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人都喜欢把部队里的文书与秘书相提并论，以为文书就是写材料的，其实，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基层单位的文书，其全称叫“军械员兼文书”，就是说，这个岗位的首要职责不是文秘工作而是军械工作，然而，和平时期没有战争，基层单位的军械工作量不大，文秘工作就成了主要工作。一九七四年春天，我当上分队的文书后，对此有过亲身体验，感受很深。那时，几乎是天天都写呀写呀，写材料成为我一生热爱写作的开端。
　　 在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相差无几，今天批林批孔，明天评儒反法，文化大革命始终在“持续”，始终在“深入”，始终在“发展”，部队的政治教育更是一次接着一次，没完没了。在我们分队，每次政治教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套路，那就是，开始时由分队首长作动员，中间是听课和讨论，结束时再由分队首长作总结。无论是动员还是总结，文书都得为首长准备讲话材料，如果分队首长要亲自讲课，还得为首长准备讲课材料，每个材料都少不了洋洋万言，让首长讲上两三个小时，而总结材料还得多下点功夫，因为，除了供分队首长“照本宣科”外，还得抄报团党委。这些材料多写几次以后，我算是摸索到了它的固定模式。写动员，无非是先写这次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再写教育的内容和重点，再写步骤和方法，最后再写几点要求；写总结，无非是先戴几顶帽子，诸如在什么什么形势下，在什么什么领导下，再写这次教育的主要收获，再写这次教育的几点体会和主要做法，最后再写一点存在的问题。可谓是八股味儿十足，呆板得不能再呆板。不过有一点是必须高度注意的，那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引用名言警句，特别是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中的重要论断，否则，材料在首长那里很难通过。那时候，我人年轻，记性特好，看东西基本上是过目难忘，好些个段落还能默写下来，引用名言警句不用去翻书翻报查资料。然而，毕竟是上万字的材料，写一遍，改一改，再抄一遍，再快也要整整一天，有时还得挑灯夜战。整完一个材料，不仅是握笔的手指就连手腕都感到又酸又疼，久而久之，中指末关节处居然磨起了茧巴。
　　 如果是团首长亲自来分队蹲点抓政治教育，还得做会标。会标上的美术字，得用铅笔勾好以后再刻。没有刻刀，就自己动手，用报废的钢锯条磨成刻刀。非常细心地把字刻好以后，再用大头针别在红布条幅上。会标做好后挂上去特别吃力，没有梯子，只好爬上库房的木制大梁，每隔半米左右缀一颗图钉，把会标固定在大梁的下沿。因为是一个人孤军作战，固定以后还得下来看看挂得标准不标准，如果不标准，还得再次爬上去返工。干这活儿，就像猫一样地在大梁上爬来爬去，不但吃力，而且还有摔下来的危险。
　　 有一天，分队长杨懋德把我叫了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人年轻，有文化，精力很充沛，爱好也比较广泛，应当说是很有基础的，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爱好太多了不一定是好事。你能不能在自己的爱好中选准一项，重点学习重点发展？”由于我毫无思想准备，听分队长这么一说，多少有点惊讶。我恳切地请教说：“分队长，您看我该重点学习什么呢？”分队长说：“我发现你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我为你考虑过，你现在做文书工作写材料比较多，就向着写作方向发展，立足岗位成才。”分队长见我诚恳地望着他点头，顺手拿起厚厚的两本书说：“除了领袖们的著作，现在可供年轻人阅读的书实在不多。这是我这次回拉萨，把家里的藏书给你捎了两本回来，你拿去看，看完后我再给你换，多读书对你的学习和工作都会有好处。”我双手接过书一看，啊，《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些年，恋爱等于堕落，爱情等于腐化。这《青春之歌》可是禁书啊，分队长竟然冒着一定的风险借给我看，足见其用心是多么的良苦！望着我们分队唯一的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读过军校、一直令我十分崇敬的分队长，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像电影里的慢镜头那样，举起右手，非常庄重地给分队长行了一个军人之礼。当时，我还只是停留在感激的层面上，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才深深地感到，分队长不正是我走上写作之路的第一个指路人吗？
　　 从那以后，在分队期间，除了每周教大家唱一次歌、星期天帮战友理理发以外，我基本上没再拉二胡、弹扬琴和摸照相机了。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干完工作就学习。那时诸如《青春之歌》一类的文学著作是不能公开看的，因为，除了爱情已被视为过街老鼠外，如果让人感觉到了你看书是在学习写作也很糟糕，那时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走白专道路是要挨批的，弄不好还会株连分队长。我想了个办法，在写字桌的桌面上摆张报纸，把小说放在抽屉里看，只要听到敲门声，肚子一挺，关上抽屉，给人的感觉是在看报纸，啥事儿也没有。每当这个时候，我脑海里总会出现读小学时，语文课本上所描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儿童们躲避鬼子扫荡而秘密学习的场景。唯有学习领袖著作和党报军报上的东西，不用遮遮掩掩，也不会被视为白专。从我内心上讲，毛主席的书，就是组织上领导上不作任何要求，我都很喜欢读。毛主席讲革命道理，总是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深入浅出，很有特色，读起来非常可口。
　　 对我来说，读书学习算是上了瘾，哪怕是蹲厕所，如果发现地上有半张甚至是四分之一张报纸，只要看上去没有脏迹，我准会把它捡起来看。
