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段时间，网络上朋友圈都在涮爆余秀华和范雨素的文章。我不是余秀华，也不是范雨素。也许她们的不幸，正好造就了她们的一生。她们是不幸的，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她们生长在这个好时代，有网络平台，有报社媒体发掘她们，理解她们，她们是这个时代千千万万女性中的一个缩影。
　　 人活在世上不容易，我也不例外，我的生命有时候脆弱的像一根紧绷着的琴弦，稍有不慎，就会崩断！假如没有文学梦想支撑着我，可能活得很枯燥、很乏味。
　　 人活着不是单单为了钱，为了三餐饭。钱财乃身外之物，唯有精神富足，才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我的网名叫燕南飞，真名叫江美贞，我就是我，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农村妇女。
　　 我做过小买卖，做过保险推销员，也到超市上过班，做过服务员。
　　 我是福建省武夷山人，现居平潭。十七岁初中毕业后，在当地老家做了一名民办老师，如果我那时一直教下去，现在已经是正式的人民教师了。
　　 如果我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人就好了，每天相夫教子，伺候公婆。问题是我不甘心，不想每天围着锅碗瓢盆转，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邪劲。
　　 虽然我没有脑瘫，没有像余秀华命运那么悲惨，也没有像范雨素的生活那么坎坷。不过，我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喜欢读书和写作。假如一天中没有看书，或者没有写点什么东西，心里就会觉得好难受，好无聊，心里空荡荡的，生活毫无意义和情趣。
　　 我没读过什么文学名著，那时侯最喜欢看的是台湾著名作家三毛之父张乐平创作的长篇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困难，同学们都买不起书，要是哪位同学有钱买本书看，也是相互轮流借着看。
　　
　　 （二）
　　 我家衰败是从我哥哥生病时开始的，有一年哥哥和嫂嫂去拜年，俗话说，初一是儿子向父母拜年，初二才是女媳向岳父岳母拜年。我哥倒好，初一就跟着嫂子赶去了，舅舅多，还挑着一担拜年的礼品送给他们，有冰糖，桂圆，饼干，上等的好酒。那天我哥一高兴，多喝了几杯，傍晚，天渐渐黑了，他岳母说，外面几件衣服没收，天快下雨了。我哥听见了，醉汹汹就跑去后院帮岳母收衣服，一不小心，左脚踩空了，摔倒在地上。就这样，我哥一回到家，就神智不清，满口胡言乱语。父亲见状，急忙把他送进闽清精神病院治疗，起初有些好转，因为每天都要吃药，如果一天不吃药，哥哥就开始疯了。哥哥的病，停停治治，一年下来，哥哥的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有人说我哥的病可能是柳树精附上身了，要做迷信，请道士做法驱邪才能治好。因为我哥跌倒时，正摔倒在一棵柳树下，嫂嫂闻言，信以为真，病急乱投医，没经过我父亲同意，就急忙去请当地有名的道士来做法，结果柳树精没赶走，我哥的病更加严重了，到处乱跑不说，还到垃圾桶里捡肮脏的东西吃，有时精神措乱，动不动还乱打人，就连我八十岁的老祖母都不放过。可怜我的祖母被我哥打得鼻青脸肿，头上被打了好几个包包，痛得我祖母叫苦连天，哀求老天爷开开眼快把我哥的病治好。
　　 父亲见我哥的病一天天加重，更是痛苦不堪，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家里日渐衰弱，祸不单行。因为哥哥常年要吃药，而且药物昂贵，一粒药都要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元。家里一点积蓄和一些值钱的金银首饰都被我哥治病折腾光了。
　　 我读书那年，哪里还有钱买得起课外书，只差点没上得起学。记得有一次我五年级升初中时，家里因为没钱给我上学读书，班主任叶忠怀老师知道后，便匆匆赶来家访，并且还给了我父亲三十元钱，（那时候的三十元已经很多了，我上初一时，报名费只有十几元。）叫我父亲无论如何都要给我读书，说我不读书可惜了。经老师一番劝说，终于我又背上了上学的书包。
　　 上中学的时候，一有空闲我就会跑到学校图书馆看课外书，有时也向同学们借书看，只要手中有书看我就心满意足。记得我小时候最爱看小人书了，那时候小人书很时兴，我看过《雷锋》、《红灯记》，以及《白雪公主》，都是很不错的书。
　　 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很喜欢上语文课，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有文学天赋，反正每次写作文，我的作文准会得到老师的表扬，总会超过同学们，那时班主任语文老师可喜欢我了，因此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到班上给同学们做示范朗读，而且作文经常被老师张贴到学校黑板报上，记得有一次学校举行一次作文比赛，《我的老师》被获得学校第一名，当我看见学校黑板报上刊登我写的作文时，我激动不已。班主任叶忠怀老师还当着同学们的面表扬我，说我的作文水平都超过中学生的作文水平了。
