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我爹70多岁了饭量没减四肢健壮大脑却坏了。他在蓬勃的春天刚刚开始时患了老年痴呆症。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爹患了老年痴呆症。过去，他吃了饭有散步的习惯。现在，吃了饭就搁屋里乱翻乱找，把东西挪来挪去的，问他找什么，他也不搭理你。
　　 找的久了，我妻子烦起来。说：“爹，你到底找什么呀？你好歹说一声，我们帮你找啊！”
　　 “手铐！”半天，从我爹口里蹦出两个字。
　　 “爹，你为什么要手铐呀？我们家根本就没有手铐！”我恼怒地大声说。
　　 我爹说：“谁说我们家没有手铐？我们家有一副锃亮的镔铁手铐！”
　　 我妻子就问：“难道你老人家这辈子戴那种东西还没有戴够么？”我妻子说这话明显带着揶揄的口气和表情。这令我十分不快。我爹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蹲了10年的监狱，手铐是他最常见的一种人生道具。
　　 但是，我爹不认为儿媳妇是在嘲笑他，他很认真地回答儿媳妇的问话：“你没听见那些猪在嚎叫么？它们叫得我心烦！你们不给我找到那副镔铁手铐，我就从这阳台上跳下去！”我爹的狂暴的叫声让我无法潜入书中寻找伟人思想，我们家整天笼罩着一层恐惧和不幸的雾障。
　　 我和妻子都很愤怒很迷茫。那些嚎叫的猪与手铐有什么关系呀？我爹以前是这个小城里最有名的屠夫。他杀了无数的猪。可猪与手铐没有任何关系。我爹杀猪从来没用过手铐，他甚至连绳子都很少用。
　　 “老张，你去超市里看看有没有卖手铐的买一副来！”妻子说。
　　 我瞪了妻子一眼：“你出得什么鬼主意？超市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你没有逛过超市吗难道？”
　　 我妻子同样瞪着我说：“超市里可以卖警服、警棍，难道就不可以卖手铐？你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没有？”
　　 也许妻子的话是正确的，但我觉得超市里不该卖这些警察专用的东西。我摇摇头说：“要买你去买，我才不去呢！”
　　 妻子想了想说：“要不，你把那副肉钩子拿给他试试？”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提议。我立即跑到堆放杂物的小储藏室里寻找那个黑色的肉钩子。我最后在一只破篓子里找到了一把杀猪刀、一根捅死猪的“挺杆”、一只刮猪毛的铲子和一副肉钩子。这个破篓子里全是我爹年轻时吃饭的家什。杀猪刀、挺杆、肉钩子、铲子是他的四件法器。他依靠着四件法宝养活了我们兄妹三人。
　　 杀猪刀完全锈成了黄色，肉钩子、铲子和挺杆都成了红色。好像从前的漫长日子都被这铁锈封存了。铁锈味浓浓地四面散开，像一团蜜蜂散出星星点点的怅然和悲凉。谁都无法忽略这浓浓的生硬的铁锈味。我的手被铁锈污染得又黄又红，像骡马的蹄子猫狗的爪子。我把杀猪刀、挺杆和铲子依旧放在原处，把肉钩子提溜出来，抖一抖，红锈簌簌地飞扬。我把肉钩子拿到水池子里清洗，我用“84”消毒，用铁砂纸打掉红锈，终于使肉钩子露出黑铁的坚硬本色。你大概见过这种肉钩子，肉钩子的质地比大拇指还粗，整体坚固结实，只有挂钩尖儿稍细。我爹杀猪时，把一只挂钩搭在木棍上，另一只挂钩穿透白皮红瓤的猪肉把半扇子猪肉悠悠地吊起来，使猪肉便于零刀碎割。早些年农村养猪都养得像小牛犊，毛猪养到五六百斤是家常便饭。所以，屠夫的肉钩子都很结实承重力都很强。
　　 我爹还在阳台上喊叫，我爹像儿童一样坐在躺椅里鼻子一把眼泪一把地喊叫：“吵死了！吵死了！快拿手铐来！”我本想内退了好好在家读几本关于哲学的书。可是，爹的喊叫让我根本无法沉入书中。我不知道我爹能不能认出这是他过去吃饭的家伙，所以，我忐忑不安地捧着肉钩子说：“爹，我找到了，我找到你要的镔铁手铐了。”
　　 我看见我爹抹了一把鼻涕，他看见了我手里的肉钩子，眼里立即放出幽蓝的光。他把肉钩子抓在粗大的手中，端详了片刻，说：“这镔铁手铐怎么这么黑呀？”
　　 我说：“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它自己变黑了。”
　　 爹像明白过来似的，点点头说：“你说得对，什么东西时间长了都会变黑的。”他把肉钩子很专业地挂在他的两只手腕上，大手放在膝盖上，平静地坐着，把目光投向窗外正在拆迁的建筑物。那里曾经是他杀猪的地方。
　　 我退出来，挤眉弄眼地对妻子说：“你真神！果然解决了问题。”
　　 妻子说：“你别高兴得太早，肉钩子毕竟不是手铐……”
