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纷繁的雪花，我在窗内独自坐着。我和雪花只隔一层透明玻璃，我看雪花，像看一幅水彩画。如果不是这层三毫米的玻璃，这幅水彩画就会徐徐展开，我便会融入到雪花之中，做一次天人合一的遐想。
　　 想起许许多多雪花飘飞的时节，有童趣、有温暖、也有冰冷。记得我青春的帷幕刚拉开一个边角的时候，一个人便闯进来，她像流星一样，照亮了我并不富裕的青春。
　　 那一年，放了三年牛的我终于长大成人，可以和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同工同酬了。这一年的冬天，我们生产队奉命挖一条名叫“东风渠”的人工河。为了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打通这条通往大淮河的排涝渠，公社下令男工妇女全部出动，展开一场区域内的全民会战。
　　 我们大队的工地离村庄不远，所以，通常中午我们都是回家吃饭，并且，我们生产队排在一号，凡是上工地的民工都要经过我们的工地，接受我们的深情检阅。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把来上工的青年女子一一过滤一遍。在结伴而来，挑着竹篮的人群中，有一个特别惹眼的长辫子女郎，她不仅辫子长，人也长得漂亮。每次看见她经过时，我们都特别安静，等她羞涩而急切地走过去，人们才嘘声一片，开着“五彩缤纷”的玩笑，然后大家都哈哈大笑。笑的最响亮的不是我，而是又聋又哑的哑巴。当然，哑巴听不见我们开玩笑，但他可以看见我们笑，我们一笑，他就跟着大笑，声音宏亮的程度如同高音美声歌唱家。
　　 哑巴跟我是好朋友，他比我年长三岁。我们成为好朋友，完全因为他三哥。哑巴兄弟四个，老大是生产队长，老二是曲剧团敲小锣的，老三当兵去了。兄弟四个，只有老三认字，每次从部队上写来的信，哑巴都让我回信，为此，他经常请我去他家吃饭。哑巴的哑不是天生的，是他三岁时，有一天发烧，当过“巫医”的母亲给他扎了一针，烧是退了，人却哑了。他母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对他特别好，命令三个哥哥要保证哑巴吃好穿好。
　　 哑巴跟我交流多了，我便懂了他的许多肢体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他自创的手语不少，比如，小拇指向上，是极差；大拇指向上是最棒等。自从开挖“东风渠”后，哑巴每次都跟我一起出工，当然，也一起看那个长辫子女郎。有一次，我家开饭晚了，我吃饭又出奇的慢，哑巴一直等我吃了饭，才跟我一起上工，当我们到工地之后，长辫子女郎已经过去了，哑巴没能看见那女郎，失望而又委屈，竟坐在倒扣的竹篮上，一声不响。反正他大哥是生产队长，干不干都有工分拿，再说生产队的人也不跟哑巴一般见识。其实，我很高兴哑巴这样做，因为我和哑巴是搭档，他说我还小，没力气，只负责挖土，他力气大，负责挑土。哑巴闲着，我也只能闲着。
　　 接受那次教训，我和哑巴以后便早早地到工地来，如果我家饭没做好，哑巴就从家里带馍给我吃，我们俩就是为了不错过看那长辫子女郎的机会。那天上午，大队干部来丈量我们生产队的工程土方，支部书记说我们生产队最落后，把队长批评了一顿。生产队长气恼之下，决定动用生产队的储备粮，中午在工地做顿饭吃，这样至少可以提前两个小时开工。中午伙食，是黄豆瓣子掺大米做的干饭，我一碗饭刚吃一半，人家开始吃第二碗了。哑巴吃饭快，他吃了第一碗，第二碗只盛了半碗，人们都弄不明白，哑巴明明可以吃到两大碗的。当我一碗饭吃到三分之二时，锅里已经所剩无几了。只见哑巴吃完半碗饭，很快又盛了堆尖一大碗，此时，锅里已经告磬，锅巴早就被伙夫铲去吃了。众人这才知道哑巴原来在吃“时间差”。哑巴端着米饭，没有独自享用，而是走到我面前，把米饭扒给我一多半，这样，我基本上吃饱了。
