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噩耗的早晨
　　 1984年是我大学毕业的年份，春节过后的年初十，本来计划好的，吃过早饭就提前返回学校去。
　　 我还在睡梦中，就被母亲摇醒了：“赶快起来，小禄上吊了，人家都去了，你快去看看。”
　　 我呼地坐了起来：“妈，你说什么？怎么会？你开玩笑吧？”
　　 母亲虎着脸说：“傻孩子，这能开玩笑吗？能开这样的玩笑吗？快起来过去看看吧。”
　　 我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小禄家。小禄家门口已经站满了人，鸦雀无声，都伸长脖子往屋里看，仿佛在等待一个重大的新闻发布。我努力地往里边钻，有人小声地告诉我：“别钻了，人已经挤满了。医生进去快半个时辰了，能不能救活，马上就该有话了。”正说间，里边传出了医生的判断：没希望了，人都已经硬了，至少死有四个小时了。
　　 消息确凿地传出后，忽然人“哗啦啦”地往外涌动，只听里边说：“闪开！闪开！，让她平躺着，医生赶快来抢救。”人立刻扩散开来，闪出一个很大的空间来。我踮起脚尖努力往里边看，看到了小禄的母亲平躺在一张床上，医生在给她掐人中。过了一会，小禄母亲“哇”地一声大哭出来：“你这是怎么啦？不就500块钱吗？妈给你就是了……”
　　 小禄的大哥抱住母亲说：“妈，你可要挺住啊……”
　　 医生拍着小禄大哥的肩膀说：“让她哭，哭出来有好处。你赶紧出去办事吧。”
　　 小禄大哥抹着眼泪走出来，找到村里主事的人商量如何办小禄的后事。
　　 主事说：“年轻人，没结婚，按照老规矩不得拖延，现在就得埋。赶快找人给他买棺材去。”
　　 在找人准备给小禄买棺材的当口，小禄爷爷拄着拐棍出来，满脸的皱纹里都溢满了泪水，说：“还买什么，我的给他睡。”大家一起劝爷爷不要这样，爷爷说：“你们还劝什么？大家不觉得亏欠小禄的太多吗？就这样定了。我死了软埋，不要你们再置办。我得对得起我这个最小的孙子。”爷爷的一番话说得在场人都低下了头，大家只好按照爷爷的意思去办。
　　 乡亲的民俗是注重厚葬的，在老人过了七十岁之后，家里会为老人置办下棺材。给活人置办棺材，有些不吉利，乡人们就为这样的棺材起了个名字“寿材”来破解。能够置办“寿材”的一定家底雄厚。因此，“寿材”质地、规格一定都是最上等的。所以，一般的家庭，老人死后是享受不了“寿材”的待遇的，更不要说年轻人了。小禄，活了22岁，终于享受到了一次家人最上等的尊重与待遇。
　　 送葬的队伍很长，队伍一直是沉默、肃穆的，不像给老人去送葬，队伍里总少不了打哈哈开玩笑的人，这只队伍没人说话，更不要说开玩笑了。
　　 我再也没想返校的事，父母也没有催我去返校。我，一个读书人，身不强力不壮的，出殡的很多事都是体力活，他们不让我插手。一些非体力活，出殡有很多规矩讲，我不懂，也不敢插手。我只是默默地站在旁边看别人替小禄办后事，有我没我是一样的，我完全可以退出去继续执行我原来的计划，但是我没有。我觉得，我必须坚持把小禄送下地，即使他的后事什么事也不与我相干。
　　 我默默地看着别人跑前跑后地办事，我默默地跟着队伍去墓地。墓地选在离他们家祖坟很远的地方，我偷偷地问大哥：“为什么埋那么远？这样，小禄不孤单吗？”大哥小声地告诉我：“你不懂，像他这样的年轻无后的人，是没有资格进祖坟地的。”
　　 噢！活着的小禄很孤单，死后依然孤单！
　　
　　 二、年初九走了趟亲戚
　　 小禄的后事办完，小禄自寻短见的原因就一点一点地传出来了。
　　 年初九，按照乡下的规矩，小禄被他母亲派往舅舅家去拜年。中午吃饭自然有几个表哥陪着。酒喝到二八盅的兴头上，脸红耳热之后，大家说话也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口快能说的大老表就向着小禄说：“读了几年的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有啥了不起的？说一个媳妇你不满意，说两个媳妇你看不上。跟你一般大的人，谁不是两个孩子的爹了？直到现在，你连个媳妇还都还没有着落。你是咋混的？当年我大姑不让你读高中，你非要读，你有考大学的命吗？看着人家考上了，你以为你也可以考上，你考上了吗？读那么多书有啥用？啥都耽误了。”
　　 二老表接着说：“就是啊。在咱农村，你那读的书全白瞎了，哪里用得着？听说，你还祸害我大姑，她口里攒肚里挪地为你攒钱说媳妇，前一段你白花了500多块，听说，你还要要500元再去出远门，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对得起我大姑吗？这么大的人了。”
　　 别人说话间，小禄一个劲地喝酒，一杯一杯又一杯，喝了一斤多，一句话也没说。
　　 吃过饭，他就回来了，几里路的路程，他一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人影才回到家。父亲让他吃饭，他说喝多了不想吃。
　　 家里人吃过饭快要休息的时候，小禄跑到他父母的房间说：“俺娘，我还是想出去，再给我500块钱吧。这次，我不在外边混出个人样来是不会回来的，不会再为您二老丢人了。”
