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部队的军人食堂，分为三种，一种是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就餐的大灶，一种是师团级首长就餐的中灶，一种是军以上首长就餐的小灶。在我做宣传干事的时候，非常意外地同团里的几位首长一起吃了顿中灶。
　　 那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前夕，为了庆祝建军节，也为了鼓舞士气，我主动以团政治处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在全团大唱军旅歌曲的通知》。文件下发和上报后，军区政治部很快转发了这个通知，要求所属各部队像我团那样，组织干部战士开展大唱军旅歌曲的活动。
　　 团里收到军区的转发文件后，几名团首长都很高兴。李政委对我说：“我们的文件被军区转发，这在我团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吃午饭的时候，我端着碗筷正要往机关食堂去，知识分子出身的宋团长突然叫住了我，要我跟他一起到中灶吃饭，我有些受宠若惊，团长说：“不要紧张，我请你吃次饭，算是犒劳一下。”团长还说：“你写的东西的确很好，你可以给报纸、电台写点新闻报道嘛。”我连连摆头说：“谢谢首长的鼓励，写新闻报道我不行，真的不行。”“我看你行，我不勉强你，你可以试试。”
　　 团长的话说得很随和，算不上是命令，但至少是一种希望，一种殷切的希望。还在新兵连的时候，连长曾给我们讲，驻藏某部一名与他同年入伍的许姓战士，喜欢写写画画，在首长的鼓动下，他开始向报社、电台写稿，连续写了几十篇，好不容易终于被采用了一篇，从此他热情更加高涨，写稿越来越多，命中率也越来越高，成长为军区报道组的新闻干事。
　　 此时此刻，我并不是在团长面前故作谦虚，我真的是没有想过要写新闻报道，我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叫新闻。那段时间，团长的话就像热卡很高的营养品被我吃了一样，不时的在我体内发热，产生着能量。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部队干部战士同全国人民一样，处于无比悲痛之中。在举国哀悼毛主席的日子里，我流着眼泪，写了一篇题为《毛主席啊，高原战士怀念您》的文稿。稿子通过叙述自己的成长历程和切身感受，讴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革命战士的哺育，感恩伟大的毛主席比天高比海深的无比恩情，然而这稿子属于什么体裁我都不知道，能不能采用更是心中无数，真不敢向首长和战友吱声，只好以个人的名义悄悄地把稿子寄给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几天后，稿子在《高原子弟兵》栏目里播了出来，而且重播了好几次。播音员低沉的声音里夹带着哭泣，让人听得泪水涟涟。稿子是我自己写的，播出时，应该说没有了新鲜感，但我依然是聆听三十分钟哑哭了半个小时。正是通过听播音员说在这次节目里播送某某某的署名文章，我才知道了这种文稿的体裁，再后来还知道了从文学的角度也可叫作抒情散文。团长听了广播以后，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怎么样？这就叫行。”我斗胆回答道：“如果说是赶鸭子上架的话，团长您就是那赶鸭的人。”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以后，带着首长和战友们的鼓励，我连续写了九篇批判文章，没想到九篇都被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播了出来。翌年春天，由西藏自治区党委牵头，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在拉萨联合举办了首期工农兵通信员培训班，我非常有幸被邀请参加。培训期间，经验丰富的编辑给我们讲解了新闻的定义、新闻的采访、怎样选择新闻角度和新闻素材、消息的种类及写作、通讯的种类及写作、署名文章和新闻评论的写作，在完成课堂学习的基础上，按一比三的比例，由资深记者分别带领我们实习采访。西藏军区高炮团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联系部队实际开展向“硬骨头六连”学习的活动，搞得很有特色，取得丰硕成果。完成采访以后，我写出了四千多字的调查报告，作为培训的结业论文，受到培训班的首肯，并被《西藏日报》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采用。通过这次培训，才使我第一次懂得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也正是这次培训，让我爱上了新闻这个行当。培训结束时，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汉文编辑部领导找我单独谈话，希望我转业到电台做专职新闻工作。听到这意外的消息，我确实很高兴，至少可以说是对我参加培训情况的一个检验，可是，要我脱下军装，我怎么都不愿意。我一生酷爱新闻专业，但更爱我的军旅生涯！
