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那年开始读小学的。那年，中国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东北落下陨石雨，唐山发生大地震，结束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四人帮”……我入读的学校叫孙长郢小学。她是安徽西部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小学校。
　　 去报名的那天，奶奶说，八岁念书八糊涂。九岁正好。其实，奶奶是按照老式的算法，出生算一岁。按周岁算，我当时满七岁，进八岁。这可能就是我后来遇事常犯糊涂的原因。比如，我盼望着升到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突然说要补读半学年一年级。我问戚老师为什么，她说是为了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时间能从谁手里夺回来吗？我至今都没想明白，补读半学年，到底是为了适应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还是因为那年恢复高考，教育部准备时间不够。我倒是很喜欢一位同学的说法，国家将春季招生入学改到夏季，毕业考试就推在夏天。这样，我们就不会冻手冻脚，能集中精力答卷。
　　 我的孙长郢小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先是变成了一小片杨树林，后来变成一片麦地、玉米地。现在成了一片长满杂草的荒地。我每次回乡，途经那处无名的校址，都会在脑子里将她复原起来。
　　 一圈土墙草顶的房屋，在田野中间围成一个近似环状的土城堡，这就是我们的校舍。内院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中间修了两个水泥乒乓球台。北边靠近食堂的门口，终年堆着烧火用的树枝。老师们经常从中选择一根槐树棒做教鞭，或是选一根粗细、软硬适中的柳条，做趁手的体罚工具。我们做课间操就在内院里。早操通常是在外面做的。
　　 校舍外围，西边有个大操场，大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南北两边，各竖一个木质的篮球架。我们做早操、上体育课或是大队要开大型的会议，就在操场上举行。操场的西北边连着一条机耕路。它是从大队部蜿蜒过来的，绕过操场和校舍南边，往东衔接起几个村落。校舍东北角还连着一条稍宽的土路，终点在我们村庄的打谷场。它一路分出许多条田间小径，毛细血管一样串起另外几个村庄。
　　 终于升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又渴望升三年级。因为三年级的课桌吸引我。它们都是水泥砌的。教室里两边一排排的水泥台，看起来整齐划一。台下有个很大很隐蔽的空间。同位的同学，可以用毛笔在台面上划“三八线”，贴手绘的彩色课程表。上课时，手在下面做小动作，老师看不见。中午和同学玩捉迷藏，随便藏在哪个地洞一样的水泥台下，都够对方找半天。我烦透了一、二年级的简易木制课桌。看起来乱七八糟、一览无余不说，破破烂烂的课桌板凳，很多都是一晃就要散架的。修补的铁钉冒，经常会戳了屁股，挂了袖口。那些断了腿，用砖块支起来的课桌，你趴在上面打瞌睡，一不小心倒下来，总被吓一大跳。
　　 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学习内容简单，随便用点功考试都是满分。补习半年时的语文课本，从第一课到第四课都只有一句话，我至今都能记得：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二年级的课文，也没有超过一百字的。算术，自然是两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
　　 当真上三年级的时候，却没有预想的那么快乐。《算术》课本摇身变为《数学》，难度突然加大。多位数乘除法和珠算，经常搞得我被留堂。数学张老师最喜欢利用散学后的时间，将算盘珠拨得哗啦哗啦响，要为我们补课。“三下五去二”和“四下五去一”之类的珠算口诀，你要是按照字面理解，怎么也搞不明白。再是语文戚老师抓得更紧，布置的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总是做不完。循环往复地抄写生字词、课文和课后练习题，体罚被机械地抄写N遍生字词所代替。她还挑逗我们进行抄写比赛。因为这种刻骨铭心的辛苦体验，在我当老师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不布置家庭作业。