　　 他母亲说：“孩子，你的媳妇正说着呢，马上就要花钱，咱哪有那么多钱啊？再说，上次出去已经花了500多，不但没有……你还被……孩子，别瞎折腾了，在家好好种地，咱能说着媳妇。”
　　 小禄默默地离开了父母的房间。父母哪里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努力与挣扎。
　　 年初十的早晨就传来了噩耗。
　　
　　 三、小村里第一个“犯事”的人
　　 1983年，也就是我大三的那一年；初夏的季节，也就是，小禄向母亲要了500块钱外出3个月不到的时间。
　　 在杜鹃一声一声的“思归、思归”里，天气已经暖和得让小伙子们浑身上下只穿一个大裤衩了。大麦、油菜已经成熟得低着沉重的头，等待它的主人收割了，小麦也一片金黄，大白杨的叶子全都舒展开，在路边“哗啦啦”地欢唱着。在一片“思归”和欢唱声里，乡民们都在积极地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农忙。
　　 打谷场里，村民们都在整理着打场用的场地，孩子们追逐嬉戏，妇人们都在各自帮着自家男人干着零碎的活。全村的人几乎都集中在这样场地上，忙着，说着，笑着，嘻哈着……
　　 忽然有人故意压低了一些声音说：“你们看，那不是小禄吗……”所有人都停止了手上和嘴上的动作，齐刷刷地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了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场景。
　　 两个带着大盖帽的公安人，腰里束着宽宽的皮带，皮带扣的中间五角星闪闪发光，右腰间别着的明显的是盒子枪。两个人步子迈得雄健有力，腿直得有些不打弯，他们的中间走着的就是小禄。
　　 是的，是小禄，大家一起确定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小禄。看得出，小禄比临出去前瘦了许多，脸上很干枯，没有一点水分，个子也仿佛变得矮小了许多，特别是夹在两个高大的公安中间，愈加显得矮小了。身上穿的还是线衣，很明显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洗了，可以看得见一块块的油污，袖口的线已经脱落，只是没有戴手铐。乡亲们很是诧异，既然是公安押送回来的，为什么没有给他戴手铐呢？这算是什么呢？应该戴手铐的呀！在心里一番嘀咕之后，乡亲们最终确定，即使不戴手铐，肯定也是犯事了，不然为什么公安局的人会把他押回来呢？
　　 三个人来到打谷场边。右边的那个，满脸严肃地问：“赵立连在吗？”在场的人没人敢接话，只是摇摇头。“他的家在哪里？”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指了指小禄家的房子，右边的那个说了句“谢谢”之后，转身对小禄说：“你带路吧。”于是三人一起走向了小禄的家。
　　 所有人都伸长着脖子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大概有些人的脖子有些发酸了后说：“他犯了啥事呢，还让两个公安给押着？”
　　 “啥事？反正事不会小，不然……”
　　 “至少是偷了人家的东西。”
　　 “偷人家的东西，打一顿不就算了，还值得这样押着？”
　　 “我觉得可能是强奸，你想啊，这么大了还没娶媳妇，能……”
　　 “别瞎扯了，强奸，那得枪毙，还让他回来？”
　　 “让他回来，是让他见见父母，马上还得押走……”
　　 一会儿，两个公安走了，并没有押走小禄，那个预言家的预言破产了。
　　 不是强奸，那么小禄到底犯了什么事呢？成为了全村人要解决的一件头等大事。村民们急切地想知道，但谁也不愿意主动前去打探，一时间，这个问题把村民们困扰得头昏脑涨。
　　 其实，在现在看来，这是一件极为简单同时又极为荒唐的事，但是，在当时如此荒唐的事就在小禄身上发生了。而这一切都是为村民所不知道的。
　　 新年过后不久，小禄逼着母亲给了他500元钱，要到外边闯一闯。为什么要出去？小禄没有告诉母亲；到哪里去？小禄也没有告诉母亲，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1983年，国家才刚刚改革开放，很多地方还都是禁区。城市与乡村是二元社会，一个农村人走进城市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兜里揣着母亲500元血汗钱的小禄，走过很多城市，到处找工作，一处也没有找到。500元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不想办法挣钱，眼看就没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小禄从温州一个私人作坊里偷偷买了一批袜子带了回来，来到家乡一个临近的城市，准备通过贩卖这批袜子赚点钱来维持他的生计。
