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絮状的薄薄的云朵，贴在蓝天上，一动不动。阳光从遥远的天穹赶来，明晃晃地，均匀地涂抹在故乡起伏的山峦和田野上，静谧，安逸。山峦被醉眼的浓绿覆盖，密不透风，像绿色的云团，一朵一朵，四处翻涌开去。水田，如一面镜子，与蓝天对视，新插的秧苗，露出羞涩的淡淡的绿，仿佛长在白云之上。村庄，就潜伏在这炫目的绿里，忽隐忽现。
　　 我站在大哥的屋前，凝视着身穿盛装的故乡，心，跟着这满眼的浓绿起伏，翻涌。大哥的房子，两边是一底一楼的平房，中间是二层小楼，四排三间，阳台上安装了浅蓝色玻璃窗，美观。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像一艘航船，掩映在浓荫之中。大哥在院里忙着给孙子学武组装单车，单车是学武的妈妈网购的。大哥说学武不怎么骑车，旧车还能骑，撂在旮旯里生锈，又买新车，埋怨儿媳妇浪费钱。挣钱不容易，不能瞎折腾。学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怕生，不怎么叫人，乐颠颠地围在跟前，一边看爷爷组装，一边好奇地倒饬零件，把说明书撕烂，净捣乱。大哥训斥他，他全然不顾，当耳旁风，大哥无可奈何，本就说说而已，只好听之任之。
　　 学武的爸妈都在广东打工，像大多数村里人一样。前两个月，换了车间领导，那领导百般刁难员工，学武的妈妈晓霞感到很难呆下去，萌生退意。打电话给大嫂，大嫂说，做不下去，就回来吧。晓霞回来了，就像几年前大哥大嫂从广东回来一样，大哥大嫂老了，干不动了，是故乡接纳了远方归来的游子。那天，晓霞回到武冈已是凌晨，我正好在家休假，与妻一起去北站接的她。晓霞风尘仆仆，一脸疲惫，还有一丝歉意。她想在武冈找点事做，离家近，可以照顾学武，钱少就少点。可运气不济，正逢市里环保大整顿，所有工厂包括砖厂全部停工，许多工人无所事事，另寻出路。无奈之下，晓霞没休息几天，拖着行李，形单影只，不得不又去了广东。离开时，学武正熟睡，晓霞看了儿子一眼，眼里闪着泪花，心酸酸的。她不愿看到儿子找不到妈妈时失望的眼神，不想听到儿子因她的离去而撕心的哭声。每次离去，悄悄地，像做贼，更像一场伤心地逃离，撕扯着晓霞的心，生生地痛。
　　 做父母的，不在身边，除了给孩子买些吃的，用的，玩的，弥补对孩子的愧疚，别无他法。我说。
　　 大哥沉默。其实，大哥心里清楚，他也是过来人，当初迫于无奈，把学武的爸爸留在大嫂的姐家，自己去厦门、广东打工，那时也是同样的心情。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出现在孙子身上，仿佛就是当初的复制品，难道真要这样一代又一代传递或留守下去？
　　 大哥，现在还打楼面不？我问。大哥无奈地笑笑说，不打楼面，哪有钱用，当农民，就这个条件，冇办法。大哥五十有三，清瘦，被太阳晒得黝黑。都这个岁数了，还与两个堂哥加入了“建筑队”，专门给人打楼面（浇筑混凝土），重体力活。年轻人都扛不住，何况年过半百的人了，为了那一百多块钱，为了贴补家用，大哥有腰疼病，吃不消，但每次仍咬牙挺住。大哥还没到需要儿子养老的时候，再者儿子儿媳在外打工，仅能勉强顾了自己，还没有能力赡养父母。在农村就是如此，做父母的尽最大能力养活自己，不给后代添麻烦，实在不能动弹了，才要后人赡养。
　　 问及种田划不划算，大哥给我算了一笔账。大哥说，现在只种一季中稻，雇牛犁田，一天150元，一亩田需要两至三天；若雇人雇牛，一天需要320元。再是请人插秧和收割，需要两到三人，共要两天。每人每天180元，还得负责一日三餐，一人每天另加一包香烟。现在找人做事不好找，没人愿意干。插秧前，要加一次底肥，底肥一般是复合肥和尿素，一亩80斤，需要100多元。打两到三次农药，要50～60元。以上合计每亩田需要1500多元，不算买谷种和自己平时管理花费的功夫。而亩产按1300斤计算，稻谷市场价1.3元每斤，结果是1690元。两相比较，划不划算，一目了然。我问，种苞谷呢？大哥说，这两年种苞谷更不划算，苞谷需要加两次肥，一次底肥，一次追肥，加之苞谷价格一降再降，从一斤1元，降至0.8元，最便宜时才0.6元。
　　 哦……我长长地哦了一声，神色凝重，若有所思。
　　 谁愿意窝在这山里，冇办法，才务农的。大哥轻描淡写地说，一脸平静，似乎早已习惯了对命运的妥协或屈从。是啊，我们兄弟四个，只有大哥在老家，照顾八十三岁的老父亲。我们在外得以安心工作。
　　 不仅仅大哥有这个想法，绝大部分人都有。天堂村，我的老家，我要永远记住这个美丽的名字。她远离城市，贫穷，落后，犹如囚笼，困住了那里的人们，贫穷就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人们想方设法要冲出囚笼，挣脱枷锁，逃离农村，逃离故乡，要远离贫穷。在我上学时，尤其在母亲去世后，我一度憎恶故乡，埋怨自己出生在这个鬼地方，发誓要离她远去，不再回来。
