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适逢大集，集市上人头攒动，喇叭里的各种叫卖声格外的刺耳，小贩们左顾右盼，宽大的草帽怎么样也遮不去他们披星戴月的风尘，“你好老板，买一个存钱罐吧！”一个十分苍老的声音从遮阳棚传过来，“如果你能多买几个，我可以送你一个。”我的眼神落在了一个黝黑的面孔上。老人家七十多岁的样子，花白的胡子几乎把嘴唇给藏了起来，额头的褶皱深深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块不大的蓝布，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存钱罐整整齐齐排列着，高低大小不一，动物人形应有尽有，有的还被点了胭脂。我瞪大眼睛仔细欣赏着，不由得记起了幼年时候我闹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个存钱罐的事……
　　 八零年，恒古不变的道理被改写了，开始分田到户了，喜悦过后，迷惘充斥在父亲和母亲的心头。依稀记得生产队里群收群种的场面，虽然热烈，但是收成确实不好，一年下来每一户得到的粮食实在是太少了，甚至常年都在饿肚子。如今资产要分到户了，牛、大车，归了大胆的人，父亲虽然是小队的会计，可是为人忠厚、手脚干净，留给我们的家业就只有一杆称十斤的秤和一把磨去一半笔尖的黑色钢笔。耕地倒是不少，大概十几亩的样子，可是这播种着希望的地实在是太贫瘠了！没有耕牛，只有靠家里的那两把三股铁叉。鸡叫一遍，父亲和母亲就起来了，磨盘刷得干干净净的，开始磨玉米、地瓜干糊。那时候我也懂事了，一听见大人起来也跟着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抱着磨棍晕三瓜四地跟着转啊转，一大瓷盆磨完，恰好是启明星精神抖擞的时候。刚停下手，父亲就扛起了铁叉，伴着稀稀疏疏的鸡鸣，开始到田地里耕作了。母亲同样的忙，烙完煎饼后还要弄点菜给父亲送去，咸菜是当时的主打菜，还有韭菜花和萝卜豆子。忙了一天的父亲晚上回来了，月光下的铁叉尖闪着寒光，叉柄上盛水的二罐子轻快地晃来晃去，在他那黝黑的脸庞上，汗水爬过灰尘的踪迹清晰可见。“弟弟妹妹，咱爸回来喽！”我的吆喝声最有效果了，接着就是把父亲围成一圈的小手，那只很粗糙却又很温柔的大手便按在了我们的脑门上……
　　 尽管父母亲在这片黑土地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可是靠天吃饭的年代却是最无情的，每年都是旱涝不均匀，尤其是我们家摊到的那片洼地，夏季播种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收成的，连着几天的大雨后，播了玉米还可以露上半截，播了大豆就惨了，肯定是踪影皆无。遇上旱天，麦垄里裂开的口子都可以塞进去一只脚，玉米苗有时候叶子干掉了，剩下的心尖尖的，外皮也干干的，细细的形状与刚离地面的竹笋差不多。那么多的地，平均产量却少得可怜，一季下来也就是四千多斤，再交上上千斤的公粮留点口粮后，剩下的全部卖了才收入几百块钱，还还账买点碳铵和种子，口袋里始终是瘪瘪的，要存更多的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父亲不爱装钱，总是把钱给母亲放着，家里从来都没有放钱的家什，母亲床头的那块蓝布便是十八块八毛八的住所。
　　 四月十六逢会，恰好是可以闲一闲的时候，父亲便早早地弄好了排车，绑好了两个小板凳，还给我们每人五毛钱。
　　 当时老街逢会，可热闹了。卖糖葫芦的扛着个麦秸把子转啊喊啊，卖小花车的看见有孩子过来就放在地上推，哒哒哒的响个没完，有个拍着腰鼓的人背着一大串花鼓，眼神还一溜一溜的。玩杂技的帐棚搭得很高，周围都围得死死的，只留下一个出进口，只有买了票才有资格进去，围在四周的布上的海报上画着老虎、狮子、长颈鹿，最先赚足了我的眼球。
　　 晌午的太阳简直就像个大熔炉，焚烧着每一个角落，弟弟妹妹一个吹着小“水鸡”一个推着小花车，却没有让我如意的。“儿子，你咋不要玩具？”父亲问我的时候，慈祥的眼神里闪现着期待，我摇了摇头，拽紧了他的衣角。转过街口，刚过邮电局，一幅景象把我给惊住了，宽阔的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雨布，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存钱罐，小兔子、小猪猪、大象，每一件都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迫不及待地蹲下来，挨个摸着浏览着它们的面容，小猪猪胖胖的，尾巴蜷在屁股上面，耳朵伸到了前腿上方，嘴巴撅着，鼻孔就像两个锁眼，洼洼的眼窝里眼球如豆，一种憨态可掬的形象。刚要拿起它，母亲一下子拉紧了我的胳膊，口里不住地规劝：“孩子，买别的吧？这个一不注意就会碎的！”“我就不！”牛脾气又来了，因为父亲给我钱的那一刻我就有了把钱存起来的想法，在我的执拗下下，母亲无奈，终于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小猪猪存钱罐。
　　 小猪猪是瓷的，它陪着我度过了童年到少年的黄金时间，我把父母亲给我的零钱都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猪猪肚子里，每当它的肚子满了，我就抱着它在炕上将一枚枚硬币全倒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虽然是一分二分五分的居多，但是聚集的多了，还是可以贴补一下家用。九零年，农村整改，规划排房，冲路冲到谁家谁家就要搬走，我们家被冲得最厉害了，只剩下祖上传下来的三间草房，自然也就在搬迁之列。父亲去世的阴霾还没有消散，上天却又给我们下了“逐客令”，我那幼小的心灵在惘然里渐渐也学会了坚强。
　　 “老公——”老婆用劲摇了摇我的肩膀，她的手里拿着两个小猪猪，“喜欢吗？”美丽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