　　 我们团没有新闻干事的编制，在部队内部，我只能是宣传干事兼搞新闻报道。在媒体上，叫“通讯员”，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通讯员”前面还加了“工农兵”三个字，见报时的署名为“工农兵通讯员”，具体是谁，是不能署出来的，因为要反对成名成家，就顾不上什么文责自负，哪怕是专职记者发稿，也没有具体的人名，只署“本报记者”。由于学过了，回到部队后，发现部队到处都有值得报道的新闻。于是，我在完成宣传工作的同时，争分夺秒地“抢”新闻，那怕是挑灯到子夜，也要把稿件写出来。那时候没有电脑，写稿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稿子写成后，还只能装在信封里邮寄出去。我们团驻在深山沟里，距离县城都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无论是把稿件发往《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还是发往《解放军报》、《战旗报》，都要等到团里有车去县城或者拉萨时，才能把稿子带出去邮寄。由此而来，新闻到了编辑部不再是新闻，甚至会变成旧闻。面对现实，我只好不写动态新闻，多写问题性新闻，少写消息，多写通讯，结果，所写稿件，几乎是写一篇用一篇，每年的采用量都在一百五十篇以上。随着思想牢笼的冲破，一九七八年初，稿件署名取消了“工农兵”三个字，并且要求在“通讯员”后面加署作者名，随后还恢复了稿酬制度。有一天，我一次就收到了十四张稿费汇款单，虽然是低稿酬，加起来也只有八十多块钱，但也不算少，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七十二块八。不过，我看重的并不是稿酬的多少，而是辛辛苦苦爬格子以后的那种丰收的喜悦。
　　 新闻报道的作用实在不能低估。有个星期天的中午，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梁学明在河边洗衣的时候，突然听到呼救声，他起身一看，发现离他三十多米的地方有人落水了！梁学明箭步冲上去，奋不顾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把年仅九岁的藏族小姑娘救了起来。我把梁学明的救人事迹报道以后，团里为他记三等功一次，上级党委为他记二等功一次，并被军区评为学习雷锋的好战士。当时还是战士的梁学明，因此被上级首长点名提升为干部。
　　 驻藏部队的干部，每工作一年半休一次假。那时拉萨至成都的民用航空，每天只飞一个来回，而且机型是只能载七八十名乘客的伊尔18，进出西藏，预订机票后至少也得等上两个星期。一九七七年，我休假以后住在西藏军区川办招待所等飞机期间，到成都一家医院看病，发现该院在开展抽羊水早期测定胎儿性别的特检项目，我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能用这种方法测定胎儿性别，无疑是临床医学发达的标志，但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国度，应用于对孕妇的体检，其负面影响就大了，至少对下一代的婚配将留下后患。回到招待所，我立即写了篇读者来信寄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五天便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了出来，引起一些医疗专家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纷纷发声，关注和讨论这一严肃的问题。那家医院也立即停止了这项检验。
　　 多年以后，当我在一些新闻培训班上讲课，有学员问我搞新闻最重要的基本功到底是什么时，我总会深有体会地告诉他们，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与应用。如果只懂得写作上的甲乙丙丁，而不懂得哲学上的甲乙丙丁，不能说具备了搞新闻的基本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因病住进了西藏军区总医院内一科，病情好转以后，高原病著名专家、科主任麦裕良对我说：“你是搞新闻的笔杆子，帮我们写篇报道吧。”凭我住院以来的观察，由于高原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个别战士病愈后也不想归队，而喜欢泡在医院里。对此，内一科的医生护士既精心为病人治病，又坚持做思想工作，效果非常明显。根据这一素材，我写出了《西藏军区总医院内一科既医疾病也医思想／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医护工作中》的典型报道。稿件被军内外媒体采用后，在总医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总医院领导对我个人的重视。总医院政治部李副主任找到我说：“我受院领导的委托，除了感谢你以外，想征求一下你本人的意见，你愿不愿意调到总医院工作？”我当时觉得有点突然，问道：“我能做什么呢？”李副主任说：“我们有名新闻干事只长于摄影，我们想调你来做专职新闻干事。”要论客观条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总医院都强于我所在团，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总医院毕竟在拉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比较畅通，加之是做专职新闻干事，很有利于把新闻报道做得更加出色。我说：“这能成吗？”李副主任说：“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笔杆子，你们部队肯定舍不得给我们，不过不要紧，你们宋团长正在我们内四科住院，如果你本人愿意的话，我们去同他商量，军区干部部门的工作也由我们去做。”李副主任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还说什么呢？我只好表态说：“我服从命令。”
　　 总医院与我们团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但编制比我们团要高一级。尽管如此，总医院首长同我们宋团长商量这事儿，一点没少费功夫，但磨来磨去，宋团长最终还是答应了。不过，宋团长是有条件的，说是“用一个秀才换一个医生到团里任卫生所所长”，由于是晋职使用，总医院首长知道会有人愿意去，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宋团长的条件。
　　 总医院真能办事，我回到部队不到一个星期，团里便收到了上级干部部门关于我的调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