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一度想着要站在南山上去写鄱阳湖，但我总觉得它的高度不够，故而放弃了那个念头。后来，我又想到了去爬鄱阳山，应该站在鄱阳山上去写鄱阳湖，但在我去过之后，还是觉得它的高度与广度也都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那个标准，便无奈地作罢了。故而，我只好选择将身站在鄱阳湖上去，并且还要将自己的书桌也搬到鄱阳湖上去，让天当帷幕地作帐，五大河流与六道大溪是上天赐我的神来之笔，鄱阳湖是一只巨大的墨砚，日月星辰是大地为我点亮的一盏盏渔火，照耀着我，任我在湖天深处，水云之上随性地阅读，率性地书写，才不会枉了我此一生。我要是如果真能够做到那样子的话，那么，我的身心就一定能够完完全全地与鄱阳湖交融在一起，呼吸着她的呼吸，跳动着她的心跳，让我的生命与湖同在、让我的灵魂与湖同行。
　　 其实，在追求鄱阳湖文学的这些年里，我还真的是一直在思考着该将自己的书桌，采用哪种方式，摆放在哪里才合适？又该怎样努力地、系统地去写一篇有关母亲湖——鄱阳湖的文章，来较为详实地解读她，以尽到一个鄱阳湖人的义务与责任，但是，我老是觉得自己已经是江郎才尽了，近乎是到了那种无从下手去写的地步。
　　 不知我为何会陷入到这种状态？深究起来，自觉可能是以下三个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一是在我这近一甲子岁月的时光里，平生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离开鄱阳湖，因此，可以这么说，我对她的粗略印象就是“陌生的熟悉和熟悉的陌生”，这大概就是源于我日夜与她耳鬓厮磨，终日相守相望，太熟悉的缘故了吧？就像人们平时口头上常说的哪句成语一样，叫做熟视无睹吧？二是在这些年里，我已经就自己在鄱阳湖上的生活历程，写过大大小小的一些散言短章，已经是有不少的篇幅了，前前后后算起来该有几百篇了吧？如果再写下去的话，恐怕会有重复写作之嫌，因此，我便在内心里有意识避开鄱阳湖，而不想再着墨于她，免得徒费自己的心力精力而画蛇添足了。其三，我还曾经花了近三年的时间，从鄱阳湖的历史深处，从鄱阳湖的人文深处，从唐诗宋词中深入进去，就鄱阳湖的前世今生做过一些必要的解读与阐释，故此，便也就觉得更本没有必要再为鄱阳湖去伤精动脑地费神费力了。所以，这一直就没有动过笔来给鄱阳湖再写点什么。
　　 这一次，我偶然在一个微信公众号里面读到了卞毓方老师写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下一张书桌安放在什么地方》，继而便接着读了他的《书斋浮想》一文，不由得我情思涌动，激情澎湃，难以自抑。
　　 是啊，关于一张书桌应该摆在什么地方，这应该跟做书桌主人的情怀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卞老师在文中说道，之前，他想把自己的那张书桌放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胸怀祖国，放眼天下。他说，他看中的是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方位和那个高度，他若是想要把文章写得中国些和写得炎黄些，更要紧的是写得堂堂正正些，那么他的写作就是需要那样的一个地方，因此，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样的话，他的文章就会写得炳炳麟麟地……
　　 他还说，日月的升降，只不过是文章的标点符号而已，而人潮的聚散，也只不过是文气的回环流转罢了。因此，我们不难从这篇文章中读出卞老师的无私情怀与浩然大气。
　　 基于卞老师给我的启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鄱阳湖人，一个打算倾半生心力致力于鄱阳湖地域文化挖掘与传播的文学工作者，我应该积极地向卞老师学习，将自己的书桌搬到鄱阳湖上去，写一些属于自己的关于鄱阳湖的文字。这应该是我的不二选择。因为我深知自己不具备卞毓方老师一般的学识与胆量，不及卞毓方老师的浓郁情怀之万一，但是，我只要学会紧抓住自己的内心，紧抓住鄱阳湖，让我的内心有所皈依就足够了，故而，我今天就试想在丙申年的酷寒时刻，将自己家里唯一的一张书桌给搬到鄱阳湖上去，因为在我的内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我只有把书桌搬到鄱阳湖上去，才能令自己努力去书写一篇真正属于鄱阳湖的，同时，它也是属于我所独有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有关我与鄱阳湖之间的文字。
　　 今天，我站在这浩淼烟波的鄱阳湖上放眼眺望，仿佛看见历史的风烟依然激荡在鄱阳湖上，弥漫在水云深处的湖天之间。千古一帝秦始皇，叱咤烽烟一万年。天下一统山河壮，敢叫日月换新天。
　　 春秋战国后期，公元前的253年至230年间，燕、赵、魏、韩、楚、秦、齐，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一向不甘寂寞，胸怀兼济天下的秦王嬴政，抱着一统天下，万里江山尽收囊中的雄心壮志，开始了他剿灭其他六国的战争。自公元前的230年起，一直到公元前的221年的十余年时间里，秦始皇在战略上不断地采用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战争策略，战略战术，逐步发动了消灭六国的大秦王朝统一之战。先后于始皇十七年消灭韩国（公元前230年），接着于十八年又消灭赵国（公元前228年），二十二年消灭了魏国（公元前225年）、二十四年消灭了楚国（公元前223年）、二十五年消灭了燕国（公元前222年）、最后在二十六年灭掉了齐国（公元前221年），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大秦帝国。
