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许多地方政府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受大环境的严重影响，我们生产队也是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无处不在的“冷战”里夹杂着突发的“热战”。在我们那个“外姓人”比“外星人”还要稀少的张姓村庄里，同宗同族的亲情丧失殆尽。我们的祖先用阵痛编织的历史纽带到此断裂了。所以，1968年我们遭遇的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与“人祸”纠缠着我们那个贫穷而单薄的村庄。
　　 我们村庄是一个梯形的地理形态，前边低，后面高，一条下水道正好把村庄划出一条平分线。于是，住在南边的称“南门”，住在北边的称“北门”。在没有雨雪的晚上，两边的人都蹲在下水道的土埂上吃饭。唏唏溜溜的吃饭声，像充盈天地间的优美乐章，更像这个苦难世界的生命恋曲。但是，这条下水道或者平分线也像楚汉时期的鸿沟一样，充当了“冷战”和“热战”的前沿阵地。“南门”和“北门”的骨干人物往往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站在下水道两边相互指责和斥骂，充分表达着男性的彪悍和女性的暴戾。于是，下水道见证了村庄的分裂和仇视。其结果是，生产队长是“北门”的，会计必然是“南门”的；民兵排长是“南门”的，妇女队长必然是“北门”的；起关键作用的出勤记分员和仓库保管员南北双方各一名，以便有效地监督和牵制对方，保护“本门”的切身利益。
　　 这一年的农历6月17日起，连续三天的豪雨袭击了淮河沿岸的许多村庄，内涝水灌满了所有的沟沟壑壑，到处是水乡泽国蛙鼓齐鸣。大堤之外的淮河洪峰爬上高高的大堤。19日下午，我们许多小伙伴只穿一条短裤，站在齐臀深的散发着腥味的浑浊冷水里观看着堤外的水流。起初，堤外的洪水像长了无数条惨白的薄弱的长腿，慢慢地往堤内走。大堤上绿色的茅草和细碎的花朵在水流中起起伏伏时隐时现。渐渐地，这水的腿越来越粗壮和宽大，少顷连成一片。如巨大的瀑布从大堤顶端直泄堤内，腾起的灰白色的烟雾四处弥漫。洪水像一堵巨型的大墙排山倒海而来，声若巨雷，气势恢宏。我们被吓得撒腿往村庄跑。
　　 黄昏时分，洪水围困了我们高高的庄台，浑浊的水携带杂草和泡沫进入庄子中间的平分线——下水道。这时，队长吹响了哨子，大家纷纷拿了铁锹、竹筐，到下水道出水口那儿去“打低”。打低就是在低处修筑拦水坝，以抵御洪水，保护我们共同的村庄。
　　 洪水在临时构筑的堤坝前徘徊和冲撞，水涨，堤坝也涨。但到天黑时分，洪水突然暴涨，很快冲垮临时堤坝。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淮河大堤已经有多处决口了。所以，水涨得速度令人咂舌。很多老年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像滚了油锅一样的涨水。洪水进入我们村庄中间下水道后，并不停歇，迅速向两边蔓延。大家一看围堵无望，掉头就往各自家里跑，开始抢救屋里的粮食和珍贵的东西。
　　 这一年麦季，是个难得的好年景。家家都分到了两缸大麦和小麦。我们把装麦子的陶缸挪到外面，又把棉衣、棉被、木床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搬出来。做完这些，天已经完全黑了。好在这一晚云彩稀薄，时有星光泄露出来，稍晚又有月亮的微光覆盖了昏暗的星光，保证了人们可以在有限的光线里远离危机四伏的建筑物。
　　 大约九点多钟，我听到了第一声重物拍击洪水的沉重响声！我家的三间土坯房屋在暗夜里倒塌了。我当时正和我父亲站在没膝的洪水中给陶缸里的麦子盖上苇席，巨大的冲击力把我推倒在水里，是我父亲把我捞了起来。这一响，如同节日的第一声爆竹，接下来出现了连锁反应，“噗通噗通”的声音此起彼伏。洪水把我们的村庄全部粉碎了。黑暗中，人们哭泣着，呼喊着，纷纷就近向南北两处较高的地方撤退。
　　 在灰白的光线里，人们可以看见洪水撞击着树木而卷起的飞沫。人们先是爬上坍塌的露出水面的房顶，房顶被淹没后，把木床搬上去，人坐在床上；而洪水仿佛长了腿似的，也往床上爬。人们又搬来方桌，桌子上放板凳木箱，大家摩肩接踵地坐在上面。整个夜晚，我们被洪水压迫着，不停地抬高自己的“宝座”。压迫我们的不仅有洪水狰狞、恐怖的表象，还有附着在这表象上的灵魂。我们听到洪水的灵魂在远处沉闷地嚎叫，“哞哞哞”，既像轮船汽笛在遥远的河道上长鸣，又像塞伦盖蒂草原上牛群的怒吼。我们觉得在暗夜中，这种充塞天地的声音其实比洪水的表象更可怕。
　　 黑暗中，突然传来“北门”生产队长的吆喝：“南门的，你们那里咋样啦？”这一声仿佛来自遥远天际的神的呼唤，震动了灾难中的村庄，震动了挣扎中的人心，它脐带般地把“南门”和“北门”灾难中的族人连接起来，一个大家族的内部血脉开始重新流通。
　　 “咱们都还在呢！你们那里少人没有？”“南门”的会计呼应道。“一个没少！你们那里洼一些，大家要小心呀！”“北门”队长说。