　　 于是，不安分的年轻人，焦躁地挎上包，最先离开故乡，去了厦门，广东，或浙江，像学生上大学一样兴高采烈，汇入城市中的盲流。上学的，辍了学也走了，走得那么坚决，头也没回，无一丝留念。一个一个离开了，一拨一拨离开了，能走地都走了。村子越来越空，仅剩下老人留守。后来，年轻人有了小孩，把小孩留给老人，接着又走了，小孩成了留守儿童。留守等同无奈，与孤独随行，在乡村滋生蔓延。从此，村里有了叹息，村口有了迟滞和蹒跚的身影，还要那凝望而忧郁的眼神。
　　 父亲住房的背后，是二伯家。原来是五户人家的老房子，被瓜分，被拆除，四分五裂，夷为平地。老屋消失了。六年前二伯走了，走时，念叨着堂哥秋华的名字，深陷的眼窝里噙着泪水。秋华是二伯的二儿子，比大哥小一岁。二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多少年了，一值没有回家，我已记不得他的模样。就连二伯去世这么大的事，堂哥也没回来，没看二伯最后一眼。堂哥与家里唯一一次联系，就是早年间开店，让二伯替他借钱，二伯借了六千元的贷款寄给他，而后，堂哥便没了音信。害得二伯省吃俭用好些年，替他还债，招致大儿子儿媳强烈不满。二伯家穷，堂哥从小缺衣少穿，穷怕了，刻骨铭心。是贫穷，让堂哥逃离了家，逃离了农村，像一只挣脱线绳的风筝，飘向遥远的地方，什么都不要，抛弃了亲人，抛弃了故乡。
　　 对于秋华，大哥摇头叹气，说堂哥的心肠是铁石做的，咋就不回来呢。小熊的儿子回来了，小熊没有回来，是被人送回来的。言谈中，大哥流露出深深地惋惜与同情。小熊是下面院子的，在一家国营煤矿上班，听说干得不错，成了家住在矿上，有了两个小孩，一儿一女。谁料跟别人贩毒，判了十多年，进了牢房。老婆气得离了婚，带了女儿走了。小熊无奈之下，托人把儿子送回老家。可能是这些年煤矿不景气，日子不好过，才误入犯罪的泥潭，可惜了！可惜了！妻离子散，儿子不到十岁，今后咋办？小熊有个弟弟，不务正业，刚从牢房出来不久，有个几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兄弟两也真是，一个刚出来，一个接着进去，可害苦了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亲严重耳聋，母亲眼瞎了多年，一聋一瞎，带着两个小孙子度日，日子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幸好，吃上了一级低保，勉强度日，生活总算有了保障。
　　 作为组长的大哥，队里的大小事务都装在心上，细细打理。可一提及大哥这个组长，大嫂就气不打一处来。大哥在前几年因牵头组织村民，征地，换地，筹资，举步唯艰，克服重重困难，把毛马路从村外修到村里，通到家门口，而后被选举为组长。如今，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三里多长的村道已在上月被硬化，出行更畅通，更便捷。为了修路，大哥受尽窝囊气，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今天这个同大哥闹，明天那个指着大哥的鼻子骂，大哥忍气吞声，陪着笑脸解释。因为大哥，因为大哥这个组长，大嫂也跟着受气，有人不仅找大哥闹，还找大嫂吵。大嫂愤然，明年说啥不让大哥当什么组长，没报酬，光受气。大嫂说，大哥当组长，按队里每人2元给报酬，队里现有人口70人，算下来一年到头才140元，不抵出门打工一天的工资。说归说，大嫂背地里默默支持大哥，要不，大哥坚持不了三年。每当看到家门口的水泥路，一直通到村外，通向更远的地方，什么苦呀累呀以及再大的委屈，全都抛之脑后，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涌上大哥的心头。
　　 留守的，还得生活，继续匍匐在土地上，耕耘收割。种水稻，苞谷，红薯，黄豆和油菜等，这儿是山区，多坡地，东一块西一块，与石头争地盘，不适合机械耕种。只能靠双手，靠两肩，用双手刨，用两肩扛，刨出生活，扛掉日子。没有经济来源，靠打短工维持开支。譬如大哥，譬如那两位堂哥。逃离的，还在逃离。逃不了的，继续留守。老人走了，如大伯，二伯，米嫂，老汉。大哥和堂哥他们回来了，然后慢慢变老，前仆后继，留守下去。
　　 如今，故乡还是那个故乡，但已改名了。我村已并入坪山寨村，村名变了，就像随妈跟了后爹，改名换姓一样。坪山寨，一个仅几百人的小村，八几年，我上小学时，因人太少，那儿的小学开不下去，小孩们来我村上学，我有几个小学同学就是坪山寨的。而我村有一千多人，为何被并入一个小村，大家咋也弄不明白。天堂村，一个多么美丽令人向往的名字，会慢慢淡去人们的记忆，沉入历史的长河。我不禁有了一丝伤感，想留住她，可她像我手中的沙粒，握紧，却从指缝间漏掉，随风飘散。
　　 村里寂静，如荒芜的无垠的旷野，让人心生寂寥和怜悯。我这个常年在外漂泊的游子，此时此刻，回到村里，站在大哥的屋前，“故乡”这个词，再次涌现在我的脑海。我想，故乡很小，但胸怀很大，如同这份寂静，漫无边际。无论你当初出于何种理由，走得如何干脆，决绝，无论你发过怎样的毒誓，说过让故乡多么伤心的话语，当你在外累了，老了，干不动了，呆不下去了，只要你想回来，故乡依然敞开怀抱，盼着你，欢迎你，接纳你！就像二伯一样，临了还想着堂哥，喊着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