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前两次都没有接通，听筒里传来的是那一串熟悉的盲音。
　　 再打过去，终于接起来了，母亲埋怨了起来：“咋才给我打电话？两天没打了，说好的一天一个电话……”
　　 我清楚地记得，她几天前还在叮嘱我，说我工作忙，长途，隔两天打一次就行，还说她身体很好。
　　 母亲的身体不是很好，自从那一场重病之后，一天三次药，一次七八粒，一吃就是四年。
　　 2012年年底，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因为路途遥远，待我赶回去时，母亲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主治大夫说，母亲很顽强，硬是从“心肌梗塞”的鬼门关爬了出来。出院时大夫叮嘱我：“你母亲这种病，得终身服药，随时都有可能再犯，你们要好好照顾。”
　　 母亲的这一场大病，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语由偶尔听听，变成感同身受的忌惮。才发现，我在不断长大、远行，和母亲的距离也被拉得越来越长。这些年我一直在一线工程项目部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加之路途遥远，每次回家陪伴母亲的时间掰着指头都能数得过来，自然也无法兑现大夫“好好照顾”的医嘱。
　　 2015年下半年，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不得不搬进城里。我提出让母亲一起进城，母亲直摇头，说乡里还有两亩地要种，老家的房子还得有个人住着，她喝惯了村西头那口井里打出的水。我到底没能拗得过她，在她的价值观里，活着就得动弹，劳碌已经扎下了深深的根，激动处甚至表达着如孩童一般任性的哭闹。
　　 母亲一人留在了老家，她说精神好了就去城里串两天，一样的。我总是放不下心的，没个人在身边陪伴，又怎能一样？从那时起，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每天给母亲打一个电话。
　　 每一次打通电话，总能听到母亲慈祥的笑声，隔着电话都能感知到她卯着劲传递出的“我很好”的状态。事实上母亲的病始终无法根治，还是个闲不住的人，去年四月就犯过一次病。
　　 正值春种时节，母亲又开始营务起她的那二亩地。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母亲时，她正在睡觉，问及她的身体，她一如往常地告诉我很好。我分明在她的话语中听出了一种有别于往日的状态，再三追问，她坚持说让我放心。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通了母亲的电话，她说话有几分颤抖，低得甚至无法辨识。追问之下，才告诉我前一晚就肚子疼，吃了速效药也不见好转，直捱到第二天早上，速效药一颗接一颗吃，疼痛却越来越重。
　　 联系好医院救护车，再打给母亲时，母亲接了三次都没有接起来，每次听筒里传来的都是一串盲音。第四次总算接起来了，她说：“手发抖，没接好。”我让她坚持一下，救护车很快就到，她说：“叫啥救护车，我刚吃了药，等等看。”
　　 母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后我再提出留在城里的事，母亲起初是各种保证，比如身体还硬朗，地不种了，一有不舒服就告诉我们。她说半个小时的车程，乡里也是城里，住城里看不到山看不到水，心里堵得慌。她的保证我又怎能放心得了，毕竟她连个电话都不会拨，甚至接都接不起来。母亲一直要回去，我拖着不让她回去，后来母亲急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用不吃饭来抗议。
　　 我又妥协了，母亲也答应了我的一个条件，那二亩地给邻居家种。尽管这样，并不能让倔强的母亲闲下来，还没休养几天，她就偷偷从村里进城居住的邻居那里弄到了几块地，比自家的还多。
　　 去年，我调回了浙江机关，想着把她接到身边，安土重迁的她想都没想，说一天一个电话，就像在身边，一样的。关于进城的事情，一直提起，母亲从未妥协。
　　 这两年，我督促自己争取每天给母亲一个电话，问问她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心脏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母亲总会想法设法把“我很好”的状态传递给我，让我不要天天打电话，好好工作，几天打一次就行。
　　 前些日因为着急赶材料，加班晚了点，看时间时已经过了母亲平常睡觉的时间，想着第二天再给她打电话，结果第二天也忙乱中忘记了。第三天早上打通母亲的电话时，她在第一秒就摁了接听键，结果两次都摁错了，第三次接通后，母亲埋怨了起来。
　　 “知道你忙，给我说一声就行。”母亲说，“前天没打，昨天又没打，我守着电话，一晚上没睡……”说着竟哭了起来。
　　 母亲的埋怨吓了我一跳，以为她的旧病又犯了。
　　 我问母亲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不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工作顺不顺心，我怕你有事！”
　　 是啊，我担心母亲的身体，母亲正担心着我是否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