　　 秦始皇在灭掉六国之后，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分封制，改设郡县制。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而各郡、县主要官吏的使用，
　　 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免。郡以下设守、尉、监（监察御史），郡守掌管和治里其郡，郡尉则辅佐郡守，并提典兵备之事，郡监则掌握郡内的监察事宜。大秦帝国建立伊始，秦始皇把全国分成了三十六个大郡，以后又陆续增设到了四十一个大郡。当时的吴、楚、越等地，统一被朝廷给划分出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等十一个郡治。
　　 那时的吴天楚地之上，浩渺烟云的彭蠡泽东，有一片柴方水便、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水美粮丰的大平原——番邑（读作poyi）。秦王朝在始皇二十六年的置设郡县过程中，于番邑置番阳县，治所在今天的鄱阳镇。那时的番邑因地处番水以北而得县名番阳，隶属九江郡管辖。番阳人吴芮急公好义，为善乡里，遂被乡人举荐之秦氏王廷，被朝廷任命为第一任的番阳县令，至西汉时，番阳县始更名为鄱阳县。说起这鄱阳县令吴芮，他可是被誉为江西第一人杰的大英雄，鄱阳湖文化的奠基人。
　　 吴芮，生年不详，殁于公元前202年，吴王夫差的后裔。自从吴国开氏始祖泰伯廿三世孙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73年被越国灭亡后，勾践杀夫差于余杭山中的“卑犹亭”内，吴国的王子王孙们，先前早已四散避难开了。据《吴氏宗谱》记载：吴王夫差被越国灭亡后，越王勾践命人斩草除根，大量杀戮吴王夫差的后人，于是，太子鸿和王子徽的子女们，便分别从安徽的休宁出发，翻过虎头山和婺源的嶂公山，隐匿在了浮梁的瑶里、九龙、西湖、江村、兴田、金竹山、南安、寿安、鹅湖、蛟潭、三龙、福港等地，从此，吴国南溃的兵马与夫差后人得以保存了下来，并生龙活虎地活跃在赣东北这片广袤的鄱阳大平原之上。
　　 我将视线收拢起来一直向东远望，水天的尽头是鄱阳，滑过鄱阳，我看见了那座叫做昌南的玲珑小镇，闻名世界的瓷都——景德镇。因为那里是制造了china,一个叫做“瓷器”而后演变成“中国”这一名词的村庄，至今，她都在令世人所景仰。且观那，浙岭苍茫林深远，吴芮长眠在高岗。吴芮墓坐落在婺源县镇头乡的鸡山上，冈峦兀起，坐南朝北，神态安详，他静静地守望着鄱阳湖，那一片曾经令他心醉神往、令他痴迷眷恋的地方。婺水碧波舟横江，徽宣歙砚自流芳。徽墨流韵的吴楚古道上，欣欣然地从南宋走来了一位倔犟的老夫子，他头戴纶巾，脚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满脸风尘地穿透吴楚的风烟，踏碎了那浩瀚鄱阳湖上劲涌的波浪，带着“格物致知”，追寻源头活水的理念，走进鹅湖，走进了白鹿洞，他就是知南康军的一代理学名家、大儒，用儒风化雨过化了都昌的朱文正公朱熹老先生。
　　 自古道，江右的书院文化秀甲天下。广袤而富饶的鄱阳湖流域，是我国古代书院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唐代德安义门陈氏的“东佳书院”和高安“桂岩书院”是中国设立最早的书院之一。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在宋代是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延四方讲席，名重学林。鹅湖书院首创学术自由的争辩之风，朱熹与陆氏兄弟在鹅湖书院展开的“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与“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的大辩论，流传青史，光照人间。从鄱阳湖上走出来的古心堂主、拒不降元，率全家百余口尽投止水而亡的江公万里丞相，他创办的白鹭洲书院，学风优良，素以人才辈出、延续办学800余年而著称于后世，令人无限仰慕与崇敬。仅据我的肤浅所知，在鄱阳湖周边就有铅山的“鹅湖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这三座在历史上同样有着较高知名度的书院。
　　 我还仿佛看见从鄱江口缓缓摇来了一叶扁舟，舟头上伫立着一位脸容瘦削，双眼明亮，左肩斜挎一把胡琴，翘着胡子向天吟诵的白石道人——姜夔，一路板着小橹摇着船桨从鄱江冲了出来，冲到了水天苍茫的鄱阳湖上，向着二十四桥明月夜，烟花璀璨不夜天的扬州城，一路慢慢地摇了出去。傲骨临风的姜夔，摇啊摇啊，最终摇出了一个与辛弃疾的豪放派、李清照的婉约派齐名的格律词派——骚雅词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宝库里独领风骚。我还看到了以节义名动天下，南宋出使金国被拘十五年，赤胆忠心，不忘故土，被后人称之为“宋苏武”的洪皓，站在了鄱阳城头之上，来到了鄱阳湖上，他气宇轩昂，长髯飘飘，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惊涛起于身后而不屈，一股强烈的凛然正气弥散开来，让人动容。尾随其身后是洪适、洪尊、洪迈，他的三个儿子，均是名动天下的人物。