　　 星期天，他来到城市公园的门口，摆好地摊，把袜子一一摆好。刚摆好，就有人上来论价，小禄一开口，那人就买走了五双。顾客接二连三地过来，小禄乐得满脸开花。眼看，自己的货就要全部出手的当口，过来了一个公安：“这位同志，跟我到局里走一趟。”
　　 “为什么？”
　　 “你这属于投机倒把，知道不知道？”
　　 “不是改革开放了吗？”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还没改革到你的头上，别废话，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的最终结果是小禄的钱与物全部被没收，人还被拘留了半个月。半个月后，他被遣送到了我们县公安局。公安局又派两个大盖帽把他遣送到他的父母手里。
　　 全村的乡亲全是老实巴交的人，村子里从来没有人跟公安局打过交道。小禄是村子里第一个被公安抓了又放回来的人。
　　 村民们不去探究他为什么会被抓，因为什么事而被抓。他们只知道一个简单的逻辑：你被公安抓，公安是专抓坏人的，所以你就不是好人，不然，公安怎么会抓你呢？
　　 他只能准备第二次出走
　　 村民们平淡的生活，缺的就是一些佐料。小禄被公安押到村里来的事，一时间就充当了这样的一种佐料。三五人聚到一起，三句话一说，马上就会扯到“小禄犯事”这件事情上来。
　　 这中间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并不多，大多不是猜测就是想象，添油加醋是村民们的天才，于是“小禄犯事”的事便被越传越离奇。能够澄清事件真相的只有小禄本人或者他的家人，然而村民们并不给他们机会。几个人说小禄的事说得正欢的时候，只要他或他的家人一出现，大家立即闭嘴，动作比天安门阅兵式的士兵的还整齐。然而只要他们一离开，大家立马又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来。就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小禄的家人都成为了村民们指指点点的对象，更何况小禄呢？
　　 小禄回到村子里，半个月几乎没出门。接着午收就开始了，大家忙得一个人当做两个人用，忙得躺倒就不想起来，谁也没有心思再去讨论“小禄犯事”的事了，“小禄犯事”事件也就就此告一段落。
　　 午收开始后，小禄也终于走出家门帮助家人开始午收了。小禄在午收中几乎是个废人，他不会使用镰刀，不会给小麦秸装车，不会打场，反正只要是午收主要的活儿他都干不了。他只能当做一个孩子用，比如扶扶拉麦子的车子，捡捡掉下的麦穗等等。家人没有怪他，读了十几年的学，本事都用到读书上了，没有学会农活，是正常的。小禄跟着家人午收也很快乐，毕竟可以走出屋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尽管什么重活也不干，只是在太阳底下晒一晒，自己就已经受不了，但他还是坚持了，还是觉得很快乐。脸上也就渐渐地有了笑容，饭量也渐渐地好起来，半个月的功夫，人也胖了许多。
　　 午收过后，小禄对他母亲说：“从今后，我好好学着干农活，当一个合格的农民，娶媳妇，居家过日子。”
　　 他母亲说：“乖，这就对了，书不读了，农活也不是干不好，你有知识，学得快，几年就是一个咱好农家人了。”
　　 午收结束，该种的庄稼种好，村民又进入了农闲季节。农闲时节，村民永远是唠嗑、打牌，特别是下雨的日子。
　　 小禄本来是不喜欢凑村民们的热闹的，闲下来时就钻到自己的房子里看书。但是既然决定当农民了，他不想再看书，他想与其他人一样，农忙干活，农闲打牌、唠嗑。于是他努力地想加入村民们的生活，与他们跑在一个轨道上。
　　 一天，中午下了一场暴雨，午饭后，雨过天晴，人都聚到村口的塘边唠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把唠嗑的内容扯到了台湾与大陆谁更厉害的问题上。一个与小禄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台湾是如何如何地被美国支持，拥有如何如何的核武器，一炮打来，我们的村子全都会成为不见底的深坑，到时间我们连头发都找不着……小禄一开始像其他村民一样静静地听他海吹，当他越吹越离谱的时候，小禄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插嘴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可能没有看过《参考消息》，那上边说……”那位没有让他继续说，就把话有抢了过去：“噢，我们村的才子在这里啊！早知道你在这里，我都不说了。我们这些大老粗哪能比得上你啊！你是走南闯北的人，公安局你都去过，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呢？”小禄脸通红，一时语塞。有人又扯到谁家媳妇跟他老公公怎样怎样不干净的事情上去了，算是替小禄解了围，去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