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7年1月，重修《太原王氏族谱》卷二（附录一）记载：“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天下一统，削平胡元。至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因西三府：济南、兖州、东昌遭元末兵戈之害，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尽是荆棘，旨上将土居人户坐为军籍。令东三府：青州、登州、莱州临海等处户繁丁多者，迁徙西三府。彼时，孝思、孝敬祖不在被迁之列，仍居福山，惟我孝忠、孝礼祖，即于是年承王命，迁于馆陶县。彼时二祖西行，实难离家，奈圣旨不敢违背，乃携妻抱子洒泪而行。孝思祖遣亲子舜、孝敬祖子幼，乃遣义子伯元相送至馆陶县，县令收入版籍，令祖去城东常氏庄下屯。舜、伯元同二祖各开荒熟耕，繁衍生息俱未回籍。祖殁后卜兆新茔。自孝礼、舜祖后，家业兴隆，人口繁盛，现星散卫运河畔，冀鲁两省，传宗36代，人口达数万之众。”
　　 如今，在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镇杨坟村的旷野上，巍然耸立着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碑。孝礼祖的墓碑头上对称刻着两条龙，活灵活现，龙口下面的“福山王氏”四个大字，虽然有些模糊，却能够辨认清楚。
　　 2014年5月2日，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源远流长的“福山王氏”家族数百年来励志自强、建功立业的风雨历程；展示福山始迁祖王鉴后裔，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的光辉形象；歌颂“大碾王”王伦、王信祖支脉族人在人生的大道途中，共赴时艰、相濡以沫、呕心沥血、不懈努力的创业精神。我和族人敬达叔、婶子申荣梅、小弟佰哲，驱车前往了烟台。
　　 经过一天地奔波，直到下午六时许，方才到达烟台，族人国风叔盛情款待。我本来想，第二天到始迁祖居住之地福山看看，却未料敬达叔有急事需要连夜返回。国风叔只好把1998年5月15日，其父亲王盛之调查谨志的《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送给我们。我们也把《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一书，以及电子稿，拷贝到国风叔的电脑上，便匆匆告别了，留在我心间的是一缕深深的遗憾。
　　 回到家中，我认真阅读了《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从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二月，已85岁高龄的孝斌祖第九世孙鼎任和第十世孙骐（《福山县志》亦有鼎任和骐的名讳记载），校并书的《王氏家谱》中发现，对我始迁祖孝忠、孝礼，亦有记载：“吾始祖之来也，甚远，其讳俱失。传至凡孝字者亦甚多，有孝真、孝义、孝英、孝思、孝敬、孝忠、孝礼等讳。”王隆兴（字盛之）撰写的《祖籍渊源调查记》如此记载：“洪武年间移民时，与吾一世祖同辈的王孝忠、王孝礼奉旨分迁馆陶县。吾家谱这一记载与《明史》正相吻合。是孝忠、孝礼的后人，于清康熙年间委其亲戚，时任福山训导的张风翥，捎谱来福山寻祖认宗的，并不是吾王氏，由馆陶迁来福山的。”这样的记载，恰与我们的《太原王氏族谱》相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馆陶的“福山王氏”与烟台福山的王氏，600年前是一家确定无疑，感情的距离一下子便拉近了。但是，孝斌与孝忠、孝礼祖之间的关系如何，无从考证。
　　 2015年10月4日，为了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国风叔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驱车从山东烟台来到河北临西。我和敬达叔陪同国风叔，先后到山东临清烟店镇王集村、八岔路镇杨坟村，与族人交流情况，并到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地拜祭。尽管费劲不少，依然未能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也同样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和国风叔心中的一个结，久久不能释怀。
　　 2017年5月1日，敬达叔在婶子申荣梅身患重病，已经不能独自行走的情况下，执拗地让三女儿婷婷和女婿张贵涛陪伴着，同我一起第二次前往山东烟台，国风叔依旧是盛情款待。第二天吃完早饭，国风叔便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前往了福山。
　　 福山历史悠久，古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约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遗迹。福山亦是东夷文化发祥地，目前境内就有：邱家庄、臧家、东风等新石器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距今6000余年前。1983年，烟台专区撤区改市，福山县更名为福山区，至今没有变动。
　　 经国风叔联系，我们又认识了福山的族人家良叔。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首先来到大屋村。大屋村紧邻公路，交通方便，村边立有一块黑色石碑，上面刻有“大屋”两个白色大字。据悉，石碑背面的村名来历记述有误。
　　 《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八节，有这样的记载：“大屋村吾族王氏第一世王红道，第二世‘凡’孝字名孝思，以下有凡‘士’字、凡‘承’字的，至今已传至十九世。可以看出，该村起初‘凡’孝字与吾村相同，但是世数就有差别了，他的第二世与吾第一世乃是一辈人。”