　　 这天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天空就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使这个世界十分迷茫。这时，长辫子女郎来上工了，我们都肃穆地立在路边向她行着注目礼。等她走过去，我对哑巴比划着，意思是，这个长辫子女郎真漂亮。哑巴笑着，对自己翘着大拇指，而对我翘着小拇指。“咿咿呀呀”地发表演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我还小，家里穷，而他长得又高又大，大哥是官儿，二哥唱戏，三哥当兵，他要娶那个长辫子女郎做老婆。演讲完了，我们俩又一阵狂放地大笑。
　　 这时，邻村的一个二货，姓王，挑着两只空竹篮，来到我们跟前，他先对我说：“看啥看？别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然后对着哑巴比划了两只长长的辫子，哑巴笑眯眯地看着他。接着，他又把小拇指向上，分别指了我和哑巴，并且把小拇指伸到哑巴的脸上。只见哑巴瞬间变了脸色，“哇哇”大叫着，夺掉我手中的铁锹，向那个姓王的二货拍去。姓王的立刻甩掉肩上的竹篮，撒腿就跑。哑巴“唰唰”两下剁烂了他的竹篮，然后掂着铁锹追赶，这突如其来的杀气，把工地上的人都惊呆了，没一个敢上前阻拦。我害怕出人命担责，因为是我的铁锹，也撒腿去追赶哑巴。那二货魂飞魄散的样子，一路向东跑，哑巴追他，我追哑巴，所经之处，人们纷纷后退避让。我们三个跑了有一里远的路，我看见了那个长辫子女郎，她正挑着满满的黄土往河埂上来，迷离的小雪花在她的周围跳跃，她那红扑扑的圆脸，像一朵盛开在雪中的梅花。此时，那二货已经接近长辫子女郎，我突然急中生智，喊道：“快躲到长辫儿背后！”那二货听见此话，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急忙扯着长辫子女郎的竹篮，萎缩到她的腰间。此时，哑巴已经追到女子跟前，但他没有动粗，而是将铁锹剁到土里，扶着铁锹把子，像个武士似的，一番激动的“伊伊呀呀”。长辫子女郎板着面孔，对着二货、哑巴说：“你们这是想干啥子？”她的声音像雪花一样的冷冰和轻柔，我气喘吁吁地说：“他们赛跑呢！”她说：“神经病！”哑巴向我询问她说的是什么，我翘起大拇指：“你真棒！”哑巴转怒为喜，被我拽着棉袄衣襟拉走了，而那个惊魂未定的二货仍然不敢离去。之后，雪花越下越大，我们的工程也接近尾声，大喇叭里传出公社书记下令停工的声音。大家都兴高彩烈地收拾工具，而哑巴一副失落的样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工地。
　　 春节过后，哑巴经常来问我啥时候开工，我随便敷衍一下：“问你大哥去吧，他是生产队长。”
　　 正月十六开学，大队小学一位民办教师生了大病，书记让我接替他做了民办教师。两年后，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与那个简陋的村庄，解除了“合同”。
　　 上世纪末的腊月初，哑巴因胃癌去世，享年51岁。古人说，“人过五十，不为夭寿。”他还算是喜丧，丧事是由哑巴的三个哥哥操办的，出殡那天，也是雪花飘飞。我想起哑巴和我的往事，一路“哽哽咽咽”，成为送葬队伍中唯一的哭丧者。
　　 如今，在郑州东区儿子这套不足50米的蜗居里，我与雪花几乎零距离对视着，当年那个长辫子女郎和哑巴鲜活起来。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想站在雪地里，让雪花把我包围。我打开一扇窗，窗口像宇宙黑洞一样，将漫天雪花吸进来，在我身边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