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80岁了。她出生于一个富庶的农村家庭，小时候过着衣食无忧、人人羡慕的日子。自从做了我们的母亲之后，她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讨生活、养孩子、盖房子这条路上奔跑了半辈子。她用乐观坚强、压不垮、打不败的精神直面生活对她的一次次考验，她用智慧、勤劳、大爱带领全家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日子。她用无法磨平岁月刻痕的双手，书写着作为母亲的散文诗，熨帖着我们的心灵，教会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
　　 “一九七四年七月：缺钱少粮的，东屋的屋框子立起来都快一年了，一直杵在那儿，天天看着心焦。终于麦收了，晚饭后去找队长，想跟生产队借300斤麦子和300块钱。队长说有困难，让找大队，拿了一把（10个）鸡蛋去找大队书记，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最终经过大队委集体商议，决定生产队借200斤麦子100块钱，大队借100斤麦子100块钱，分三年全部扣完。无论如何，钱和粮食借到手就好办了，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也要先把房子盖起来。”
　　 这是我在母亲的账本上看到的。是母亲当家后盖的第一栋房子，那时候弟弟刚刚出生，家里两男三女共有5个孩子，全家8口人挤在只有两铺炕的那三间土胚屋里，睡觉都摆不开，哪里还有孩子们学习的地方呢！读过两年师范的母亲，虽然阴差阳错地回乡当了农民，却从未放弃过梦想，让孩子去实现她的梦想是她唯一的梦想了。当年母亲读书期间正赶上大跃进，姥爷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捐出去大炼钢铁了，却最终饿死在了公社的大锅灶旁。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母亲，便匆匆回乡扛起了家。结婚后，父亲一直在部队当兵，母亲更是里里外外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上有姥姥下有五个孩子，生活的重担她一肩挑着。
　　 盖东屋那会儿，母亲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可以挣到5个公分，父亲在部队每月有36块钱的津贴，老少8口人的开支，盖屋需要的钱和粮食一次实在凑不齐，只好分两次，前后盖了两年。第一年雇人打石头、买砖、打土坯，铺好了地基，土坯墙垒到了窗台，该上窗户的时候家里没钱也没粮食了，只好等到来年再借。借到了粮食和钱的母亲，连夜走街串巷去请大工和小工，街坊们都很给面子，第二天到了十几个青壮年，还有几个有经验的老人家给照望着，光做饭的女人就来了四个。缺材料就去买，缺工具就去借，工地上、集市上、灶台上，家里家外，全凭母亲一人做主，这样的日子进进出出几十天，终于到了上梁的时候了。择好吉日吉时，村里平日有些来往的人家都来了，在一阵阵鞭炮齐鸣声中，壮汉们喊着号子抬起了主梁，上面贴着红纸写有“上梁大吉”。母亲让所有见证她喜悦的大人孩子都留下来吃饭，于是，天井里架起了12人的大锅，热气腾腾地蒸着白白胖胖的大饽饽，屋里的灶台上不时飘出来阵阵肉香，嘴馋的孩子们根本挪不动步子！望着大红大红的瓦屋顶（墙还是土坯的），母亲一遍一遍地擦着眼泪。
　　 “一九八二年八月：大儿子高考落榜回家务农了。有人给介绍南街一个大门户的姑娘。这家人祖祖辈辈都很正派，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对我们这样小门小户的人家能有帮衬。姑娘很能干很泼辣，是把过日子的好手。人家要600块钱定亲钱，结婚前还要盖6间新瓦房。孩子他爹转业安置费有500，明天我再去庙头三舅家借点儿，顺便跟三舅和表哥们商议商议盖房子的事情，先给孩子把亲事定下来，让他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要紧。唉，刚刚还完这栋房子欠的债！……”
　　 这是母亲的日记，写在一本64K的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志上。透过文字我看到了母亲的艰难和无奈，她伛偻的身板、早生的华发还有眼睛里的红血丝跃然眼前，鼻涕眼泪濡湿了泛黄的纸张。那时候我虽然年纪还小，可每天临睡前肚子饿得咕咕叫，这种记忆特别深刻。还债那几年，弟弟小还没有口粮，全家6口人每年总共可以分到600斤麦子，还要拿出100斤还给公家，哥哥每月要给学校灶上交粮食不能拖欠，剩下的全家人吃饭，还要照应全村的红白喜事和亲戚间的礼尚往来，不都从这500斤粮食里出吗？为了养活我们，母亲辞去了仅挣5个公分的民办教师，扛起锄头和䦆头，无论冬夏，天天出工，卷起裤腿跟男人一样去坡里干农活。得亏后来实行合作医疗，村里成立卫生室，母亲作为唯一一个识字的妇女被选去当了赤脚医生。再后来被公社医院推荐去读了卫校，结业后可以回公社医院当正式医生，可以转正可以转户口。命运多舛，还差三个月结业的时候，年幼的弟弟在家发高烧引起了脑膜炎，母亲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带着弟弟去城里大医院看病治疗。可终因治疗不及时，弟弟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也成了母亲心里永远的痛。
