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夯归何处(散文)
烟花三月时分,趁着天清气朗,草长燕飞,风景如画的天气,我经常骑着车,在乡间随意穿行,沿路尽情观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新农村的新景象:村路平直,河道整洁,小楼林立,树林成片,花香怡人……有一天,我经过一个竹林时,无意间看到一堆建筑垃圾中间有一截粗大的石柱。出于好奇,我下车逼近了细看,呀!原来是一个久违的石夯。
我记忆中的石夯稳稳地立着,不偏不倚,不摇不晃,给人一种厚重、扎实的沧桑感。它们大多是方柱型,约七十公分高,下端一尺见方,上端稍小。这样的石夯重约三百斤以上。石夯的两腰间各凿一条凹槽,用以固定两根较长的木杠或竹杠,以备前后四个人提放。下端四角各凿一孔,用来拴麻绳,由两边四个人拉扯。打夯时,因石夯太重,八个人必须在领夯者的口令下,齐心协力,同时提放。如果有人反应慢,提放不及时,石夯起落时就会摇晃不稳,严重者甚至倾翻,伤人。
曾记得小学时看露天电影,正片前必须看新闻片。有一次看到的是治理淮河的新闻纪录片,只见工地上红旗翻卷、人山人海,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有个镜头令大家印象很深刻;十来个人一群,围成一圈,人手一绳,身体时仰时直,将一只搪瓷脸盆大小的石夯,扯得直线上升,飞过头顶,然后垂直落下,重重地砸在地上。大家都很好奇,说那石夯太小了,这哪是夯地呀?简直是小孩子们玩家家呢。然后看到十几个民工,个个手里拿一个装木柄的、饭碗大小的石夯,低着头排成一行,动作划一地提放着石夯夯地。有人就捂着嘴笑:这能夯实泥地么,咋看咋像跳集体舞呢。我们才叫夯地呢,八人提拉的石夯落地,一砸一个坑,震得周围地皮直颤悠。
于是,银幕上的民工们你追我赶,干得汗流浃背,而银幕下的村民们则笑得控腰抱腹,东倒西歪。
可是,看到淮河工地上有些大姑娘小媳妇们竟然也玩石夯,还边夯边唱,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银幕下的男人们心里就不是味儿:这是男人的活呀,怎能让娘儿们插手?在旧社会里有几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女人不能上船撑篙、不能进铺打铁、不能套牛耕田。还有,不能夯地!排除那些荒诞不经的迷信说法,撑船、打铁、耕田、夯地等,毕竟是重体力劳动,让女人去干,不合适。
那时,农村里有人建房,先是往房基上堆土,使房基务必高于周围的大田。然后请来六、七个男性亲友邻居,吃过晚饭后开始夯房基和墙基。一般情况下,房基夯三遍,墙基夯五遍。
夯地前,先推举一个能说会道、肚里有“货”的领夯人,以统领其他七个人协同打夯,力争做到步调一致。
令我自豪的是,父亲往往是众望所归的领夯人。只要有父亲在场,这个领夯人的荣誉就非他莫属。有时父亲累了,感冒了,想婉拒这个荣誉也不能。众人有的摸杠有的扯绳,七嘴八舌地说:
“珍伯,这活儿就你最合适,你就别谦虚了。”
“珍伯,大家爱听你编词,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
“珍伯,今晚你一定要拿乌龙狗寻开心,逗大家好好笑一场”
“珍伯……”
于是父亲紧了紧腰里的老布绳子,昂然走到石夯的左前方,伸出右手,握住木杠,并不回头,朗声问道:“大家准备好了没?”
大家轰然答应:“准备好了!”
“那好,大家听我号令,一起提放。南边嚜来只乌龙狗呀!”
七个人悠然回应:“啊哦,来哉。”并在回应时一起使劲,将石夯提升一尺左右,同时松手,石夯“通”地一声,落地,砸出一个方形的坑来。
父亲接着喊:“鼻头里嚜挂条大乌龙呀。”
有人忍禁不禁,“噗嗤”一声笑了,随即跟着大伙一起前移小半步,提杠或扯绳,松手,合着大家继续回应:“啊哦,来哉。”
“眼看呀三十没娘子呀。”
“啊哦,来哉。”
“夜夜是急得直挠墙呀”
“啊哦,来哉。”
好几个人再也憋不住,嘻嘻哈哈笑成一团。
那快乐的笑声,从空旷的房基上飞起,顺风吹进村里其他农家。正在就着煤油灯做针线活的婆娘就自言自语地说:“那珍伯,又拿乌龙狗开心呢。”于是,早就不安心做作业的孩子便跃跃欲试:“妈,我想去看一会热闹。”做母亲的倒也泰然:“去吧。看一会就早点回来,别馋人家的夜点心噢。”不一会儿,夯地现场来了几个男孩子,跟在石夯后面,尖着嗓子,跳着脚随大家一起喊:“啊哦,来哉。”
父亲继续用滑稽、幽默的口吻,将乌龙狗的各种趣事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因此人群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其实,被父亲善意调侃的乌龙狗本人也在打夯的队伍里。
他的大名叫陈龙章,乳名叫龙狗。因其没文化,穿着邋遢,人又瘦弱,反映迟钝,尤其是整天挂着半截鼻涕,特令人感到腻心。因此村里人在他的乳名前擅自加了个“乌”字,崇明土话就是“傻”的意思。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所以他只能打一辈子的光棍。生产队里几乎人人可以开他玩笑,他习惯了倒也不生气。谁家有事,他不请自到。倒不是说他乐于助人,而是想混点吃喝。父亲领夯时拿他的趣事开玩笑,他听多了,抱着虱多不痒的洒脱,权当听别人的笑话。不但不在乎,反而合着大家的节奏,有气无力地一声接一声地喊:“啊哦,来哉。”于是大家笑得更欢了。
