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后来，她离开了农村，到矿区成了一个家属。家属不是一个职业，是没有任何收入的一个“闲人”。为了改善家里拮据的生活，母亲当了“家属”以后，一直在干着各种各样“临时工”。
　　 在她去世之前的五六年，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了，她终于从繁重的“临时工”中解脱出来。我给母亲说，你“休息”以后，什么也不用干，就去好好画画。
　　 画画，是母亲最大的爱好，是母亲年轻时最美的回忆，我为母亲买了一些画画的纸张和颜料，让她寻找过去的那些“美好”。母亲拿到那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画出一张完整的图画，就得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她来往于医院，动手术，治疗，想画画的手始终没有恢复力量，那些纸张和颜料就蒙上了灰尘。
　　 治疗了几年，母亲还是被病魔带走了。在整理母亲的遗物的时候，看到那些肮脏不堪的纸张和干结的颜料，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母亲爱画画。只是爱好而已。她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成为“画家”的梦，只是喜欢那些颜色，那些线条，以及线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图象，图象所代表的美丽。
　　 很早以前，母亲并不会画画，更谈不上喜欢画画。喜欢上画画，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在农村的时候，每天的活很重，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干这些“无聊”的事。母亲在一个农闲时节，回娘家时认识了一个会画画的知识青年。那段时间正是雨季，想干活也没有可干的，大多是坐在一起闲聊。母亲看到那个人在画画，就很好奇，就跟着学了几天。
　　 母亲所学画的，只是很简单的图画，几种花卉，女人的头像，换了别的，她就不会画了。学了几样，也就够了。母亲心里的热情被画画所点燃。她回到家里以后，买了两盒彩色粉笔，就在家里的门上，墙上画满了这样的图画。
　　 低矮的泥胚茅草房，阴暗而潮湿。在房屋的四周，还时常有蛇出没。这样的房屋几乎可以说“破败”，居住条件和现在没法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大家都这样，好的很少。母亲可能也想过住砖房，有飞檐，有高高的墙壁，有宽阔的厅堂，有精致的家具，还有美丽的墙上壁画。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的房屋，拥有的是灰黑色的门板，悬挂着尘灰的墙壁。
　　 学会了那么几笔线条，母亲很兴奋地开始创作了。她把门板，把墙壁当成了自己的画纸，在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粉笔线条。这些五颜六色的线条，组成了一些脑袋和一些盛开的花朵。
　　 我那时也就四五岁，对图画没有审美能力，只是觉得线条好看，忍不住用手去摸。手摸过以后，线条不见了，手上沾了一层粉笔灰。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赶紧来拽我的手，禁止我去摸那些颜色鲜亮的线条。我听话了，但那些线条还是会随着风雨的侵蚀，很快就变淡，消失。
　　 门板和墙壁本来就不多，颜色变淡以后，母亲马上就擦掉那些粉笔灰，又画一幅上去。门上和墙上的画，经常在变。
　　 母亲让房屋的颜色，一下子就亮堂了不少。村里那些邻人被颜色所吸引，纷纷扛着锄头或者背着背箩站在门外看。他们虽然木讷，被繁重的农活所压迫，但站在画前，眼中还是有一丝亮光闪射出来。
　　 母亲画画的时间并不多，她还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家务和农活上面。只要有空闲，她第一时间就会去抓住粉笔，在某个空的地方画上几笔。如果门上，墙上都画满了，母亲还会将笔延伸到场坝里，在那些石板上画。但凡附近有一点空的地方，母亲都不会放过。还算好，她的“作品”寿命都不长，也不珍贵，那些鸡鸭或者猫狗都会进入她的作品，帮助她“创作”，或者进行破坏。
　　 过了很多年，我稚嫩的记忆还能回忆起满墙的线条。那些线条在记忆里的痕迹很深，有一种历历在目的感觉。我记忆的“眼”中，图画的线条很满，很繁，很多。人脸是圆的，眼睛也是圆的，嘴也是圆的，一切都显得很饱满。那些花也一样，盛开着，花瓣绽开来，像一锅端上桌来的爆米花一样。