　　 由于连续几年我都要被团里抽调去搞五六个月的业余文艺宣传，在分队做文书工作的实际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多。就这一年多，我所写的材料，包括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年终总结、对团里的请示报告，以及分队首长在重大节日庆祝会上的讲话，堆起来至少有四十厘米高。就这四十厘米高的材料，不仅使我的写作受到了锻炼，材料上的钢笔字和材料封面上的毛笔字，与我教书时写的字相比较，连我自己都觉得仿佛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一九七五年党的生日过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做宣传工作，继续以战代干，履行宣传干事的职责。政治处吴怀成主任是背着背包进军西藏的老战士，调到团里之前，是西藏军区政治部军事法院的一名资深审判员。作为团里政治工作的一名首长，吴主任酷爱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都学得很好，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也颇有探究，基本上是达到了融会贯通，能举一反三的程度。吴主任学习，与好多人不同，他不满足于学习某些论断和名言警句，而是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原著，用自觉落实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的实际行为，垂范于全团干部战士。在部队政治部门，宣传工作不同于组织、干部、群联和保卫工作，主要的基本功是笔杆子和嘴巴子，要求能写会道。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第一”，政治工作摆到了各项工作的首位，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宣传工作又摆在了政治工作的首位。为此，吴主任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很严。我去政治处报到的当天，吴主任同我谈话时说：“除了你在宣传队创作的那些节目外，你在二分队写的那些材料，报上来的我都看过，发现你虽然还是一名战士，但写的东西相当不错，说明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求很严，学习很刻苦，也很勤奋，所以在全团选来选去，团里最终还是决定破格将你这个当兵才两年多的战士调到政治处代理宣传干事的工作。”吴主任对我鼓励一番后，接着说：“有一点我要开门见山地告诉你，这几年写大文章长材料成风，就连一个基层单位的政治教育总结都成了万言书，这当然不能怪写材料的人，有的领导就喜欢写得越长越好，似乎长一点才能把成绩说够。我这个人主张讲短话，写短文，千字文最好。希望你在政治处的工作中注意这一点。”我很明白，主任后面的这席话，既是对我今后工作的要求，也是对我过去写的材料篇幅过长的一个批评，算是一个忠告。
　　 说起来，与长材料相比，写短材料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万字文变成千字文，小学生都知道减少了多少倍，但在实际工作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同样的事，同样的内容，写短文要比写长文困难得多，怪不得毛泽东对邓小平亲笔写的淮海战役总结，因简明扼要而大加赞赏。我第一次起草的团党委引导全团干部战士在军事训练中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六个战术”的一份政工简报，压了又压，删了又删，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长达两千五百字。我再也压不下来了，斗胆报给了主任。也许是第一次，吴主任不尽满意也没叫我返工，而是亲自动笔，把材料压到了一千五百字。拿着被删改得面目全非的材料，我感到脸在发烧，手在发抖。主任没有批评我，把材料递给我时，只说了句“你再看一看”。我把主任帮我改过的材料一字一句地看了好几遍，细心比对我的原稿，终于使我领悟到：第一，对成功的做法或者说取得的成绩不必面面俱到，只选取最重要最具有个性的东西；第二，尽可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不在举例时搞平衡，更不能有意无意地照顾各分队和团部机关。第三，对领袖语录和上级的要求，少引用，最好是把它的精神实质渗透在材料之中。我在茅塞顿开的同时还发现，吴主任改的材料，居然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标点符号也用得极其准确。我深感吴主任不仅是我的首长，更是我的导师！他如此精心修改，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丰富经验对部下做最佳效果的传、帮、带。三十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吴主任的女儿，当得知吴主任已去世的消息时，我不禁失声哭了一场。
　　 第二次写材料，我充分应用从吴主任帮我改稿中得出的感悟，不仅时间节约了许多，而且在交给主任审阅时，基本上没啥改动便获得批准。主任退材料给我时，和颜悦色地说：“你悟性真好。”以后的材料，可以说是越写越顺手，有一次，主任只字未改便签了字，我以为主任没看，冒昧地问：“主任还没顾得上看？”主任笑了笑回答说：“你是看我只字未改吧？你写得好，我当然就不改了。”这种只字未改，基本上成了我后来写材料的常态。
　　 写材料的时间节省了，使我赢得了更多的学习时间，只要不下基层和参加会议，就可以潜心读书。我像吴主任那样，坚持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中的原著，遇上吃不透的就去向主任请教。每当这个时候，主任总是以讨论的方式同我交流，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觉得主任就是一本理论学习的活辞典、教科书，我佩服极了。那时候学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一九七六年，我随我们团的达副政委去参加西藏军区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论断的大讨论，我所作的发言，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赞许。几十年来，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见证了不同的政治标准，但无论如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没有变，也不可能变，所学理论始终武装着我，指导着我，鞭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