　　 话音未落，就听见“哗啷”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我和妻子赶紧跑到阳台，看见肉钩子从我爹手腕上脱落下来，砸在地板上了。我拾起肉钩子，不满地说：“爹，怎么掉下来了？”
　　 “这是什么镔铁手铐呀？这不是手铐！手铐掰都掰不开怎么会掉下来呀你们在骗我！”我爹大声叫着，然后用双手捂着耳朵，“吵死了！吵死了！把门窗都给我关了！”其实，我们家的门窗都在关着。爹枯坐在阳台上我们从来都不敢开窗的。
　　 肉钩子是挂在木棍上的，肉钩子的弯钩张着大嘴才便于挂在木棍上。而人的手腕比木棍细得多，肉钩子很容易脱落。我爹说：“这不是我的镔铁手铐，我的手铐是不会掉的。我要我自己的镔铁手铐！”我被吵得恶火攻心，我恼怒地看着我爹涨成紫色的大脸，真想把他从阳台上扔下去一了百了！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聪明的妻子说：“你把肉钩子找人捏成圆环不就好了么！”我苦笑道：“谁他妈有那么大的劲儿，能把肉钩子捏成圆环呀？”
　　 妻子说：“猪呀你！我说捏，不是叫你找手捏，是叫你找铁匠捏！”我说：“城里哪找铁匠呀？”妻子说：“你不去找，怎么就知道没有呢？”我说：“我找不到铁匠，我不知道哪里有铁匠！”妻子说：“反正屋子里没法看书了，你不找找铁匠，怎么打发时间呀？”
　　 是呀，我现在已经内退了，我有的是寻找铁匠的时间。你也许不知道，我们这个县城不知从哪一任书记开始，制定了一项土政策：副科52岁、正科55岁一刀切一锅端全部离职。不过，这不算正式退休，正式退休要到60周岁国家规定的年龄，从内退到正式退休期间，享受在职工作人员一样的待遇。去年年初，我对妻子说：“无论怎样，我也得等升到正科再退。你得给我准备10万现金！”妻子冷笑一声说：“你不知道我们家的家底呀？买这套房子花光了我们几十年的积蓄，现在还欠着我妈5万！我上哪里给你弄10万现金来呀？”我说：“这个我不管！你是我们家后勤部长兼现金出纳，你想办法吧！”妻子认真地说：“你老婆不会屙金尿银，你老婆只会卖‘银’！只要你愿意，我明天就去卖！”
　　 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的想法是用10万元打通组织部长的关节，暂时升到正科，以后再想办法升到副处、正处，给我那蹲过10监狱的爹长长脸。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像小时候幻想的那样做联合国总统了，但做一县之长管辖近百万人口的中等县也不算太坏吧？可是，由于务实抠门的妻子坚决反对，我提升正科的计划悲惨地泡汤了。去年年底，52岁的我就从副科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做了这个县城里的闲散之人。
　　 我提溜着肉钩子出了家门，沿着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大街一直往东，走出五百米就是一家超市。我想起妻子的教导，走过去问门口的迎宾小姐：“请问你们超市有卖手铐的么？”
　　 小姐笑道：“手套呀？男士、女士、少年儿童、皮的毛的、棉的单的应有尽有，欢迎光临！”
　　 我说：“不是手套是手铐！”我把肉钩子提高到小姐的眼前说，“就是这种样子的手铐！”小姐白了我一眼，把秀丽浑圆的脑袋扭过去，说了三个字：“神经病！
　　 话音刚落，一位中年妇女急急地跑来，两只乳房像水袋一样跳动着。“神经病来了！”她喘息着说。
　　 “神经病？你说谁是神经病？”我怒视着中年妇女。我以为迎宾小姐与中年妇人是亲戚，她们合伙诬陷我是神经病。
　　 “不是你是他......”中年妇女对我说。但一个“他”字刚出口，就被一个黑胖青年抓住了头发。“死丈母娘！你把俺老婆藏哪儿了？快交出来！否则，我处死你！”
　　 中年妇女说：“谁是你丈母娘？我认识你吗？”
　　 黑胖青年“啪”地打了中年妇女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年妇女的半边脸应声而红而紫。“死丈母娘，快把俺老婆还给俺！”一边说，一边举手又要打。
　　 我看不下去了，顺手抓住了黑胖青年举起的那只手，说：“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打人！”黑胖青年看看我说：“死老丈人，滚一边去，没你的事儿！”我被“老丈人”之后，看了看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感觉黑胖青年的话甜蜜而忧伤。我对女人的相貌有着惊人的磁铁般的敏感，我觉得我老婆比人家差远去了。于是我对中年妇女产生了好感和同情，我“哗啷啷”地抖动着手里的肉钩子，大声叫道：“再闹我把你铐起来！”黑胖青年看见我手中的肉钩子，惊慌失措，他丢弃中年妇女，撒开两腿就跑，边跑边回头朝我看，好像害怕我像猎犬一样追赶他似的。
