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境内有嘉陵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四大水系，大小河流3760条。千百年来，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给陇南人带来了生存、灌溉之利，也给陇南人的交通行旅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严重制约了陇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改善江河阻隔、山川分割的交通状况，陇南人以其聪明才智，发明建造了许许多多的索桥。据有关部门考察，在上世纪后期，仅白龙江上，每8公里就有一座索桥。陇南的索桥，不仅承载着一部辉煌的陇南交通史，还形成了陇南独特的索桥文化，成为陇南大地上靓丽的人文景观。
　　 索桥，又叫吊桥、悬索桥，意为悬空之桥，是以主缆索为主要承重构件的桥梁形式，常建于水流湍急、两岸陡峭，难以修建桥墩的河段上。索桥由基础、塔墩、锚碇、主缆索、加劲梁和桥面等部分组成，在两个高塔之间悬挂两条缆索，靠缆索吊起桥面，缆索固定在高塔两边的锚碇上，由锚碇承载整座桥的重量。斜拉桥也是缆索承重桥系列的一种，但不同于索桥，它由索塔、主梁、斜拉索构成，由许多直接连接到塔上的钢缆吊起桥面。
　　 索桥出现之前，经历了从伐竹为桥，到使用铁链锁链江干的溜索阶段。溜索是索桥的鼻祖，是最原始的过河工具之一，俗称“溜壳子”，西南少数民族称为“溜江筒”“溜索子”，古代文献上多称为“撞”，所谓“悬撞渡索”“渡索寻撞之桥”都是指溜索，通过溜索渡河过涧叫“过溜”。
　　 陇南使用溜索的历史已经相当久远。在宕昌县化马一段岷江峡谷中，有一块刻于清初的摩崖石刻，上刻“天沆永博”四字。相传三国时，邓艾入川时就在这里建有溜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溜索在陇南还很普遍，现在，陇南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使用过溜索。
　　 上世纪70年代后，竹、藤类溜索逐渐被钢丝溜索替代。钢丝绳一般系于两岸的混凝土桩上，绳上安有滑轮，安全性能良好。钢丝溜索有单索、双索之分，单索一次只能过一个人，双索可以双向过溜，互不干扰。直到上世纪末期，武都县外纳乡段的白龙江上，还有两条溜索。一条位于夏家坝，叫外纳溜索，是一条单索，长度100米，索上挂一铁筐，行人靠自身力量扯索而过；另外一条位于崖底下村，叫崖底下溜索，为双索，长度也是100米，当时是全村人出山过江的唯一通道。
　　 陇南最早的索桥是由羌民建造的。相传羌族的祖先最先来到陇南时，看到江水滔滔，两岸陡峭，与外界交通十分困难，一筹莫展。这时，从森林中走出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指导他们建造了索桥。从此，他们就利用当地丰富的竹、藤、麻等植物修建了许多索桥，索桥建造技术开始在羌部落中推广应用。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时，就利用当地羌民丰富的建桥技术，在岷江内外修建了一座竹索桥。此后，索桥推广到西南、华南，成为我国古代桥梁的代表性桥型。
　　 最早的索桥叫做“笮桥”，是用竹索、藤索建造的。羌、氐民族自古“分窜山谷间”，部落与部落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对交通设施的依赖性并不高，史籍对秦汉时期陇南一带的索桥建设很少涉及。南北朝时期，氐人杨氏势力发展壮大，在陇南先后建立了仇池国、武都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开辟了羌氐道，并与阴平道、羌中道相连，这时候修建的索桥就很多了。到了唐代，随着地方官府对道路管理不断加强，过河设施进一步完善，在陇蜀驿道上出现了大量的竹索桥、藤索桥，杜甫入川时，就走过许多这种索桥，并留有《咏笮桥》一诗，所谓“笮”就是竹篾、藤条编成的绳索。到了明初，大量的汉民迁到陇南，在开辟山谷道路时，又修建了许多竹索桥。新中国成立后，陇南各县还加固维修了30座竹索桥，直到2000年，陇南最后一座竹索桥——文县黄路山竹索桥才被拆除。
　　 陇南的铁索桥，兴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陇南经济已经较为发达了，以文县碧口为代表的陇蜀药材、食盐等主要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铺面毗连，在清乾隆时被誉为甘肃四大商业重镇之一。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运输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官府开始修建大型的铁索桥，来替代已经落后的竹索桥。
　　 西汉水铁索桥位于西和县西南45公里的大桥乡，相传是由一位道士募化而建成的，建设年代在明朝以前。据碑文记载，1398年以后，重修过5次。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多次加固，上世纪80年代维修时增加了钢丝悬索，直到本世纪初仍在使用。
　　 到了清康熙二十三年（1864年），文县西北的临江关又修建了一座，名为临江桥，后来移建于临江下游10公里处的蒿子川，凿山筑堤，改木梁为铁索，名为永济桥，督修者为文县武官杨清献。桥长67米，净跨50米，宽2.7米，共有9根主索。永济桥两岸狭窄，波涛汹涌，后有高山环抱，上游不远处有洋汤河汇入白龙江中。这座桥地势险要，为甘川咽喉要道，军阀混战时屡次被拆毁，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又砍断了铁索，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修复。