　　 为了获得第一名，让作业本上红色的“优”字更多。我经常下课不出去玩，体育课不去打球，晚上回家挑灯夜战。逼急了，我也想方设法地作弊。我从当会计的父亲那儿，偷用过复写纸。尝试手抓两支或三支笔，一次写两三行。将以前的作业本拿出来，撕去后面的批语，用米粒粘上几张新纸续写。这些手段，后来都无一幸免地失败了。
　　 我最得意的，是用锅巴或红薯，收买无力竞争前几名的同学，去“祸害”那两个总和我较劲的家伙。在他们赶作业的时候，我的帮手就过去捣蛋或问作业，我乘机紧赶急抄。待对手查看我的进度时，我又拿出落下很多的作业本去迷惑他们，让他们不用着急。可等到老师一来课堂，我就奇迹般地拿出早已完成的作业本，稳稳地夺得第一，作业本上多了一个大大的“优”字。
　　 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星期天，还要赤着脚，跟随校长和班主任去参加义务劳动。帮那些社员忙不过来的生产队薅秧、拔草、拾麦穗或掰玉米。活计又热又累不说，还经常被蚊叮虫咬，被锋利的叶子划伤腿脚。参加义务劳动，是三、四年级同学的专利。一、二年级的学生太小，五年级要准备毕业考试。
　　 我开始热切盼望上五年级，当老大哥。
　　 五年级下学期还没过半，新课就已上完，开始导入复习阶段。为了提高升学率，获得代课教师转正的资格。我们的语文和数学老师，都像发疯一样。数学老师用八开的白纸，油印了厚厚两本练习题，几十套测试卷。语文老师自然也不甘示弱，除编印几十套试卷，还搜集整理出上百页的示范作文，要我们背。
　　 在复习迎考的日子里，我们整天被关在教室里。不是测验就是做习题，不是做习题，就是听老师分析试卷。真是度日如年。教室里的空气越来越沉闷，我们的脑子越来越模糊。前面刚讲解过的题型，后面换一组数字就卡壳。一段百多字的作文精选片段，读了几十遍还是背不下来。
　　 语文老师终于说，可能你们脑子缺氧。这样吧，早晨和傍晚，你们可以到校外边散步边学习，外面能多呼吸点新鲜空气。
　　 于是，在春末夏初的清晨或傍晚，我们手拿一卷试题或作文精选，纷纷走出校园，散布在金黄的油菜田里。一个个叽叽咕咕，像在念经一样。很多同学，对露水舔湿了布鞋不知不觉，对浓郁的油菜花香充鼻不闻，对隐隐嗡嗡的蜜蜂视而不见。除非遭到大人呵斥，“别踩了油菜”，或蜜蜂蜇了手才惊醒过来。
　　 心似平原跑马，易放难收。我爱上了每一片清晨和傍晚。一坐进教室，就像被关进了班房，心烦意乱。在外面，我多数是和两个要好的同学，用墨水瓶去菜花上，土墙的蜂巢里捉蜜蜂，小心地用墨水将它们染成黑色、蓝色和红色，再用细线拴起来，看它们在夕阳里飞成一串，真是有趣极了。
　　 我的一个死党，牵一串染了色的蜜蜂去吓唬一个女生，不小心蛰了人家脖子。女生惊叫着甩开复习资料，拽翻了衣领。一瞬间，露出两个刚发育的青杏。为此，我当晚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都长大了，她做了我的新娘子。我们像大哥大嫂那样，睡在同一张床上。
　　 我们班总共二十八人，升学考试有两个同学没考取。其中一个，就是被我们吓唬过的女生。一百二十分录取，她考了一百零五分。陈老师说她数学没考及格。我那次考了一百六十二分。
　　 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想着她不能跟我们一起去镇里读初中，只能跟他爸在家里锄地，心里难过极了。回来的路上，我在恍惚中又回学校去了。
　　 我斗胆找到班主任陈老师，要求他将我多出来的分数，扣除二十给她加上。陈老师同意了。他从抽屉里翻出她的数学试卷，将那红色的“45”分划去，改成了“65”分。接着，又找出我的语文和数学试卷，在上面各减去十分。陈老师跟我说，你去跟她说一声，叫她来拿录取通知书。我说我不知道她家住哪里……还没等我想得更周全，白日梦醒了。我失望极了。
　　 我的孙长郢小学，具体是哪一年消失的，我并不知道。上高中时，我就基本上算是离开了家乡，一晃三十多年。有次和女儿谈及上小学（我们出来打工时，女儿留在家里跟爷爷奶奶。我一直以为她在我的母校读过小学）趁着酒兴，我侃侃而谈。女儿扑哧一声笑了，说，老爸，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啥？女儿又说，你说的孙长郢小学，我见都没见过。我是在陈台学校读的小学。不过有一点可能有关联，我的班主任陈老师，是你那个陈老师的儿子。他现在已经是校长了。
　　 我的孙长郢小学，其实早在1990的水灾中就彻底消失了。次年，在靠近马头镇的陈台村，重建的那所有教学楼的小学，竟连她的名字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