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区总医院座落在拉萨市北郊的色拉乌孜山麓，左侧就是拉萨三大寺庙之一的色拉寺。当年拉萨的建成区面积不大，总医院同中心城区还没有连成一片，大约相距三公里。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总医院，医疗大楼很有特色，鸟瞰酷似机坪上停着的一架巨型飞机。院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按照组织上的时间要求，一九七九年元旦节一过，我便告别养育了我六个寒暑的老部队，奉命前往总医院报到。送我的交通工具，是我们团派往拉萨拉主副食的老解放，顺便。我们早上九点出发，本该中午过一点到达拉萨，但因汽车在途中两次抛锚，我们到总医院时，夜色已经降临。总医院的首长和机关的同志早已下班，我找谁报到？我的生活用品放哪里？司机和我午饭、晚饭都还没吃，又冷又饿。我们正站在院内水泥路边昏暗的灯光下犯愁时，一个与我同年入伍的老乡认出了我，问过情况后，他跑步去叫来了政治处的陈干事，把我领进了已经为我准备好的寝室。
　　 我调入总医院后，院里有了两名新闻干事，负责全院的报道工作。领导给我们的分工是，一九六九年入伍的李干事侧重做摄影报道，我侧重做文字报道。我深感惬意，不禁在心里暗暗地说，我的专职新闻生涯由此开始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刚刚做了三个月，在军内外新闻媒体上发了四十多篇文稿，算是基本进入情况，没有想到的事便发生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刚上班，医院母副政委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这个新闻干事真能干，你来了以后，我们医院的报道工作变化太大了，以前是报纸电台一年都难报道我们一次，现在是每个星期都报道几次。”
　　 我不知道首长到底要说什么，至少不单是叫我来接受表扬的吧。
　　 母副政委喝了口水，这才托出主题，说：“院党委准备让你挑更重的担子。”
　　 “我！？”
　　 母副政委微笑着点了点头：“对。组织上已经同意传染科的宋教导员回内地休假，并同意了他的转业请求，休假回来就办理转业手续。因此，党委决定派你去接替宋教导员的工作，在宋教导员办理转业手续之前先代理一段时间。”
　　 “母副政委，我不行！”由于情况突然，我有点急，站立起来摆着头说。
　　 “有什么不行？”
　　 我低下头沉默了一下：“我很感谢院党委院首长对我的信任，但我确实不行。”
　　 “是舍不下新闻报道工作吧？”
　　 “有这个因素，更主要的是，我才当兵六年，一下子去做一个正营职政工干部的工作，我真的想都不敢想。”
　　 “年轻了，嫩了，是吧？你多大了？”
　　 “二十六岁。”
　　 “在我军历史上，二十六岁当师长、团长都很普遍。当然，那是战争年代，但我们就是要继承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大胆使用年轻人。”
　　 “副政委，建议选派一名军龄稍微长一点的老干事去吧。”
　　 “党委的考虑是，你有思想有朝气，来自基层部队，懂得怎样带兵，派你去更为合适。”
　　 “副政委，我提干以后，就没有实实在在地带过兵。”
　　 “不能单看这一点。从你档案中看，你不仅当兵前就入了党，而且在新兵连当班长就当得很出色，受到嘉奖。党委研究时，院长说了，看你走路，就很有基层部队干部的味道。”
　　 “副政委，咱们是军区的总医院，知识分子多，干部子女多，女同志多，专业性强，同我以前的老部队不一样啊。”
　　 “凭你对这‘三多一强’的概括，就可以说明党委没有把你看错。”
　　 “副政委，如果一定要派我去的话，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允许我兼着搞新闻报道？我真的很喜欢新闻工作，而且刚刚上路。”
　　 “可以呀。党委正希望你兼做新闻报道呢。这项工作，至少目前还没人能够取代你。要培养一个秀才难啊。”
　　 “那我去传染科试试吧。”
　　 “不是试试，要有一直干下去的思想准备。”
　　 没办法，共产党人是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组织决定了的事，只好服从。
　　 传染科分为三个科，传一科主要治疗痢疾，又名痢疾科，传二科主要治疗结核，又名结核科，传三科主要治疗肝炎，又名肝炎科。传染科的住院部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四周筑有围墙，绿化得特别好，院内三排平房成一字形摆开，每排平房一个科，每个科有四十多个床位。传染科的刘主任和白副主任是年过半白、同院首长一同吃中灶的医疗专家，各科的主治医师各有其长，医疗技术都很拔尖。每个科有三十来个医生护士，由于西藏的军队干部，每工作一年半要休一次假，除了休假人员和派往内地进修的人员外，各科常年在岗的医生护士只有二十多个，人手是比较紧张的。政工干部就我一个，代理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去传染科上班的第一天，在简短的见面会上，向我交工作的宋教导员把我介绍给大家时，由于我的年轻，引来了几声唏嘘。宋教导员要大家鼓掌欢迎我讲话时，我真不知道该讲什么，无奈之下，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觉得咱医院基层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目的，就是保障医护任务的顺利完成。”第二句是，“我愿意做一个同志们认可的保障部部长。”没想到，这简短的两句话，同志们却给了我经久的掌声，有位年轻人拉开嗓门吆喝：“讲得好！”有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低声说：“政治工作是保障？真敢讲。”但好几位老同志还是担心，一个小青年当教导员，行吗？