　　 我站在鄱阳湖上，游目四顾，但只见“风烟起处光华闪，节义文章耀眼明。”我仿佛看见在鄱阳湖的人文深处，阵排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方阵，耸立起一座又一座的文学高峰。自古以来，鄱阳湖上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大家构成了一个较为齐整的文学阵容。
　　 单单从诗歌的创作方面来说，康乐公谢灵运于都昌西山石壁开创的山水诗派，在鄱阳湖上刮起了中国的山水诗风；陶渊明于庐山开创的田园诗派，吹起了一股清新的田园泥土味道；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形成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在我国的诗歌创作方面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同样，在元诗四大家中，鄱阳湖流域的虞集、范梈、揭傒斯便赫然在列，四人中尽占其三，这不可谓分量不重吧？如果以词作方面而言，在宋词的四大开山祖师中，鄱阳湖上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便名列其间，而晏殊更是有着“北宋倚声家初祖”的盛誉而名满天下。再者，若是以文章而论，闻名天下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仅我们鄱阳湖流域就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他们三人跻身在其中。而刘攽、刘恕更是协助司马光撰修了《资治通鉴》的大功臣，他们俩是司马光身边编撰《资治通鉴》的重要骨干和力量。鄱阳湖流域的魏禧，在清初是被人称之为“散文三大家”之一的人。那时候的魏禧、汪琬、侯方域三人，被世人尊为散文三大家。魏禧的文章大多是颂扬民族气节的人和事，表现出他内心浓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魏禧不仅善于评论古人的业迹，并且对古人的是非曲直、成败得失都有一定的见解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他强调做文章要注重“酝酿积蓄，沉浸而不轻发”。擅长将简洁的叙述和恰当的议论结合起来，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若是从英雄节义方面来说，在南宋时期，鄱阳的洪皓在出使金国之后，无端被金国拘押了15年之久，因此他被称之为“宋苏武”。宋末元初的时候，都昌的江万里率全家投“止水”而死，拒不降元，铮铮傲骨，气节浩然长存。更有江万里的学生文天祥，他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千古名句，慷慨赴死，以身殉国，万古流芳；谢枋得蔑视权贵，嫉恶如仇，爱国爱民，他一门忠烈，毁家纾难，用生命和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的壮丽诗篇。
　　 如果从戏剧方面的成就来论，鄱阳湖流域奉献出来的《临川四梦》，可谓是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水平，剧作者汤显祖被后世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清代铅山的蒋士铨，被尊称为“乾隆”时代的天下第一曲家。鄱阳湖畔的乡土文化气息浓郁，种类繁多。不仅有戏剧，还有民歌以及获得“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之称的傩舞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整个鄱阳湖流域，光民歌的种类就有号子、渔歌、山歌、小调、灯歌等等几十种，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绘画艺术则多以开宗立派为己任，如南唐董源、巨然首创宗画派。宋代扬无咎的墨梅在绘画史上影响深远，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是我国世界级的绘画大师，他的画作在全世界点燃了中国艺术的圣火。
　　 从新干县大洋洲镇出土的青铜器来看鄱阳湖流域的青铜文化表明，在我国商周时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堪与中原媲美的青铜文明存在。北宋时期，德兴人张潜所著的《浸铜要略》，被大规模用于生产，成为了我国冶金史和化学史上的一大发明。鄱阳平原是我国乃至世界栽培稻技术的发源地，万年的“吊桶环”和“仙人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址。明代科学界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使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