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屯有一个小青年，自称“鸿儒”先生，我和他很要好。“鸿儒”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曹洪海，“鸿儒”是他自己起的字号。所以他到哪儿都号称“鸿儒先生”。为什么号称“鸿儒先生”，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鸿”可能是取“鸿鹄”之志，“儒”可能是有学问的意思吧，这还是我分析的。要问他，他也说不清楚，我们就更不得而知了，反正只要他高兴我们也就这么叫呗。
　　 我结识他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念初中时是通校（来回走），晚上在家。再加上星期天，就和他有了接触的机会。他比我大五、六岁，他是在鹤岗回来的，在鹤岗是干啥工作的我不知道，他自己说是教师，教师为什么不教学了？问他，他支支吾吾，不乐意正面回答，我也就不刨根问底啦。反正我觉得他这个人总是怪怪的，很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村里他是一身洋气，又不乐意干农活，和庄稼人有点格格不入。
　　 他梳着大背头，脸有点长，眼睛戴着高度近视镜。他的眼镜除了睡觉外，其余时间从来不摘，好像是摘了眼镜，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他总是穿一身洗得非常干净的衣服，手上戴一副白手套。他走到那老好拿着一本书，胳肢窝挟一支短笛。书没见他看过，笛子有时傍晚他会吹几首简单的小曲，但也吹得不好听。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话。满口之乎者也，说文言不是文言，说白话还句句都带之乎者也，让人哭笑不得。孔乙己有一句经典名言：“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鸿儒先生说话就是这个模式。
　　 每当夏季的晚上，人们吃过晚饭，都会仨一伙，俩一串出来走走，溜溜弯，唠唠嗑。我们这个屯有两条笔直的东西大街，人们都乐意在这两条大街上闲逛，人数不多，三三两两。这时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个人，如往常一样，不戴帽子，大背头梳得铮亮，戴着一副白手套，手里拿着一个笛子，也不吹，胳肢窝夹着一本书或刊物，鼻子上卡着一个二饼，老远从西头往东走来。因为他眼睛近视，所以一般他不和人打招呼，只有两人走到碰头时别人问他，他才开始和人搭腔。可是一搭腔，把人还造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说的是啥。
　　 “你吃饭了吗？”对方问他。
　　 “吃也，你吃乎？”鸿儒先生一搭腔，就“拽”上了，对方一听，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出了洋文，对方啼笑皆非，忙说：
　　 “我说老曹哇，你和我们土包子拽啥呀！我们也听不懂啊，还是说点庄稼嗑吧。”每逢这时，他会把脸送到你的面前，仔细的看看你是谁，顿时一股香水味一下子扑到你的鼻孔，呛得你喘不上气来。要是遇上我，我就会用同样的“洋文”回答他：
　　 “鸿儒先生，汝欲何往？”这时，他会感到遇到了学者，知音，高兴的和你继续“拽”下去。
　　 我那时候之所以和他要好，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我年龄小，又喜欢文学，所以就把他当做了“学者”。另外，引起我对他敬仰的，是他写的一手好钢笔字，他还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抄了满满一本格言、语录。他写的一手潇洒、流利的钢笔字，他的那本格言、语录本，确实让我垂涎三尺，不得不向他打溜须。
　　 “鸿儒先生，你能否把你的格言语录本借给我，让我抄抄，也学学你的钢笔字。”鸿儒先生一听我要借他的格言语录本，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下可遇到了能欣赏他的人，自己主动给我当起了老师。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他在我们村是一个鹤立鸡群的学者，我很崇拜他，于是我们俩成了好朋友。他把语录本借给我，我一狠心花一元一角钱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开始抄他的语录。他对我的这本笔记本很重视，在扉页上用楷书给我写了一段语录：“爱护书籍吧，它是知识的源泉！”后边还提上了他的名字：鸿儒。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太长，后来我念书离开了家，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太接触了。等我回到农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洋气劲儿几乎就没了，基本上已经沦为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了。再后来连一名普通农民也不如了，变成了一个困难户了。老婆倒是讨上了，不过也和他差不太多，好吃，好喝。由于两人都不乐意干活，日子过得很不像样子，生产队拉了一屁股三角债，家里的窗户连玻璃都没有，用塑料布定的，你说穷到啥地步！
　　 多年的穷困潦倒已经把他折磨成不像样子，现在的他和过去可大不一样了：原先油亮的大背头，现在已经乱蓬蓬像个鸡窝；灰涛涛的大长脸上布满了皱纹，那副眼镜还是卡在鼻子上，不过只剩了一条腿，另一条是用一根细线绳挂在耳朵上的。穿一条破单裤，上衣是蓝色的布挂儿，连一个扣都没有，抿着怀用一根麻绳扎着。一只手里拎着一个酒瓶，另一只手拿着一袋花生米，看样子是从小卖店回来，这是晚上的酒菜。
　　 鸿儒先生的酒喝了一辈子，他的懒，也懒了一辈子，所以他的穷也一辈子都没缓过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都富了，可是他仍然住着几乎要倒的小趴趴房，窗户上还是钉的塑料布，他每天仍然是就着花生米喝二两。
　　 时代变了，农村家家的日子都好起来了，可鸿儒先生始终还是老样子。我希望他好，可象他这样，能好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