　　 从那以后，母亲重又回到村里，继续当她的赤脚医生，白天她背着药箱穿梭在三个自然村的田间地头，夜晚收工过后，她又披星戴月地出诊。那几年，我就没见过母亲在家里吃过一顿囫囵饭，往往刚刚端起饭碗，门口就响起喊声：“老姑老姑，快点，俺家谁谁手指头割断了，赶紧赶紧！”（母亲婚后一直住在娘家，她家人丁不旺因此辈分很高）或者喊着“老姑老姑，俺家谁谁又肚子疼，快去给俺看看吧！”那时候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母亲的走街串巷出诊、给新生儿接生基本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如果谁家半夜三更有狗叫，紧跟着就会听到我家大黄的叫声，准是那家有人生病了或者那家的媳妇要生产了。时至今日，每当我一个人行走夜路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母亲在寒夜里深一脚浅一脚、踽踽独行的样子
　　 母亲医者仁心，总是有求必应，从不看人下菜碟，越是家里条件差的人生病了，她越是上心，她经常挂在嘴边说“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的，咱不给他免费的药，他上哪儿看病去？”也因此，母亲在村里的民意很高，赢得了大人孩子的尊重。
　　 “一九八六年12月：这批工作服公司催的急，昨晚下班拿了21条裤子，跑完了19条，第20条还没有上好腰，实在太困了。一条裤子3毛钱，这样算下来，一晚上就可以挣5块7毛钱了。明天去菜店割点儿五花肉，给孩子们炖粉条吃。”母亲在记事本里这样写道。
　　 这一年，父亲的单位给我们办了农转非，我们举家从农村搬到了城市。城里不比农村，只要一睁开眼，事事处处都需要钱。粮食和菜没有了来源，吃块咸菜也要花钱买，就连烧的煤球也不能用柴草代替。再加上母亲是以家属的身份出来的，父亲的单位不接收不安置，可是8张嘴等着吃饭呢，仅靠父亲那几十块钱的工资，怎么能够？母亲一趟趟地跑居委会，去恳求领导给她安排个临时工，哪怕扫马路她都愿意去干。居委会了解到我们家的确有实际困难，再加上母亲识字断文、能写会算，是个有见识的女人，因此安排她去百货店上班，可母亲不去百货店也不去酱菜店，就一心要求去服装厂上班。母亲当然明白，百货店和酱菜店工作轻松，但是工资少而且是死工资；而服装店就不同了，除了给单位加工工作服，还能承接外面的私活儿，最重要的是，工资还是按计件的，干得多就多得，大不了就是累点，“农村人嘛，什么苦没吃过！”就是这样，年近五十的母亲创了两个记录：每天晚上下班后，母亲一手拿一块馒头，一手拿一个大大的用针线装订的本子和一把长长的拐尺，急匆匆地奔向菜市场东头一家王姓的服装夜校，在这里，她的年纪最大，头发最白，学得最慢；另一个，就是在上述记事本里写的一晚上加工19条工作服裤子，这是她60多岁的师傅至死都不相信的、根本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记录。那几年，每天夜里我都睡了好几觉了，睁开眼，母亲还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哒哒哒地蹬着缝纫机在做活儿，有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黑白颠倒的错觉。
　　 母亲对我们的爱，不仅体现在她辛辛苦苦为我们挣生活费这件事情上，她对我们的穿着也很在意很用心。经常买点布店处理的花布头什么的，给我们做裙子，做上衣，每一件都是她亲自设计、亲自裁剪、亲自缝制的，像现在仍在流行的风琴褶、娃娃领、还有蕾丝边什么的，我们小时候都穿过，每次穿上这样的新衣都会让小伙伴们羡慕。为了怕因为裁剪不合适而浪费布，母亲每次都先画出样子来，然后按比例用报纸剪出小样来看看，没有问题了才下剪刀裁布，这样很费工夫。前几天，我还问她：“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那么漂亮，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样子？”母亲说：“哪有什么样式书，都是从电影里看到了，觉得好看就回家比划着做给你们穿。”所以，即使家里很穷的那些年，我们姐弟几个依然穿得很好、很体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为贫穷而失去的尊严和自信。她用一针一线缝补着我们的生活，时间的针脚也见证着她半生的艰辛和不易。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妇女，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她尝尽了世间百味，生活却并没有给她一个很好的报答；她在社会的最底层干了40多年革命工作，却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的退休金。如今已经80岁的她，因为年轻时的体力透支，每天都在经受病痛的折磨，冠心病、高血压、白内障、腰腿痛，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头发丝，浑身上下没有没毛病的地方。
　　 曾经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用一双手养活了5个儿女并培养出了两名大学生；用羸弱的肩膀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用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不到90斤的身板撑起了一个大家庭。“家是合作社，家是互助组！”母亲一直这样教导我和我的孩子们。我爱我的母亲，我为有这样的母亲倍感骄傲。她是我终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宝！愿她安康长寿！
　　 母亲，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是铁骨铮铮的女汉子；命运虽然一直在考验她，可她用不畏难、不低头通过了一次次的考试，在人生的一个个拐点上用毅力、用坚强、用带泪的笑容谱写着生命的散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