　　 就这样，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人大声问候，互报平安。在洪水的死亡气息中，这问候温暖着人心，鼓舞着士气。我们小孩子头顶被水浸湿了的棉被，瑟缩在大人的怀抱里。而大人则不断地向上天祈祷，希望我们的祖先保佑村庄里的人畜平安。
　　 农历6月20日，当第一抹光线点照村庄的树梢时，我看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这个可怜的村庄，只剩下树枝还在风中摇曳。随着光线的渐次明亮，我看清了呆在身边颤抖的老鼠，在脚下浊水里蠕动的蛆虫和飘荡在水面上的动物尸体。不远处就是我们蹲着吃饭的平分线，如今它像一条湍急而苍凉的河流，木头、菱角秧、浮萍迅疾而疯狂地滑过。早饭时分，我看见一座坟头一样的麦秸垛从茫茫的西方飘来，进入下水道构成的“河流”后，开始像星球一样旋转。草垛顶上站着一只红冠公鸡和三五只母鸡，它们半张着潮湿而粘滞的翅膀，奓着脖子上纠结的羽毛，在旋转中惊恐地“咯咯”鸣叫。这景象如同大漠孤烟一样生动、凄凉和触目惊心。在“河流”的两边，各有一坨躁动不安的人群。原来我们南北两处的聚集地竟然离得那么近。我们像鸭群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更像屹立在汪洋大海里的两座孤岛隔水相望。铺天盖地的洪水至今想起来仍然使我恐惧和眩晕。
　　 我放眼无边无际的波浪，它们浩浩荡荡而来，在我们的脚下和身边像蛇一样扭曲擦过，然后又浩浩荡荡地推向远方。不远处的邻村，原本高大茂密的树木，现在如同长在水面上的灌木丛。天苍苍，水茫茫，水天相接，混沌一片。我们渺小得如同一只在水面上挣扎的蚂蚁。人们相依为命的伙伴——牛猪羊、鸡鸭鹅都随着洪水的流向逃跑了，只有狗还忠实地蹲在身边，吐着血红的舌头，警觉地注视着摇晃的水面。事实上，那些大型的牲口，比如牛和驴，都是被大人们亲手打走的。多一个畜生与人争逼仄的地盘，就不如没有这畜生。但我坚信那些男人在驱赶牲口时是噙着眼泪的。他们噙着眼泪用野蛮而颤栗的棍棒把另一个生命驱赶到烟波浩渺中。此刻，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剥去坚硬外壳的石榴籽儿，生命的内核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时就有可能被飞翔的鸟儿叼走。活着，成为我当时最奢侈的理想。
　　 与洪水搏斗了一夜的男人们，没有丝毫的睡意。我们“南门”的男人陆续上了高大的榆树或椿树，留下更多的空间让孩子和老人们休息，妇女们则两腿盘起，如同打禅的佛门弟子闭着眼睛端坐着。她们或许在假寐，或许不愿意看到眼前骇人的情景；而“北门”的地势较高，屋子倒塌了，屋脊还匍匐在水面之上。屋檐草没有浸入水中就是干的，他们可以用这屋檐草煮麦粒、煮南瓜。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火苗在水面上跳跃，就像水伸出的柔软的舌头。由于“南门”没有可燃物，我们只能吃漂浮水面的生瓜、喝泥土浑厚的生水。
　　 下午三点左右，洪水不再上涨了。会计大叔用刻舟求剑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新闻被会计及时发布后，立即引起一阵喧哗和骚动。人们惊喜的面孔上闪着几道明亮的泪痕。大家用掌声向会计表达了敬意和感谢，好像会计同志在枪林弹雨中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建立了不朽功勋。与此同时，从北面泅过一个人来，上了我们礁石一样的“基地”，人们这才发现是队长同志。只见他腰里系着安全绳，绳子上还带着一个“木盆”，“木盆”里是煮熟的闪烁着亮色的珍珠一样饱满的麦粒。他对会计说：先把麦子分给小孩和妇女。你们“南门”再派一个人跟我去煮麦粒。强壮高大的男人，就从洪水中捞起麦子，用“木盆”盛了，攀着绳索到“北门”煮麦粒给人们充饥。所有的人都已经三顿没吃饭了，这些煮熟的麦粒无疑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美味的食品。
　　 洪水三天三夜的围困，我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黄昏时分，洪水已经退到村庄“平分线”下面了，两边的人终于可以自由通行了，终于可以睡个安稳放心觉了，但“南门”的一个老婆婆半夜醒来，突然发现“平分线”那里一片灰白，她以为洪水去而复来，遂嚎啕大哭，喊道：“快起来呀！大水又来啦！我的亲妈呀！”众人皆从梦中惊醒。“南北”两地的人一起大哭。生产队长这时比较冷静，他走去用手一摸，才知道是一片被撕烂的棉被套在那里晾晒。虚惊一场，自然有人埋怨那位老婆婆。队长责怪说：“你以为大水跟你一样长着两条腿，想去就去，想来就来呀！”这句话把年轻人逗笑了，三天来，这是人们发出的第一声笑。笑声中有人居然再次呜咽抽泣。
　　 被洪水围困的日子，我感觉是一段最为漫长的历史。过程里，我们穿越苦难，浴“水”重生。被颠覆的良知重新复位。被诱惑的本性渐趋还原。“天灾”和“人祸”的碰撞过后，是秩序、淡定和亲情的袅袅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