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既是范文正公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也是他“先忧后乐”襟怀天下思想体系的灵魂。他这一思想的形成，无不镌刻了鄱阳湖上的深深历史印记。
　　 范仲淹，字希文，一名朱说，一名范履霜，敕号文正，乃唐朝宰辅范履冰的后人。生于公元989年的8月29日，殁于公元的1052年5月20日。
　　 翻开宋史，我们读到《范仲淹传》，第一段赫然这样写着：“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将以上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人。范仲淹在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迫于生活无着遂带着范仲淹改嫁给长山县的一个朱姓之人。范仲淹小时候跟从朱姓，名字叫做朱说。范仲淹从小就立有崇高的志向和节操，等他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伤感含着眼泪告别了母亲，离开朱家到应天府去了，他投靠戚同文求学读书，通宵达旦地读书是常有的事，在冬日里，他疲惫得厉害，用冷水浇脸；吃不饱饭，就每天喝稀粥度日，别人都不能忍受下去，惟有范仲淹不认为这很艰苦。范仲淹考取进士后，便很快地就担任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一职，在司理参军的任上，他迅即把母亲接回家来奉养。到他改任了集庆军节度推官后，这才改回原来的姓氏，将朱说改成了范仲淹。
　　 大中祥符四年，亦是公元的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后，内心伤感不已，痛定思痛之下，他毅然辞别了母亲，前往南都的应天府，即今天的河南商丘求学，投师在戚同文的门下。数年的寒窗苦读生涯，让范仲淹博通了儒家的经典要义，胸怀有慷慨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
　　 到了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015年，范仲淹便以“朱说”之名，登上了蔡齐榜，排在乙科第九十七名，一下子便由“寒儒”成为了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等事宜，官居九品。鉴于自己已经有了朝廷的俸禄，吃穿不用愁了，范仲淹就把母亲接回家来奉养。天禧元年，公元的1017年，范仲淹又以治狱廉洁公平、刚正不阿，被朝廷擢升为文林郎，当了集庆军的节度推官。这时的范仲淹觉得归宗复姓的时机成熟了，便乘此机会将自己的名字由“朱说”改成了“范仲淹”，算是认祖归宗了。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日：“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
　　 这段话的意思是，到了天圣七年，亦即是公元的1029年，章献太后要在冬至日做寿，天子准备带领百官在朝堂上给太后拜寿。范仲淹便极力谏阻这件事，他这样劝导皇上说：“皇上在家侍奉母亲，讲的是自家的礼数，如果你在朝堂之上带领百官之人一起给太后祝寿的话，这会有违了朝廷的政体，是会在百姓的心中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的，因此，他恭敬地上书奏请太后取消这次活动，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太后与皇上的回复，最后等来的是朝廷将范仲淹逐出了朝城，让他当了一个叫做河中府通判的官，将他贬谪到陈州去了。
　　 由此可见，范仲淹为了维护朝廷政体的稳定，他全然不顾自身的得失，抱着不惜开罪章献太后，得罪皇帝的危险，坦诚进言，陈述利弊，充分表明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无私宽广胸怀与远大抱负！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以下的文字中读得出来。
　　 “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日：“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日：“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日：“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日：“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把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范仲淹被朝廷授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职务，给召回了京师，先是担任国子监判官，继而调任吏部员外郎并代理开封府知府。当时吕夷简执政，提拔使用的人大多是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便画了一幅《百官图》呈献给了皇上，并用手指着画面上的每个人物依次向仁宗皇帝解释道：像这样是按顺序提拔的，像这样的就不是按顺序来升迁的了，像这样的提拔是公正的，像这样的提拔是偏私的，何况提拔或降格任用大臣都是有序可循的，凡属越级的权力，皇上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全部都交给宰相去处理。“吕夷简听了就很不高兴。后来，在讨论建都的事情上，范仲淹又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梁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太平时期适合在汴京建都，如果在战时，就一定要将都城建设在洛阳。还应当逐渐地扩大物资的储备，适当地修缮宫室。皇帝就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道：“这是范仲淹个人不切实情的看法”。范仲淹很是替皇上担忧，于是，他写了四篇论文呈献给皇上，大抵是谴责当时的政务之论。他在文章中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便有了王莽的祸害。我恐怕今天也会有张禹，损坏陛下的家法呢。”吕夷简愤怒地驳斥道，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他推荐任用的官员，都是朋党（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文章中提到的所谓“朋党”，指的是北宋朝廷内部那些专门排斥异己的政治小团体）。范仲淹便更加急切地与吕夷简对奏起来，因此，最终导致自己被贬，从而被放逐到鄱阳湖东岸饶州当了个知州。
