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英豪，时乱显圣人。
　　 孟子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年代登场了，说实话，他的出场并不是很漂亮，如同那位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一样，四处奔波后书著传世，先行者被后世尊之以“圣”，追随者后世则以“亚圣”称。
　　 梁惠王一心图强，几次谈话后，终向孟子言出心中疑惑，“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而已”，很自信又很自负的一句话，后面所言的移民、移粟政策便是尽心明证，奈何施政勤、用心苦、效果无？民不加多。暂不管孟子何语，我们还是先从当时的历史的环境谈起，既然那一时期被称为战国，那就有被称战国的道理，战在那一时期是必不可少的主题，甚至可以说已是常态，诸侯与诸侯之间班攻伐不断，国难安宁，民不得息。而冷兵器时代人是战争的主要资源，于是“民”成为诸侯强的重要资源，“民加多”最终目的只为争强，至底要求是自保，而在梁惠王这无一目的实现，是“民”认清了梁惠王政策的本质，还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局面已使“民”感到希望全无，与是都遵行着安土重迁的原则不愿多动。诸侯间的征战，诸侯乐此不疲（也有部分小国不得已而为之），“民”已疲惫不堪。
　　 面对梁惠王的疑惑，孟子以战喻，以农事说理，以梁惠王治下现象为结论，可知当时社会一二。“王好战，请以战喻”，魏国曾经风光过，曾经在“国际”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的梁惠王欲延续往日辉煌，发动过几次战争，结果损失巨大，决心向“高人”请教。现在他面前的“高人”就是孟子，孟子以梁惠王所熟悉之事喻理，于是有了“五十步笑百步”的传世名言，也让梁惠王明白自己施政与邻国之君并不本质上的不同，终在“战”。因为“战”在当时是一不变的主题，“战”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战”往往又与乱紧密相联故“战”“乱”两字常常如影随形，要战必要“民多”。孟子提出的解决之策其实很简单，“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娄罟不入洿池”等等，这些原本很简单的事让孟子郑重其事的提出，可推想而知这些简单的事在当时已经很难实现了，当时的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而且孟子还是对一个国君提出这样的见解，而这个国君又不是能够问出百姓在荒年为何不食肉粥的白痴帝王，而是一个在弱肉强食的年代欲有所作为的君王。
　　 孟子想让梁惠王接受自己的观点，以“民生”促“国计”，并给梁惠王描绘出了一幅“乱世称王图”，可惜多数君王首先关注的是“国计”，其次才有功夫理“民生”。那么，当时的“国计”是什么呢？“图强”、“扩疆”、“争民、“称霸”，毕竟那是一个距春秋不远的年代，齐桓、晋文之事还深深的吸引着每一位有雄心的诸侯王，并以此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其实也很简单，还是前文所提到的“民”多，因此梁惠王很关心民之多寡，民多则可能在诸侯争战中处于上风，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反之则不能。也正因为如此，孟子那一大段对未来的畅想才深深的吸引着了梁惠王，那个听上去的确很美的局面，让梁惠王心动了，梁惠王甚至都在想象着百姓来归、天下来朝来场面。
　　 孟子给了梁惠王一剂乱世治国的药方，即从自身找原因，从本国做起，推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方针，以“养民”为基本国策；以“富民”为后续针；以“教民、保民”为最终目标，从而踏上一条“仁者无敌”的王者之路。
　　 梁惠王心动了，但还未行动时已身亡，这次身亡对梁惠王个人而言是憾事，而对孟子、对魏国算是幸事，甚至对梁惠王也是。孟子没有亲眼看到或是让其它诸侯王看到自己这一套理论在乱世的不适，才会继续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治世策略，才会以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奔走于战国的政治舞台上；魏国没有去实践这种理论也是幸运的，所以魏国才在那个乱世生存的更久了一些，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那是战后之事，在四境不稳、攻伐未止的情况下，谁会给你如此机会，如果真的那么做了，魏国早已成了任人宰割的糕羊；梁惠王没有这样做也是幸运的，他那一心图强的梦想在美好未来展现面前时，现实给他独力一击，也许会让他明白“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对他那颗求贤若渴的心是一重大伤害，对他那“力匡国势”的志向则是一致命摧毁。幸运的是，这些事都没有发生。
　　 乱世谈仁政，只能与那位将军之子同样——纸上谈兵，千万不可付诸行动。为何有此认识，笔者想从一则故事谈起，故事暂且命名为《一枚鸡蛋致富的故事》：言某地有一妇人，某日拥有一格鸡蛋后，遐想无限，蛋生鸡、鸡生蛋、蛋又生鸡……如此反复不息，终可富甲一方，畅想到此时，妇人得意万分，得意而忘形，忘形而蛋打，蛋打则一切化为乌有，重新面对眼前的贫穷。孟子给梁惠王描绘未来蓝图时，与那妇人的畅想太相似了，听上去美好无限，要想实现时终充满失望，但还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妇人在畅想时，手中的的确确是拥有那么一枚足以让她畅想的“鸡蛋”存在。而孟子则除了畅想什么也没有，即使有，有的也中是一枚“坏蛋”，即孟子所说的那一切愿望实现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国际”因素等都不足以支撑他这一梦想的实现，然则孟子还是期望在乱世之中可以开出一朵“仁政之花”，他充满希望的固执地做着一件毫无希望的事。
　　 这一点上孟子和孔子很像，一旦认准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下去，即使四处碰壁也绝不回头。孔子在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全心全力维护周礼的尊严，孟子在在一经济基础尚不成熟的时期推行心中的“仁政”主张，他们的努力在当时是那么执着而认真，而在后人眼里则看到了一种南辕北辙式的悲哀，更让人感到痛惜的是他们都努力的那么认真，认真的那么执着，执着的那么无助，或许孔子的一句话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因为他们心怀天下，心忧苍生，所以才被后世称圣。也许，孔子、孟子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设计的如此完美的道路就没有行的通呢？为什么那些诸侯王就不愿走这条“康庄大道”呢？为什么呢？他们更想不到，百年之后，他们又被一帮后人重新抬了出来，浓妆艳抹之后站在一至高无上的地位，虽谈不上面目全非，也与往大相径庭。也许，他们自己也明白，那些理论在当时已难实现，但他们不想放弃希望、放弃尝试、放弃努力，任时间的洪流把自己淹没，才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活跃在当时。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家，不会顺应潮流，只会坚持心中的梦想，他们是文化的先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政治上他们失败了，一败涂地，毫无尊严，但在文化上他们胜利了，胜的百世传名、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