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能识不少繁体字,解放前在镇上开过酒店,善于插科打诨,随机应变。正如京剧《沙家浜》唱的的那样:“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父亲用他独特的诙谐、调侃风格,使枯燥的领夯活硬是演成一出活报剧,将打夯者和围观者逗得笑口常开。以致三百多斤重的石夯如有神助,似乎听懂了父亲的幽默和笑噱,被大家的欢乐所感染,极力腾挪着笨重、憨朴的身躯,在人群里翩翩起舞。
生产队里还有一位中年人也能领夯,但他只能翻来覆去地喊一些口号,比如:火烛小心,夜夜当心;天寒地冻,关紧门窗,防盗防贼;快马加鞭,连干三天……这些口号,有的是冬夜巡逻队员敲锣打更喊的,有的是大跃进运动中的宣传语。大家听了索然无味,只能学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懒懒地答应着:“啊哦,来哉。”于是,那只石夯好似得了病般,恹恹地提不起精神,有一下没一下地踯躅着前行。那个领夯人自己也觉得没意思,示意大家停夯后,将父亲重新推到领夯的位置上,诚恳地说:“珍伯,我真的不会喊。还是你老人家领吧。毕竟,姜是老的辣呀。”
当然,父亲不会一味拿乌龙狗开玩笑,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接着,父亲会将镇上听到的社会问题,经过艺术加工,揉进打夯歌里:“一个老头嚜七十三呀,养出儿女嚜都是猪头三呀。贪吃懒做还要荡白相呀,养儿不教嚜父之过呀。辫子一翘是活气杀呀,死后棺材不睡睡草窝呀……”那时,因农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养儿不教和不孝敬长辈的事时有所闻,成为茶馆里最热门话题。我不知道打夯人听到这段打夯词时心里作何感想,只看到石夯仿佛通了人性,神情变得凝重起来。在简练的“啊哦,来哉”声中,它轻轻地跃起,却重重地砸下,震得脚下的房基直颤悠。
那时的农家房子大多五檩两间,也就四十平米左右,其屋基大约两小时就能夯完。然后主家准备些夜宵,招待打夯人。
我十五、六岁时,就能参与打夯了。当我挤在打夯人的队伍里,手扯着绳子,听着父亲用悠长的声调唱着打夯歌,我的灵魂有时会随着我的眼光在晴朗的夜空飞升。飞到一定高度后再回过头来,注视着下方微小如蚂蚁般挪动的打夯人,心里不无疑惑:今夕何夕?这悠扬的打夯歌和沉重的夯声,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史,从五千年前一路走来,何处是它们的归宿呢?
二十二岁那年,我告别家乡,进入市区工作,成为城里人。从那以后,由于回家不易,兼之来去匆匆,我再也没看到过石夯,更不要说跟石夯亲密接触了。
夯,曾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如果没有夯们的埋头苦干、无私奉献,考古学家们就无从得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那里建过民舍、官邸、宫殿、寺庙、园林、城墙、陵墓等建筑。
改革开放后,崇明岛上农民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由草顶泥墙或青砖小瓦为主体的简陋平房,纷纷被宽敞、坚固的二层或三层的砖、木、混凝土小楼所代替。建房过程中也见不到石夯的身影了。因为用石夯夯实的墙基无法承担整座楼房的重量,容易导致局部墙体因受力不均而沉降、断裂。普遍的做法是,先将墙基开挖成深沟,然后用钢筋笼、混凝土浇筑成粗厚、坚固的水泥墙基或地基。
我凝视着眼前的石夯,久久不忍离开。我试图从它布满苔藓和沧桑的身上检视出它的年龄,解读出它曾经有过的辉煌。然而我失败了。它已经被石匠开采、凿刻、打磨过,身上缺少直观的地质构造痕迹,无法研究出它的年龄。它身上除了粗糙的凿、刻线条,没有一丝艺术装饰能证明它的辉煌。毕竟,这只石夯和其它石夯一样,只是件普通而平凡的生产工具。
清代赵翼曾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由于当代电气化和机械化的强强联合,各种新颖、安全、高效的电动工具日益翻新,使现代社会生产力急速提高。正是这些电动工具的出现,迫使古老的木夯、石夯、单人夯、多人夯等夯们,与人蹬的水车、牛拉的铁犁、风吹的帆船、水冲的磨坊等昔日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生产工具们,集体迷失在在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久久找不到属于它们的位置,只能黯然谢幕,一起退出了上海郊区的历史舞台。
我的父亲,曾经用他充满魔力的吟唱,让石夯随他的口令腾跃。然而,他老人家早已谢世,他的领夯歌也成了绝唱,悄无声息地溶进清风明月,子规夜啼里。
回到书房,伫立窗前,月明星稀,兰香四溢,听远处蛙声一片。我不由得吟咏着唐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今夜,夯归何处?
一阵微风刮过邻院竹林,我似乎听到有一群人轰然回应:啊哦,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