　　 就这样，在宰相吕夷简的从旁中伤之下，促使仁宗皇帝在景佑二年的深秋，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将他贬到了饶州做知州。那时候的饶州就是我们今天的鄱阳，而当时的饶州府治所之地，便是我们今天的鄱阳县城。正是那一次的被贬，范仲淹离开了皇城，那个令千万人仰慕的权力中心，但却也是个人人自危的地方——庙堂，走进了江湖，来到了江湖之上的小城鄱阳，陷身在了湖深水远的江湖深处。而正是范仲淹在饶州的那段时日里，逐渐丰富和完善了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建构。随着他去国怀乡的忧思愈积愈浓，最后，竟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净化、升华到了“先忧后乐”的无上境界，逐步形成了他“先忧后乐”的思想体系的雏形。范仲淹于景祐三年春，公元的1036年春到鄱阳，一直呆到了景佑四年的年底，也就是公元的1037年年底。从范仲淹于公元1036年被贬赴鄱阳任上起，到公元1037年底离开鄱阳时至，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埋头处理手头上的政务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与友人赋诗唱和的，他得空就穿梭在鄱阳、都昌与庐山之间，游历在浩瀚苍茫的鄱阳湖上。他经常驾一叶小舟东西穿越鄱阳湖，这令他饱看了鄱阳湖上阴晴云雨的百般万千变化，惯看了江湖之上风波险恶的万千气象，深刻地体会到了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政治忧患意识是多么地重要，而自己肩上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是多么地紧迫，因此，范仲淹在这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些惊人之举，创作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灵乌赋》《郡斋即事，饶州作》以及《芝山诗》、《游庐山》等等的一些作品了。
　　 在鄱阳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饶州人一向有种茶采茶的习惯，尤其是在浮梁一县，百姓们普遍种植茶叶。有一天，范仲淹带领一众随从，从饶州城里出发，长途跋涉来到了鄱阳县东北部的铁炉冲村访问故旧胡光先生。村民听说范大人来了村里，顿时便围拢过来了。大家仰慕范仲淹是个大清官，是天下的第一大好人，便不约而同地回到各自的家中，在梨树上挑选最大的梨子摘下送去给范仲淹吃。范仲淹拿着百姓送来的大梨子说：“这个村种了这么多大梨子，以后就叫大梨胡家吧？”范仲淹的话，当场就把村民们给逗乐了。当范仲淹问到村民的生活状况时，胡光先生直率地对范仲淹的言道：“村民由于茶税过重，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民不聊生啊。现在就已经有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去了。”范仲淹听了后，心里十分地沉重。在回城后的当晚，范仲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民生的疾苦令他心痛。救民于苦难的信念促使他披衣起床，伏案提笔给皇帝写了一张减免百姓茶税的奏章写，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了皇帝的手上。仁宗皇帝阅读了奏折后，内心也甚为震撼，着即准奏减免饶州的茶税。从此以来，饶州百姓再无茶税重负。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德，铁炉冲村的茶农们便自发地将村名更名为“大梨胡家”。至今，在胡氏的谱牒上还有该村村名为北宋景祐年间范仲淹所取的记载。当时，在鄱阳乡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章奏免贡新茶，惠及饶民千家。”
　　 尽管范仲淹被贬黜远在江湖深处的饶州任上，但是他仍然改变不了他率性直言的秉性，时不时地写诗著文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时任建德县令，范仲淹的好友梅尧臣便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言下之意是叫范仲淹谨言慎行，不要乱说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梅尧臣的《灵乌赋》是这样写的“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鑚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於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范仲淹在一时之间搞不清楚梅尧臣送来的《灵乌赋》，到底是出于他的好心劝告还是幸灾若祸的冷潮热讽，是对他的恶意人身攻击还是善意的提醒？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但范仲淹读着这样的文字，心里又很不是滋味，他不明白，自己的好友梅尧臣怎么会给他寄来一篇这样的赋作呢？
　　 于是，范仲淹就在想，张嘴说话，应该是每人的自主行为，哪能被别人所左右呢？特别是作为一介朝臣，就应该时刻记得向皇上建言献策，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只要说的是肺腑忠言，哪怕让人听上去觉得逆耳难听又有何妨呢？因此，范仲淹便不管梅尧臣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不会置之不理，他是一定要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的。于是，范仲淹在沉思之后，写了一篇和梅尧臣的《灵乌赋》出来。
　　 范仲淹先是在《灵乌赋》的题记中这样告诫自己道：“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途）矣。”继而作赋如下曰：“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范仲淹在这篇《灵乌赋》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襟怀天下、心系朝政、忧籍苍生、剖心带血的观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宁可嘶声竭力，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哪怕为此而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绝不做一只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的平庸之人。这就是他身处江湖之远的强烈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与浓烈情怀，以及他宏大、广博的伟人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