　　 这些图画，跟现实中的人或者花都不一样，有些夸张，有些失真，甚至比例也不协调。毕竟，母亲捉锄头的手学了几天，能画成那样已经很不错了。只是颜色，让人赏心悦目，让人觉得新奇，让人欣喜，让人心情轻松愉快。从现今的眼光看，那些图画确实谈不上“好”，更谈不上“艺术性”，可能连儿童的习作都不如。
　　 母亲可能也知道这一点，也很想提高。她后来又多次利用回娘家的机会，再去找那位青年讨教和学习。
　　 在那个以种地为光荣，以粮食为目的的年代，像母亲这样“追求”画画的，自然会让人觉得异类。
　　 幸好，父亲远在一千多里外的贵州，无法“管”到母亲的行为。但母亲的行为，在父亲的长辈、兄弟姊妹等眼中，已经变成了一根根尖刺，让他们难受。那个时代，没有电话，不能立即将母亲的一切告知父亲。写信时可以的，但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提笔又觉得有千斤一般重。不过，传递信息的方式还是有的，在附近的乡村里，有不少人也在贵州挖煤。他们回来探亲，难免会将父亲的一些问候带回来，又将家乡的一些信息带回去。于是，关于母亲的信息，就以“流言”的形式传递到父亲耳朵里。
　　 父亲那一年提前探亲回来了。母亲没有探究父亲提前回来的原因，而她心里并不觉得画画是一件“坏事”。她在忙碌的农活之余，仍旧挤出时间，忙碌着那些图画，没有意识到四周那些带刺的目光和背后那些“流言”。
　　 在母亲眼里，这些图画的色彩非常美丽，是她劳碌生活中的一点亮色。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人独自在农村，父亲从来不寄钱回家。母亲跟村里那些亲戚的关系也不好，他们从不帮助母亲，连犁地这种男人活都不会帮助母亲。当其他田地已经犁好准备栽秧的时候，母亲还孤独地吆着牛，在水田里拼命跟牛较量。
　　 那些年的生活，我们过得很艰难。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的苦难烙下的印痕还很深。母亲在这种辛劳的生活环境里，一直咬牙坚持着，很少叫苦。
　　 回到家的父亲，立即用手绢将门上和墙壁上的那些画擦掉，还打了一盆水，把门前地上的那些画也冲洗掉。水洗以后，想要消除的痕迹都消除了。眼睛看去，墙壁也会，门也好，地面也好，反而更加肮脏，更加阴暗了。
　　 从地里回来的母亲，扛着锄头走到院子里，就感觉到了环境的阴暗和异常，她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母亲没有生气，她的作品原本就廉价，也不时会更新。只是在一种强迫的情况下去“更新”，还是有些不情愿。
　　 没有了图画，光线暗了，眼中觉得所有色彩都消失了。母亲赶紧把锄头放下，去找粉笔。但是屋子里没有粉笔了，所有粉笔都被父亲藏起来了。那天，父亲和母亲为此狠狠地争吵了一场，甚至动了手，打了架。
　　 父亲不准母亲画画。倔强的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双方互不相让。母亲毕竟力弱，在争吵和打架上都吃了亏，只能选择沉默。不过，父亲的探亲假是有限的，到了探亲假最后截止日期，他必须返回到矿区。父亲的身影刚消失不见，母亲就到乡场上去买了粉笔，把空出来的墙壁、门、门前的地上都画满了图画。
　　 为了画那些画，母亲都忘记了我们兄弟俩，饭也不做，猪也不喂。我们兄弟俩饿得不行，跑到地里去摘黄瓜吃。猪饿得嗷嗷叫，最后竟翻出猪圈，跑到地里去了。我和弟弟在田野里到处追逐那头黑色的架子猪，费了很多力才把猪弄回猪圈。
　　 只要又能画画了，母亲阴沉的脸上出现了亮色。她拍掉手上的粉笔灰，笑盈盈地看我们把猪赶进猪圈里。她忘我地“作”画，并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在这一段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
　　 “猪怎么啦？”
　　 “猪——”弟弟想要告诉她，猪饿得跑出去了。
　　 我眼中映照出那些图画，突然说出一句机智的话，“猪出去散步了。”
　　 作为几岁的孩子，并不懂得“散步”的含义，偶尔从父亲嘴里听了几次这个有些文气的词。那一刻灵光闪现脑中，这个故作风雅的词像蹦出来的，我贸然就拿出来用了。
　　 母亲听了，“噗嗤”一声笑了，“猪会散步？”
　　 “会呀！”我一脸认真地回答。
　　 很多年后想起我当时所使用的这个词，还觉得充满了童趣。
　　 房屋因为多了这些画，光亮又回来了。母亲放下手中的粉笔，捆上围裙给我们做饭。那一顿饭，记忆里只有一个字，“香”，把我和弟弟的脑袋都香晕了。
　　 母亲缺乏当“画家”的天分，她的画作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突破和提升。后来又去学了几次，无非是多学会画几种花卉，几种人像而已。没多久，那个青年也离开了，母亲再也找不到人学了。她的画，整体上还是趋向于饱满，富态和繁复，像一个个吹胀的气球，在昏暗的生活里飘呀飘。
