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党派的命名中，透露出党派的政治史纲：既与民国时期的执政党，有着历史上的血脉关联；又彼此区别，在共和国时代的统一战线中，成为执政党领导的重要民主党派。这一历史角色，在深处制约着民革事业的定位。从国共鼎革到民族复兴，民革在天步的前行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并直接担负着继承、发扬中山思想的历史使命。在民革的党章中，反复强调：“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这一民革优良传统和基本特色”；而半个多世纪来，执政党则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征程中，这可以成为民革与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贡献力量。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共和制度承皇权崩塌之余，政治轴心的递嬗，必然包含了政党制度的命题。孙中山先生说：“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党彼此相待应如弟兄。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故欲免此弊，政党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以此论之，民主党派是我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基石，在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而不应是前朝遗迹、政治花瓶。《左传》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孟子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国之众，万象纷纭，所贵和而不同，所惧同而不和。在中国政治文明之中，只有和衷共济，共同面对国际竞争及文化激荡，才能为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厚植国本。百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重构，国家政权的建设需要民主党派发挥积极作用。“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这一古老的命题，也将是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天下之大，不能独治；政权的基础，关乎政权的生命力。
　　 早在尧舜时代，《尚书》云：“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又云：“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然而中华文化中所谓君，从来不是专制之谓，而是通过领导不同力量，共同担负起社稷重任。《荀子》云：“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故董仲舒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也。”反之，《孟子》云：“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可见，在中国政治文明中，君的本意乃人群共处之道，在于维系人类群体，成为维护国家治理、社会运转的中枢。这一概念，与现代语境中的“领导”一词相发明，只是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嬗变与革命斗争中，长期遭受攻击被污名化而已。显然，倘若一个反人性、反文明的基点，不可能承载起人类文明的发展。考察这些文化经典中揭示的大道，在中国这样广土众民、国情复杂，具有大一统基因的伟大文明中，奠定稳定而强固的领导核心，与各方面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尤为重要。
　　 纵观中国政治史，如前所述，中华先君将众臣比作赖以治国理政的亲邻、股肱。早在《礼记-王制》时代，“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隋唐以来长达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更是使中国政权向社会各阶层深度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面貌。通过这些根本制度，维系了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扩大了政权的基础，从而有效维护了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在其中，三千年前的周代采用宗法制，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三千年后的清代，则通过亲王、王公等制度，辅佐天子治国理政。纵观这些伟大的朝代，尽管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制度上的差异，但同样是通过共治天下避免“孤家寡人”，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所谓宪政，原不等同于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而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构造，乃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我国历史上这些行之有效的“宪政”，在皇权后的共和时代，也势必需要足以替代的制度。
　　 何况，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命题更为重要：我们早已不是唯我独尊的天朝，所追求的也不仅是“皇图永固，帝道遐昌”，而是作为人类主要文明中的主要民族国家，长期面对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竞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更需要重构适合本国国情、立足本国历史文化土壤的政治文明，才能使中华文明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荀子》说：“礼义生而制法度。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孙中山先生说：“且各党尤当互相磨砺，交换意见，否则固守私见，则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报复无以，国家必随之而亡。”中华文化具有尚和合、重一统的基因，决定了中国不需要强大的反对党，但需要优秀的参政党。从中国历史来看，无论是出现多元的政治中心，还是《周易》所谓“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都足以造成政治局面的衰败甚至灾难。因此，在中国政党制度的建设中，即通过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政治稳定，又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股肱之力、辅弼之用，实现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
　　 从取天下到平天下，历史的洪流跌宕起伏。在不同的时代，统一战线必然有其不同的内在逻辑，不以人的是非好恶为转移。现在，通过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深化政权根基、联系不同层面，从而聚合人才、凝聚人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切实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作用，是实现中国式民主的基本途径之一。清人魏源云：“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民主不是口号，不是迷梦，不是西洋景。民主的真谛，在于共治，在于统一，在于广开言路，在于汇聚民智，从而切实维护中国社会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绝非只有在西方社会及其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宪政才叫宪政——这本身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尺度及其话语体系问题。每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体系，制度建设只能以我为主，对外来经验固然可以借鉴，但绝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彼岸和立国典范。一个伟大国家的立国体制，只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沉淀、发展——我就是我，同样顶天立地，由来各有千秋；但我绝不可能化而为你，或沦为你的影子！
　　 孙中山先生说：“建设为革命唯一目的”。现在，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百年以来的主题。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民主政治，正是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历史课题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民主党派不是普通团体，不是官僚机构，乃为社稷重任而生。当下中国民主党派的建设，关乎中国宪政的探索与发展，只有更好的“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才能真正与执政党一道，共同担负起社稷的重任。
　　 纵观历史，回到当下。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正如执政党在纲领性文献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思想解放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反观民革中央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举措，例如“举全党之力参政议政”、积极扩大民革的社会影响，可以站在重构中国政治文明，以及中国宪政及其政党建设的高度去看待。参政决定参政党的高度，如何参政决定参政党的价值。作为参政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担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