　　 接下来的几天，我对三个科的现状做了基本了解。总的讲，三个科的医护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有的同志作风散慢，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按战争对军队医院的要求存在差距。面对科里的实际情况，征得刘主任和白副主任的同意，我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第一，建立每日晨会制度。晨会由三个科分别召开，内容是讲评头天工作的得与失，对当天工作作出提示和要求，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第二，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除落实院里统一安排的内容外，增加一项新的内容，请科主任联系实际，总结一周的医护工作情况，肯定成绩，指出问题，表扬先进，激励后进。第三，把党支部讲评共产党员、团支部讲评共青团员在医疗护理工作中的表现，列为党、团组织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标准，严要求，使之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团员的青年突击作用。第四，每个星期四晚上，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有的放矢地开展业务讲座，分别由科里的主任、副主任和主治医生轮流主讲医疗业务，由护士长轮流主讲护理业务。第五，引导医护人员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增强内部团结。这几招还真灵，在很短的时间内，那种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状况基本消失。
　　 然而，那时候，左的桎梏还没有打碎，好些人的思想还处在禁锢之中。我们采取的措施，引来了一些非议，说什么“传染科用医护工作冲击政治学习”“党内党外的讲评搞得医护人员人心慌慌”，就连院长也在办公会上严肃地批评传染科自作主张，另搞一套。面对非议与批评，我主动找到院长，明确表示，如果错了，责任完全在我个人。面对院长语重心长地再次指责，我没做任何解释，但在默默承受的同时，我自信没有错，下定决心我行我素。可喜的是，有力的事实替我作了最好的说明和证实，连续三个月，三个科的诊断准确率、治愈率和床位周转率不但逐月提高，而且名列全院各科室前茅，“传染科是全院最差的科”的说法销声匿迹了。院长主动把我叫去，笑逐颜开地说：“看来是我批评错了，小伙子干得好！”
　　 除了希望医护人员多学专业知识外，作为政工干部，我本能地希望他们也多学点马列主义的东西。有一次，我在同曹医生谈心的过程中，我建议她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曹医生说：“教导员，学马列主义是你们政工干部的事。”
　　 我说：“不一定。曹医生，有些病的症状是很相同的，作为医生，你是怎样做出诊断的？”
　　 “综合分析。”
　　 “说得对。这种综合分析是不是有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不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不能简单地看现象，要抓本质。”
　　 “现象与本质，就是辩证法的一个范畴。那我们当医生的，在工作中有没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照这么说来，真的是。教导员，你这样教导我，我算是服了你了。”
　　 从此以后，曹医生喜欢上了政治学习，按她本人的话说，“由不得不参加变成了想学习想参加。”几年后，她成长为总医院护理部的部长。
　　 传三科年过四旬的主治医生老匡，由于亲属中有涉台关系，不但一直入不了党，而且还遭受过政治压迫。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三岁的小儿子同几个小朋友在耍玩具枪时，用枪对着墙上的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画像吼道：“哒哒哒，我把他们打死了！”就这话，造反派认定是匡医生教儿子说的，硬是要把教唆犯的帽子往他头上扣；就这话，匡医生被批得抬不起头。尽管如此，匡医生没有放弃要求入党的坚定信念，他除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精益求精地做好医疗工作外，每年都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我同匡医生谈心时，我明确告诉他：“不管你儿子当时说了什么，都不能把过错强加在你的头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共产党的章程中并没有规定有涉台关系的人不能入党。一句话，实事求是。只要你符合党员的条件，就可以入党。”我说完这席话，匡医生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教导员，我是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领导对我说这种态度鲜明的话。”谈话以后，我召开支委会专题研究了匡医生要求入党的事，并把支委会的意见，向政治处的组织干事和母副政委作了汇报。在一周后的党支部大会上，到会的全体党员全票同意，接收匡医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些年，我们的军队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基本上还不存在腐败问题，但人称“拍马屁”的现象是有的。为了改善食堂生活，总医院的每个科室和机关各部门都有“自留地”，种有大白菜、土豆和萝卜。一天下午，传三科戴护士长选了两棵特好的大白菜送到我寝室，我不在，交给了与我同住一个寝室的电影放映员小单，我回来后，当即把白菜送到了食堂，并真诚地向戴护士长说了我内心的想法。这事传到了院长耳朵里，他对我说：“我们当领导的就应该这样。”