　　 解放后，陇南的交通仍不够发达，尤其是深沟峡谷地带，交通十分闭塞，当地有些山民一生不能过江河而出山。“对岸能叫喘，见面得半天”，“隔山绕道走，隔河两眼瞅，南北不相遇，亲戚也难走”等民间歌谣，正是陇南山区交通不便的真实描写。在原来的溜索、竹索桥、藤索桥及铁索桥继续使用的同时，政府又修建了大量的铁索钢索混合式索桥。
　　 长江支流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秦岭南麓，经凤县至两当县西坡进入陇南，穿过徽县至白水镇复入陕西略阳县，在甘肃境内流程60公里，其主要支流白龙江在甘肃境内流程达到450公里，其流程、水量和流域面积均超过了嘉陵江干流。嘉陵江流经的陇南，自古森林茂密，沟涧纵横，水流湍急，修路不易。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羌、氐民族，建造了众多的索桥，使这里成为古代甘肃拥有索桥最多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陇南人民发挥在索桥建造技术上的优势，在此地建造了众多的索桥。直到上世纪末，陇南共有索桥244座，计长1.6万米，其中白龙江干流有索桥53座，平均每8公里就有一座索桥。
　　 陇南最著名的索桥，当属玉垒关大桥。1968年，甘川公路马家沟至石土地段重建通车后，线路跨越白龙江，一直用滚装船摆渡汽车和行人。但是，因为江中泥沙淤积量不断增加，到1983年，正常水位在685米处，而淤沙已经高至684米。到1984年，甘肃省交通厅开始筹备建造玉垒关大桥，1985年6月正式开工，1988年8月完工。玉垒关大桥是当时甘肃承载量最大的双链式索桥，对甘、川、陕之间的经济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代诗词里，有许多吟诵、描写的索桥的名句。壮美的陇右山河，凌河而悬的索桥，给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激发灵感和丰富创作的无尽素材，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早在东汉时，文士李鹰游陇南时，就留有《笮桥赞》一诗，诗曰：“笮复引一绳，飞絙代阁，人悬半空，渡彼绝壑。”他描写的是溜索，既然“人悬半空，度彼绝壑”，当然就十分危险。唐代诗人独孤及也有一首《笮桥赞》，诗曰：“笮桥横空，相引一索。人缀其上，如猱之缚。转贴入渊，如鸟之落。寻樟而上，如鱼之跃。顷刻不成，陨无底壑。”将过索桥的情形描绘得惟妙惟肖。唐代僧人智猛也有一首《笮桥赞》，诗曰：“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絙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影子都跟着颤抖，魂魄也跟着“战栗”，生动地描写出了人们过索桥的情形。唐代诗人皮日休有一首诗叫《哀陇民》，也写到了溜索，诗曰：“陇山千万仞，鹦鹉巢其颠。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坠者争纷然。”所谓悬渡就是溜索，陇民通过溜索，到高山峭崖上捕捉鹦鹉向朝廷进贡，有许多人因此坠崖身亡。
　　 诗圣杜甫曾经在陇南居住过，他也有一首《咏笮桥》：“伐竹为桥结构同，搴裳不涉往来通。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同样是咏笮桥，杜甫诗中多了几分田园色彩。忧国忧民的杜甫，当时完整地看到了陇南人建造竹索桥的经过，感叹往来之人再也不用经受寒冬入水之苦，所以才写了这首《咏笮桥》。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有一首诗叫《度笮》，他写道：“翩翩翻翻笮受风，行人疾似绿虚空。四观目眩浪花上，小跌身裹蛟龙中。”陆游结合自己的感受，写得非常形象。他还有一首诗里也写到了索桥，用“度索临千仞，梯山蹑半空”来勾画索桥的雄姿。
　　 清代也有不少诗人写过关于索桥的诗歌。文县蒿子店的永济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是陇南索桥中比较著名的一个，为甘川之咽喉要道。清代阶州知州叶恩沛有一首诗专门咏永济桥，“架木为桥自古难，而今铁链锁江干。行人招手应相问，西蜀颠南共此安。”诗人王权在经过古陈仓道省亲时，也写过一首《绳桥》，诗曰：“峭崖深涧不通舟，接臂猿猱下视愁。铁絙两行悬尺板，行人横渡万松头。”
　　 陇南地处我国西北内陆秦巴山区，地形复杂，地势高亢，山谷纵横，拥有3760条大小河流。山谷与河流，将陇南大地一片片分割开来。河谷众多，地形复杂，使陇南需要大量桥梁，为陇南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交通便利和保障。索桥适合建造于水流湍急、两岸陡峭难以修建桥墩的河段上，又具有造价低，修筑技术相对简单等特点，所以，成了陇南解决交通闭塞、跨越山谷、济渡江河问题最主要的历史性选择。
　　 在古代，陇南是入蜀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要通过陇南为纽带，把大西南与大西北连接起来，是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所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这里的交通建设，道路交通开发比较早，筑路建桥有着悠久的历史。陇南人用竹、藤、铁等为索，在长江流域的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等大大小小的江河上，建起了无数座索桥，成了陇南人跨江河、越涧谷，与外界联系的普遍方式。独特的山水地域环境，战胜大自然的雄心壮志，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陇南独特的索桥文化，在陇南灿烂的地域文化中，占据了一席重要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