　　 乡村里那些人，在看了一阵热闹以后，渐渐也觉得平常了。但是那些在背后说母亲“坏话”的族人，依然不断地传话给远在贵州煤矿的父亲。听了那些消息，父亲也无可奈何，只能想办法让母亲离开那片土地。
　　 在那两三年里，我们的生活因为母亲双手的勤劳，在不断改善，富裕。这个时候，父亲在矿上得到“农转非”的指标，他果断为我们母子三人办理了“农转非”。我们告别了农村的生活，到了矿区。
　　 矿区里的颜色和乡村里是不一样的，颜色从泥黄色变成了煤黑色。母亲甩掉了锄头，一下子闲下来了。
　　 在矿区里，没有田地让她工作，没有禾苗需要她浇灌。她有了更多的“时间”。母亲拿着手中的粉笔，有些迟疑地不敢落下去。奇怪的是，在矿区里的父亲没有禁止母亲画画。
　　 没有了禁止，母亲画画的热情反而没有那么强了。这里的房屋是很简陋的，在屋顶之上盖着的是油毛毡，又黑又闷，光线很难穿透进来，白天在屋里都觉得跟夜晚一个样。而墙壁是用井下废弃的“板条”拼凑起来的，板条上还沾着煤屑。父亲找了一些报纸贴在上面，煤屑被报纸挡住了，母亲也失去了创作的“画布”。只有一扇门，她可以反复地画。母亲鼓起很大的热情，在门上画了一朵牡丹，牡丹的亮色没有掩盖四周的煤黑色。
　　 母亲眼中笼罩着煤黑色，无端地觉得心慌。没有到矿区之前，脚踩着坚实的大地，无论多么难都有一种信心，土地会给我们肚子以保证。而在煤黑色里，没有任何的保障，我们悬在煤黑色里，一切都是未知。心中不时想着这个问题，有了今天的一点粮食，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
　　 母亲在农村时，画画是挤出时间来画的，画完就得马上去干无休止的农活。在矿区里不一样，她在无所事事里拿着笔，线条越是延伸，母亲的心越是变得焦燥不安。更重要的是，一家四张嘴，等着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怎么够呢？父亲是一个“逍遥”的人，该吃吃，该喝喝，从不为家里人和明天担忧。
　　 母亲抱怨不该来到矿区，生活水平还不如在农村。几张悬在那里的嘴，像一把暗火，烧灼着母亲的内心。母亲的抱怨，也让父亲不满，“让你不再干农活，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你不知道感恩，还那么多意见？”
　　 父亲干脆把所有工资都交给母亲来安排，“我只要你保证我一天三顿有酒有肉，其他的就是你的事了”。
　　 母亲捏着薄薄的几张钞票，眉头皱得像起伏的山峦。我记得很清楚，“闲”在家里的母亲，为了每一分钱而算计着，而苦恼中。家里的烦恼，家里的争吵，家里的矛盾，无不是因为“钱”而起。无论怎么算计，钱都不会增多，只会减少。母亲已经彻底忘记画画了，她的心里，她的整个世界里，只有“钱”。父亲还嘲笑母亲，“钱，钱，钱，命相连。钱就是你的命根子吗？”
　　 钱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就是命根子。为了对付后半个月的几张嘴，母亲每个月都要靠借钱才能维持下去。那时候，谁家都不宽裕，向人借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常常要受人的嘲讽，受人的冷漠，受人的白眼，还要陪不完的笑脸，说完光讨好的话语。在生活的逼迫之下，母亲被生活压迫得无法再拿起粉笔。门上的那朵牡丹，没有几天就被风和空气中的煤灰销蚀了。
　　 为了能改变这种生活窘境，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去挣钱。在矿区里像母亲这样的“家属”很多，要想干一个临时的“小工”都得到处托人。那些活“宝贵”的临时工作，非常累，挣的还不多。
　　 为了几张嘴，母亲也没有办法。无论多累的活，她都得想办法去争取。请人吃饭，还送礼物。一些活干不了多久，又可能被其他施展各种手段的人“夺”去了。
　　 母亲是一个老实的人，不懂得怎么去讨好人，怎么去恭维人，怎么去编织关系。所以，母亲常常是被“夺”去工作的那个人。不断地失去“临时”工作，又不断去寻找“临时”工作。母亲的劳累，辛苦，汗水，有一些留下来敷衍了我们这几张饥饿的嘴，有一些则被那些手中掌握着工作机会的人吃掉了。母亲干过很多“临时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面手”。到矿区以后的记忆，大多是母亲辗转在各种“临时工”的辛劳上，她的颜色明亮的画，渐渐沉积到记忆的最深处。母亲在采石场去搬运过石头，在矸石山挖过矿车底，在三合板厂刷过胶，在小作坊里帮人清理过水泥袋子。每一份工作，都是又脏又累的，挣的都是微薄的钱。这些工作严重伤害了母亲的健康，也是她后来病重不治，过早去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