　　 医院里的基层政工干部，由于不懂专业技术，很少去病房，有的病人住院几个月，都没见过科里的教导员。我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每天我把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处理完以后，只要不参加上级的会议，我总要到三个科的所有病房去走一趟，重点看望和安慰病情较重的病人，并和病情好转后坐在外面晒太阳的病人一起听听收音机，摆摆龙门阵，在广泛接触的过程中，直接听取病人对医护工作的评价，面对面地了解病人的建议和要求，发现问题和问题的苗头及时解决，促进整个传染科服务质量的提高。
　　 对医院发生的各种新闻，我白天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想在心里，晚上“爬格子”，第二天一早便发出去。在传染科代职六个月期间，被军内外媒体采用稿件一百零五篇。
　　 正当在传染科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事又发生了。
　　 这天上午一上班，医院张政委亲自找我谈话，他首先肯定了我在传染科的工作，然后说：“军区打算调你到《西藏民兵》杂志社任编辑记者，想征求一下你本人的意见，看你本人愿意不愿意去？”
　　 《西藏民兵》？没听说有这么个媒体呀？做专职编辑记者，怎么会是我？是怎么回事？听张政委一说，我的脑子瞬间几乎乱了套，好几个问号冒了出来。我下意识镇定了一下，问政委：“什么《西藏民兵》呀？”
　　 “不太清楚。我在军区当干部处处长的时候，没有这个单位。你自己也不了解？”
　　 “不了解，也没有听说过。”
　　 “那你认识军区哪位首长？”
　　 “军区首长，我一位也不认识，就是军区干部处的同志，我也不认识。”
　　 “这没关系，关键是你本人愿意不愿意。”
　　 “政委，我作为党员，个人服从组织；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
　　 “你这个态度没错。现在是我想听听你本人的意见。”
　　 “政委，我服从组织决定。”
　　 “总医院的政工干部本身就短缺，传染科宋教导员要转业，我们只好安排你这个专职新闻干事去把工作接了，如果你被调走，我们不但少了一个教导员，还少了一个搞新闻报道的笔杆子。说实话，院党委真不愿意让你走。”
　　 “我听院党委的。”
　　 “如果你能明确地说不愿意去，院里就多了一条留你的理由。当然，如果军区坚持要调你，咱们还得服从。”
　　 留下来继续当教导员，这在当时整个西藏军区范围内，我是最年轻的，的确有发展前途，但由于耳闻目睹了许多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悲哀，我对仕途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我对传染科倒是产生了真真切切的感情，有点舍不得离开。对新闻工作，我非常热爱，当专职记者、编辑，而且继续穿军装，更是我两全其美的追求。说真的，去还是不去，就是给我自己作主的权力，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好。我说：“政委，我个人无所谓愿意不愿意，正如您刚才所说，即使我不愿意，如果军区下达调令，我也只能服从。”
　　 “你给我一个倾向性的意见。”
　　 我起身立正，掷地有声地说：“政委，我是总医院的人，医院叫我留我就留，医院叫我走我就走。”
　　 谈话后的第三天，总医院便收到了军区的调令，当政治处干部干事把它呈送给院长、政委签阅时，政委不太高兴地说：“征求意见，我们还没回话呢，这调令就来了。”
　　 说来真的不巧，在接到调令的头天，我被诊断得了肝炎。科里的刘主任调到四川自贡某野战医院当院长去了，白副主任对我说：“你每天深入病房，关爱病人，可能是不小心被传染了，得静下心来住院治疗。”
　　 干部干事送调令到病房给我看时，特意提醒我，军区要求过完国庆节就去军区干部处报到。在场的白副主任说：“离报到时间只有六天了，急性肝炎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治疗时间，建议教导员去报到以后，再请假回来继续住院治疗。”旁边的一位护士插话说：“教导员，你不去嘛，我们舍不得你走！”干部干事说：“院领导也舍不得，没办法，主要是我的这位同事、你们的这位教导员太年轻有为了。”
　　 我向干部干事郑重表态说：“请转告组织，我坚决服从命令，准时报到！”
　　 几位战友离去后，我躺在病床上继续输液，心里想：我从老部队调来总医院做专职新闻干事刚好三个月，做代理教导员刚好六个月，加起来也只有九个月，这样调来调去……然而，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命运的摆布，倒是再次感到，共产党人真的是块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