　　 因此，我更加热爱文学，爱上语文课，每天遨游在文学的知识海洋里。一有空，我就看书写作，不管是阿猫阿狗，或者好人好事，我都乐此不疲地写，文学的种子在我心里根深蒂固。
　　 遗憾的是，由于家庭的贫困，哥哥病重，我没能上高中，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只好在一所乡村小学校任教。为了能实现我的文学梦，有时我会胡思乱想，想出一些令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有一次我一时冲动，因为想写一篇有关爱情的小说，但是，那时的我还没谈过恋爱，怎么写？如何写？说起来，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幼稚可笑。我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不甘心呆在穷山沟里，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于是我选择了远嫁他乡，轻率地和我的先生结了婚。
　　 原以为结婚后就可以圆我的文学梦，实则不然，事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人要生活，要吃饭，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少不了。我刚结婚那会儿，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一日三餐都是地瓜米，比我老家武夷山的生活还要差。没有大米吃，刚开始我真的有些不习惯，一想起那些地瓜就想呕吐，胃里直冒酸水。因为，那时我肚子里已怀有三个月的宝宝了。
　　 嫁到平潭，简直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人地生疏，无处可去。而且气侯也不适应，一年四季，风呼呼地刮。夏天还好些，一旦到了冬天，我连门都不敢出。我每天重复着如此乏味的生活，适应着这里的风土人情。这里的女人很能干，外出做工时头上围着围巾，围巾主要是为了防风防晒，红色的，绿色的围巾都有，很像惠安女，这倒成了平潭女人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平潭女人很会做饭，又懂得体贴老公，有什么好吃的，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老公。逢年过节，都会做那两道菜肴：天长地久和时来运转，就是用地瓜粉和蒸熟的地瓜搅拌，揉搓加工，包上陷，许多外地游客来平潭旅游，都会点这个吃，因为这是平潭有名的特色小吃，这是我在平潭生活二十几年才体会到的。
　　 我刚到平潭，对这里的生活习俗很不习惯，只能慢慢适应，我每天待在家做家务活，煮饭，洗衣，带孩子。因此锅碗瓢盆围绕着我，两个孩子围绕着我。
　　 刚结婚那时，因为生活困难，为了能使生活过得好点，我养了五头猪，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上山扒猪草。晚点上山的话，就被别人扒光了，遇见台风就要更起的早。于是每天煮饲料喂猪，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看书写小说，就是有点时间写，也要等先生上班了，我才敢偷偷摸摸的拿出笔记本写一点，一听到我先生下班回家的声音，我又赶紧收起我的小本本，唯恐被我先生发现，因为我先生是绝对反对我写小说的，他经常骂我，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钱钱。记得有一次被我先生发现了，他怒斥道：“你要是会写小说，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
　　 生活苦点，我都不怕，就怕我先生责骂我，不理解我。那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感觉自己失去了自由，失去本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我常想，难道一个女人结了婚，只能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吗？如果是这样的生活，我宁可不要！对于我来说，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因为我爱写小说，忽然感觉到我的先生不爱我了，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慌系上心头，仿佛陷入了无底的深渊，绝望，痛苦，彷徨，缠绕着我，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
　　
　　 （三）
　　 我的童年是灰色的，八岁时我的母亲就病逝了，因此从小我就失去了母爱。
　　 我母亲是因为得了胆结石，在当地一家做手术失败，死在医院的，那时家里生活艰苦，只能在当地一家小医院治疗做手术。那时候的我还小，每天看见我母亲躺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而我只能束手无策。一次我看见父亲用手拉车把我母亲拉到医院后，就再也没有看见母亲回来。
