹牛，也经常撒谎，每家每户地混饭吃，所以家乡人送了他一个绰号“庆扯蛋”，我们小时候一群屁孩儿老喜欢跟在他后面叫，他一恼，就会扯跟棍子追打我们。如今想起，那时他也不过二十来岁而已，却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过得马虎无奈且颇凄凉，确乎是命运的捉弄吧！不过启宽叔与我们是本家，加上母亲素来善待村人，所以他倒可以没事找我父亲扯上一阵子，吃一顿饭。每次他一走，父亲都要告诫母亲别信他那些连篇的鬼话，我们听了，自然更少了对他的尊重。
　　 后来他终于娶上了老婆——是远村的一个女孩，叫可可。可可的眼睛特别黑特别亮，身材匀称，美得像一朵白玉兰，就那么静静地散发着香味。没有谁知道启宽叔是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女子的，只知道她经常匆匆地步行穿过我们家的禾场到启宽叔家去。慢慢地竟然肚子也大了起来，就这样，最潦倒的青年启宽，找到了最如意的婚姻，这于平常人家，便是最好的谈资。
　　 不过，事情当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美好。不久之后，随着深夜里可可一声凄厉的尖叫，谜底逐渐揭开——原来可可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她那美丽的大眼睛里闪烁的光，正是精神病的征兆——但这并不妨碍她与启宽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启宽与可可吵骂打架的声音经常在村子的上空回荡，人们也见怪不怪了。他家的房子因在村庄尾子上，孤单立着，所以除非去河边要经过那里，没有谁走进房子去过。但我是例外，因为想看看她生的女儿——二女儿虽然只有五岁多，已经美得罕见，也因为是本家，他也让我进去了。于是我看到了一个在普遍贫困的时代里的特别家庭——他们家是全村唯一没有牵上电线的，又是泥坯房，所以很黑，在眼睛适应黑暗后，便看到泥泞地面的厨房，没有灶，只是一堆灰，灰上架着一口锅；两间房，一间里的蚊帐已经渗着重重的黑，另一间则是一个土砖搭的坑，坑上胡乱地放着各种物什，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刑满释放，占了一个角，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吵闹，一个还在可可的怀里，另两个已经有些大了，眉目何止是清秀？——即使在那样贫苦的时代，这样的家庭状态仍然为我所无法接受，更何况从往常人们看启宽三女儿的暧昧的笑里，我隐约听到了公公对媳妇的所为，似乎这三女儿的眉眼更像公公，人们认定了她是她祖父的女儿。
　　 这样的家庭，当然在所有人看来，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因为孩子也没有条件去读书，也不够聪慧，便果然“如人所愿”地掇学了——人人都相信因果报应，只是孩子何辜？关于她们，我从离开家乡起，便再也没有听说过。难道这里有了新的住户？
　　 正想着，门开了。一个佝偻干瘦的身影缓缓地走出了，定睛一看，竟然依稀有启宽叔的样子。我试探着叫了一声“启宽叔？”他眯着眼看了看我，笑了，缺的虎牙黑洞洞地漏着风，腊黄的脸上皱纹丛生，那一瞬间我无法不感叹，时光真是一把刻刀，催着青年往老年奔去。我说，我是芬啊！
　　 哦，芬，我们村子里大学问家啊！他把手往身上擦了擦，伸出来与我相握，指甲缝里，竟没有往日的泥垢，但被烟熏得干枯的手指已经明显老了。我们从此而打开了话匣子，于是知道了可可在十几年前就因病去世，他这房子是三个女儿挣钱建起来了，为的是让村里人知道，他们家翻身了，也让父亲扬眉吐气安度余年。
　　 那么，没有读书的她们，以什么为生呢？启宽叔叹了口气，痴痴望着远方，说，以男人呗！他虽没能承继他父亲的嚣张，但知道什么是羞耻。然而，他又说道，我的女儿们漂亮，是那些地方的王牌，这总比别人家出去想赚男人钱却赚不到的人强多了。他又说起他的女儿们来，说她们每年要寄回多少钱等等，很骄傲。我忽然感到有些冷了，悲哀的冷，但我知道，我远远没有权利对别人的生活置喙。事实上，除了这样生活，她们还有更好的出路吗？
　　 从启宽叔家里出来，我又敲开了许多的高门大户，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无不写着岁月老去的文字，而他们的遭际虽各有千秋却殊道同归。我开始渐渐明白，在这里，对于所有在外“打工”的人而言，没有知识不是耻辱，没有尊严不是耻辱，没有自由不是耻辱，唯一的耻辱是没有钱，唯一的目标是走向城里，所以才有许多的高楼大厦。对于人们而言是一种进步，对我的村庄而言，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贫瘠？
　　 小城挤满了村子里的人。与小城人们一起，因为失去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心无所依，精神漂泊，他们构成了小城百无聊赖的新生力量，守着牌桌与网吧，度过百无聊赖的每一天；他们把任何一个只属于乡村的节日丢了，也不再互相串门，或者想起那棵榆树下的故事，因为他们绝不愿再背负“乡村”的标签。
　　 啊！土地荒芜！可是无人愿去理睬土地的荒芜！它曾给人带来的踏实感不再成为村里人的生命的主体结构，所有的人都在流亡，他们不知道将会漂向何方，但他们依旧选择流亡，他们宁愿选择流亡，也不愿再回到曾经美丽宁静却无依无靠的土地上，只因故乡是他们厌弃的地方，他们急于离开，来不及回头，或者故乡写满了他们不堪的历史，他们不愿重新揭开疮疤。
　　 我的故乡，我梦里的天堂，就这样与远去的岁月一起，一去不返。它沦陷了。所谓“望见故乡，望不见童年”，其镜像大抵如此吧？
　　 梭罗曾说过，“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如今我远离故乡北上，莫不也是一种叛逃？不，为给村庄寻求“根”，我愿终久如云漂泊。我渴求用我寻根的脚步，在广漠的中原大地上找到答案，让我的故乡获得自由、安详与富足，悲悯我故乡之种种苦难，展示我故乡之优美深沉，还原我故乡之纯朴精神，复活我故乡之人情典故。
　　 想到这里，我的泪，和着我的热血一起奔涌如潮。月光如水，遥望故乡明月，麦子地上，此月不比它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