　　 看来，已经没有家谱传承下来的大屋村族人，也没有办法与我们这支王姓接续了。但是，站在通往大屋村的道路上，我依然感觉到亲切，遂与敬达叔分别在标示有“大屋”的石碑前摄影留念。
　　 接着，我们来到了王家茔遗址，这里已经没有一户王家人居住，成为了一座五环彩瓦厂。
　　 国风叔详细介绍说：“王家茔在门楼村后里，祖茔传说百亩，茔后有大屋村，而且，大屋村名也是由我家起名。在1739年时，住在大屋村的人都是我们本族的，现在，门楼村距茔地约有一里地，距现大屋村约有3里地。大屋村我也走访过，根据我父亲说的，我和家良叔也约见过几位老人。有一个老人80多岁，他说，他小时候见过一世祖的画像在堂里，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胡子。二世祖王孝思，在家谱里见过，一世祖叫王红道。我分析，王孝思就是王舜父亲，一世祖找不到就弄个王红道顶替。在1753年，王琪续家谱时也说过，大屋村属九甲，当时凡永字的与我九世祖同辈，凡大字的与王骐同辈。我十世祖，当时门楼集叫六甲，凡承字者与我三甲九世祖同辈，凡尔字者与我十世祖同辈。所以，当时门楼村及大屋村所住的都是我王家本族人，门楼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王家本族人了，大屋村还能找到我王家本族人。下次来，我们一起去大屋村找几个老人聊聊。我家从第六世祖开始迁移诸留王村，但茔地一直由我这一支管理。解放以后平坟，我们这一支还种粮，诸留王村离坟地约有6里地。我觉得，我这一支是王孝思后人，王孝思就在大屋村居住过，或其小儿子在大屋村居住。大屋村家谱我一直在寻找，找到大屋村家谱三世祖是谁，一切就明白了。”
　　 我兴奋地说：“我期待着有机会再来福山寻根问祖，更期待着我们的世系传承，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站在王家茔遗址的空地上，我们叔侄四人照了一张“全家福”。
　　 离开王家茔遗址，我们直接插到了门楼村的最深处。这里只有一条主街，其余的均为狭窄的小街小巷，宽一点的小街巷，仅仅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窄一点的小街巷，就只能由行人来往了。许多老房子都年久失修，墙皮脱落，房顶坍塌，笈笈可危，没有人居住了。有的老房子却有人居住，过年时贴在门框上的“欢乐幸福家，平安吉祥地”；“财源滚滚来，鸿运腾腾起”的对联依然火红。有的主人看见我们在小小的街门口照相，感到稀奇，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笑答，寻根问祖。问起他们的姓氏，无一家是王姓人，我的心中不免滋生出一种寒凉之意。
　　 凝视着古老的房屋，我的思绪回溯到700多年前：始迁祖王鑑，原居莱阳，其父溺水后，为避兵燹，年仅8岁的鑑祖，于元朝年间，随80有余的祖母赵氏和母亲周氏，依依不舍地痛别亲人，背井离乡，由莱阳徒步前往福山县，十天方才到达，投奔在祖姑父汪洪源（《福山县志》有其名讳记载）门下。尽管亲戚之间数十年不相往来，老祖姑已故去20年矣，但祖姑父汪洪源还是给予衣食。居住数日，又寻访至少祖姑父孙光祖处，年已70的祖姑唤子孙佩曰：“实系至亲，宜认之。”于是，孙公、汪公互相周济，母子有所倚居。二年，祖母赵氏辞世，鑑祖亦在福山县渐长成人。20岁时，即跟从表祖孙佩学习工业。举至弱冠，渐有积蓄，治买田宅，家道稍丰，后经表祖孙佩介绍，始配福山县门楼村居民林英（先人原为金巡海统驭使，因金朝内乱辞官不仕，林英不愿袭替，隐居福山村落，有田三百亩，家业稍丰）之女为妻，并入赘其家。鑑祖下传四代，至人称“大碾王氏”的王伦、王信兄弟，仍居住在门楼村。
　　 “友明你看，这里快要坍塌的老房子，是不是我们老祖宗居住过的？”敬达叔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认真地说：“也许是吧。”
　　 1924年《王氏族谱》记载：“大碾王氏祖居门楼村，原与狗塔村相近，前后相去三里。”2007年《太原王氏族谱》前续卷一记载：“门楼村与狗塔村，相距三里，汪公（洪源）居前村，我王氏居住后村。”《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五节，如此记载：“据大屋王华民回忆，原有其家谱亦有‘大碾王、莱阳迁来狗塔村’等记载。这也是祖居门楼村历史长远的一个佐证。”族谱记载如此吻合，说明祖居门楼村确信无疑。
　　 可狗塔村呢？查无此村名，《福山县志》亦未有记载。国风叔介绍说：“我叔分析，狗塔村不是门楼村，应该是汪格庄，离门楼村不到3里地。”由此分析，汪格庄应是汪洪源的居住地。1958年，建门楼水库时，37个自然村整体搬迁，便分成了东西两个汪格庄。
　　 那么，狗塔村在哪里？在国风叔和家良叔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福山银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站在一条宽阔的大坝上，国风叔手指着远方的一处水域说，那里就是狗塔村遗址。再回头凝望门楼村，也就是三里之遥。距离是对上了，可村名依旧是个迷。不管狗塔村是否存在，我现在就站在了祖居之地的这块热土上，心里还是感到格外激动和兴奋。我独自在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大坝下，背靠狗塔村遗址留下一张影后，又与老王家的三位叔叔，在大坝上背靠狗塔村遗址，面对门楼村方向合影留念。我们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身影，与生命的祖根之地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从狗塔村遗址返回途中，路经门楼村时，我特意让车停下，在“门楼村欢迎您”的标志牌前，留下了自己的影像。
　　 走出门楼村地界的瞬间，我心中蓦地滋生了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