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麻细织，粗麻粗织。拉条被头，盖盖背脊”（宁波老话）这是窗外的蟋蟀在接铃（宁波老人把蟋蟀鸣叫说成接铃），这声音已经由墙外的大树下一天天地移到了门槛旁，树叶随着微风纷纷扬扬地飞舞飘落，街头巷尾居民们种养的一盆盆菊花在阳光下争奇斗艳，大道旁，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桂花的清香，菜篮子里大闸蟹张牙舞爪是那么的不安生：秋意渐渐深了，一年一度的重阳又到了。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重阳的记忆莫过于两年前和初中同学在宁波清源茶馆的相聚。
　　
　　 我，一九五八年毕业于鄞县第一中学初中部。同学会那一天离毕业已经整整五十九年。到会的都是我们初三一班的同学，全班48位，到了22位。这些到会的同学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北京、四川、上海、杭州......当然最多的还是住在宁波本地的。由于分别时间太久，学校为庆祝建校四十周年而编发的校友册中登载的好多同学通信地址已经有了变动，很难再找到他们。我们先是小范围的聚一聚，然后再通过互相联系不断扩大范围，再把已知的通讯录打印成册邮寄给他们，让大家继续查找。最后才确定九七年重阳那天在宁波聚会。别说来自四川、北京等外地的一路车船劳顿，就是宁波本地的也不容易，大家都已年逾花甲，有的还是翻山越岭起早动身赶来的，最令人感动的一位视力不佳的同学也由另一位女同学扶着来到会场。
　　
　　 聚会前一天我的发少由上海赶来宁波，我两同村，从小学直到初中都在同一个班，初中毕业后他去上海求学，我在母校继续上高中。尔后就失去了联系。没想到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又让我两成了难兄难弟，他因组织“朝花”诗社而被打成是反革命，被“遣送”回乡，当时我十分同情他，经常请他到我家坐坐谈谈，两个人拉拉小提琴、吹吹竹笛子以排解心中的郁闷；后来我也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坏分子，和他的亲密接触也就成了罪行之一。运动后期，他重新回到上海，但我俩还没有被彻底“解放”，联系又一次中断。这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们公司的退管会查到了他的电话和住址，听到要开同学会的消息，他就匆匆赶来了。这一夜，我们同榻而眠，说了很多很多。虽然，那时回去后他远离文坛，但他没有从此消极，而是花了十年时间进修英语，如今已年近古稀，却还在公司的技校担任英语特聘教师，还帮技术部门翻译进口设备的英文说明书。
　　
　　 二十多位鬓发斑白的老人聚在一起，在当天的清源茶馆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品茗敍谈，畅怀欢笑，各人的人生轨迹千差万别，汇在一起，却是那么绚丽多彩；曾经的地位和如今的经济状况虽有天壤之别，但同学的情谊令我们亲如兄弟姐妹。
　　
　　 当我们回忆那三年的同窗生活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我们的班主任。由于她那时身体稍有不适，不能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我和其他几位远道而来的同学坐车去老师家中拜访。老师已年逾八旬，见到我们她非常高兴，反复谆谆教导我们：“你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教育好第三代。”实话！我们的第二代大都已经基本成才（或成型），第三代的教育我们责无旁贷。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约定：来年重阳再聚。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吗?真的好想你们，有机会可一定要再聚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