　　 迎宾小姐这时才出手扶着摇摇晃晃的中年妇女。“碰见这个神经病，你不要跑，”迎宾小姐事后诸葛亮地说：“他找你要老婆，你随便指个女人，说那就是你老婆，他就不管你了！”
　　 我不满地说：“你这分明是‘绥靖主义’！”迎宾小姐朝我翻个白眼，说：“我们这里不搞‘水晶处理’，要买水晶，你去珠宝店！”
　　 我撇撇嘴说：“神经病！”
　　 迎宾小姐说：“你承认你是神经病了？”
　　 中年妇女说：“我看这位大哥不像神经病！他要是神经病就不会用智慧吓跑那个流氓了。”
　　 迎宾小姐说：“大姐你不知道，他刚才问我们超市有没有卖手铐的。你想想，正常人能到超市买手铐吗？”
　　 中年妇女朝我看了又看，摇着头说：“不像。不像神经病！”
　　 我说：“我是不是神经病我自己最清楚。”
　　 中年妇女说：“多亏了你的‘手铐’，要不是你的‘手铐’，还吓不跑那个流氓神经病呢！”
　　 迎宾小姐说：“其实，那个人也不是流氓，就是乡下一个猪老板。这几年发了，到县城买了套房，他在家里负责养猪，她老婆跟他丈母娘住在城里负责带孩子。没多长时间，他老婆跟一个待业的大学生好上了，半年前他们俩私奔了。他丈母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当时就气疯了，逮谁找谁要老婆，特别是中年妇女。你不给他指个女人，他就不放松你！”
　　 中年妇女说：“这太吓人了，警察也不管他么？”
　　 “咋不管？”迎宾小姐说：“抓了几次，关几天就放了。送精神病院，他也能跑掉的。神着呢！”
　　 中年妇女摇着头说：“吓死我了，现在心里还‘噗噗’地乱跳呢！大哥，谢谢你哈！”
　　 我说：“谢什么。我也是神经病！”在我看来，神经病和正常人就像我手里的两个肉钩子，它们虽然各干各的工作，但中间有两只铁圈在连接着它们，一不小心就会被颠倒的。
　　 中年妇女笑道：“你是个很善良的神经病！你提着肉钩子上街干什么呢？”
　　 我说：“我想把这两个弯钩找人改造一下。”
　　 中年妇女说：“我知道了，你是找铁匠的。我告诉你，你去城北城中村看看，那里也许有铁匠。”
　　 我说：“谢谢你。”说完，我就离开了。
　　 我说过我爹是一个屠户，我爹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屠夫。1970年有一颗巨大的灾星追逐着我的爹。你知道那个年代是一个不正常的可怕年代，我爹那时候是县食品总公司的首席操刀手。我爹虽然是首席，可他并不像“郑屠”那样蛮不讲理。相反他是一个很会讨好和逢迎的人。因为我爹出身于地主家庭，那时候地主子弟有几个蛮不讲理的呢？解放那年我爹正好9岁，他记得那一年他爹的土地被村里的人分了，牲口和房屋也被分了。从此我爹就开始跟他表叔学杀猪。我爹长到十七八岁时已经是一个大力士了。他能够一个人放倒一头500斤的肥猪。他能够把300斤猪肉抱起来挂在肉架上。我爹28岁时被县食品公司招为临时工。他每天早晨要杀掉10头猪按时供应县城肉市场的消费。除此之外，我爹还有一个光荣任务，就是每天给县政府机关食堂送去20斤鲜猪肉。我爹当了县城第一屠夫，我妈当然是跟着我爹“翻肠子”。我妈“翻肠子”的时候我就坐在她身边努力地吹着“猪尿泊”。那一年我才8岁就能吹饱一只很大的“猪尿泊”。
　　 我爹倒霉就倒在给县政府食堂送猪肉上。那一天，是个高温天气，据说医生量体温的42度体温表都爆了。我爹送去的肉，是小鲜肉，可不知怎么搞的，在食堂吃饭的公务人员都吃坏了肚子，当然也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大人。他们在医院里挂了一天一夜的吊瓶才止住泻。这个损失太大了，既耽误了工作，又浪费了公款，县长下令追查责任，这一查很容易查到了地主出身的爹，他被人民的法院以“反革命报复”罪判刑10年。
　　 我在一篇小说里曾说过，人民法院那些年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制造冤案，二是给冤案平反。我爹是在刚刚撂倒一头500斤肥猪时被捕的。我爹被警察带走的时候，那头肥猪还没咽气，它的叫声能听半个城市。当我爹被平反时他的脚步声已经穿透了10年厚重历史。我爹在监狱里呆了3650天之后，他的“反革命”罪和地主帽子一起被政府摘掉。我爹还得到了补发的10年工资三千多元。我爹用这笔钱支持我上完大学并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