　　 在我一生中，我最崇拜的是我父亲，最爱的也是我父亲。我父亲是浙江江山人，是戴笠的同乡，他也是戴笠的手下，跟随戴笠八年，出生入死，他做过马夫，送过情报，因此有了父亲谋划的《戴笠坐三十六台轿的传说》（就是三十六人假扮戴笠，其中只有一人是真的戴笠，其它假的戴笠都被乱刀砍死，还有的被乱箭射死，只有戴笠一人侥幸逃脱。）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在2015年5月我写下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父亲的藤条箱》，还有一篇散文《父亲的心愿》，发表在网上和刊物上。我很受父亲的爱国精神所鼓舞，在那艰苦的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能有一颗弃小家而顾大家爱国情怀，却值得我去学习。
　　 我父亲是个大孝子，因为我父亲十七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那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度底下，穿不暖，吃不饱，吃的都是米糠和野菜。父亲不忍心祖母受苦挨饿，不忍心中国的老百姓受苦，于是毅然选择了参军，因为只有参军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只有参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父亲抗战胜利回来，没有谋得一官半职，许多战友和好心人介绍他在本地当武警，当工人，都被我祖父婉言谢绝了，我祖父（我父亲的后爹）说:“当工人有什么用，一点死工资，还不如当农民实在。”
　　 就这样，父亲听从祖父的话，不敢违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当起他的农民来。他每天跟随祖父开荒种地，带领村里人养鱼种水稻，四十年如一日，因此他被民主选举为公社大队长，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和爱戴。
　　
　　 （四）
　　 母亲在我八岁时去世的，是父亲一手把我们五姐妹带大的，他又当爹又当妈，曾有好心人劝父亲再娶，然而父亲爱我们。
　　 五姐妹中，我哥哥是最受家人的恩宠，祖母更是把他当作宝贝看待，把他捧在手心，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摆在他面前，新衣服第一个少不了他。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宝贝男孩，是继承叶家财产唯一的继承人。因为哥哥没生病之前，我家在村里算是首富，别人没盖新房，我家是第一个盖了新房。听祖母说，我的祖父曾经是个经商的，因为战乱，祖父只好弃商归田，当了农民。
　　 祖母有个好姐妹叫蓝月喜（戴笠的母亲），父亲参军也正是有她的帮忙，我父亲才得以在戴笠那当兵。我祖母结婚时，戴笠的母亲也给祖母不少帮助和救济，不是挖些竹笋给她，就是给她一些铜板和金银首饰。
　　 在我眼里，哥哥长得很帅，才貌双全，魁梧的身材，明亮的浓眉大眼，很像父亲当年当兵时的模样。在我印象中，哥哥很聪明，会吹笛子，每次吹笛子都不用看谱，村里要是谁举行婚礼，都会请我哥哥出场助兴，笛声悠扬，很嘹亮。那时哥哥吹的大都是解放后的歌，《向前进向前进》《共产党好》《团结就是力量》等等。哥哥什么都会，读书时，作文也写得特别的好。数学也是顶瓜瓜的，那时我最佩服的是，哥哥会打算盘，哥哥在生产队里当会计时，算盘打得又快又准确。
　　 哥哥是长子，下面是我大姐，二姐，我最小，我算是最幸福的一个。因为家里什么活都不用我干，大姐二姐除了要做饭，放学回家还要帮忙父亲插秧割稻子，做农活。后来由于哥哥生病，家里的重担全落在父亲一个人身上，因此大姐和二姐读到初中就辍学了。
　　
　　 （五）
　　 三姐妹中，二姐长得最漂亮，是村里的一枝花，可惜她嫁错了人，因为家里没有钱给哥治病，父亲收了我姐夫的聘礼一千块钱。姐夫是外地人，又没有住房。刚开始我姐看好他，以为他会开车，以后一定会有好日子过，谁曾想姐夫脾气很坏，有啥事，他不会让我二姐，三天两头跟我姐吵架，每次吵完架，二姐都会哭着跟我说，她后悔嫁错了人，叫我以后要找个好老公，穷点不怕，人品好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缘分就是那样奇特，我姐叫我别找外地人，我却偏偏找了一个外地人。有一次，我回家，我姐知道我的事，气得她重重的打了我一记耳光，骂我嫁得那么远，一旦被人欺负，谁帮得上。
　　 我是19岁时认识了我的先生，他家住在平潭，在地图上可以找到，是一个小小的岛屿。
　　 我先生长得很帅，一米七八，高个儿，人也不错，当初我就是被他的英俊潇洒的外表迷惑住，因此我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结婚初时，我先生年轻气盛，脾气暴躁。也不知是因为生活太苦了，还是因为年轻无知，反正我做什么事情他都看不顺眼。这也不能怪他，谁叫我在家里被宠惯成性，手脚很笨，饭都不会煮。每次我闷饭，都会把饭给烧焦。他做工回来没饭吃，肚子饿，怎能不发火，怎能不骂我？那时没有电饭锅，也没有煤气灶，都是放在大锅里闷熟，因此我经常把稀饭煮成了干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