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个充满关东风情的小炕桌，卯榫结构，做工精巧，高度仅为27公分，是东北人放在火炕上吃饭用的，距今已有65年的历史了。小炕桌历尽风雨沧桑，伴随着父母和我两代人，走过了漫漫人生路。
　　 我老家在吉林省蛟河市，是个老工业基地。195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我父母就结婚了，住的是草房，睡的是火炕。我父亲是个木匠，就自己动手，按照东北特有的样式，做了一张骨架结实、桌邦镶边的小炕桌，并在上面凃满了松油。黄黄的，锃亮锃亮的，显得很精巧别致。平日里，小炕桌上摆满了大葱大酱、苞米馇子粥、黄面锅贴饼子。那时的东北人，全是盘腿坐在火炕上吃饭，吃完饭就在火炕上唠嗑。
　　 1951年，鹤壁发现了大煤田，震惊了全国。为支援鹤壁的煤炭生产建设，我父亲从吉林省蛟河市来到了鹤壁一矿，当了一名技术工人。1955年，上级要求东北籍的职工全部将家眷搬迁至鹤壁落户，于是，小炕桌就随着我父母的简单行装，乘着火车，从3000多里地的吉林省辗转来到了河南鹤壁。
　　 河南的饭桌全是高腿摆在地上的，河南人可没有在炕上吃饭的习惯。于是，我父亲就将小炕桌挪到了地上，又做了几只小板凳相匹配，一切生活习惯入乡随俗。因小炕桌造型独特，我爸又爱吃大葱、白菜叶蘸大酱，所以，引得许多河南邻居前来观看。
　　 60年代初，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我家的小炕桌上，也只能摆些清汤寡水。我那时3岁，每天端着一只小木碗，趴在小炕桌上吃水煮胡萝卜。全家6口人，有5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唯独我没得。原因是大人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虚弱得拉不动腿，每天头昏眼花的，也要千方百计让我吃饱饭。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小炕桌上的伙食也日渐好了一些。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记得爸爸最爱吃我妈手擀的捞面条，炸鸡蛋酱；我最爱吃大米饭，茄子炒土豆；妹妹最爱吃粉条；姥爷最爱吃虾酱。唯独妈妈，成天在厨房忙活，总是最后一个上饭桌。有饭她就吃些，若来了朋友、熟人将饭吃完了，她就掰几块冷馍，就着捞面条的清汤对付。星期日家里改善生活，做一条鲤鱼端上桌，妈妈从来不动筷子，尽着我们兄妹三人吃，最后盘子中剩下的鱼头，全由妈妈包圆。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粮食的金贵，所以，家中的剩饭剩菜，几乎没有扔过，即使放酸了，回锅热一下，妈妈也要吃完它。
　　 这张小炕桌是全家聚会的中心，只要上面摆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就证明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充满了生气、活气与福气；只要小炕桌的四周坐满了人，就证明全家人平安团圆、健康幸福。小炕桌上的伙食，无非是普通百姓之家的粗茶淡饭，但每每吃饭时，总是充满了全家人的欢声笑语。国家若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全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逢年过节时，妈妈忙得不亦乐乎，小炕桌上就摆满了酸菜炖粉条啦、木耳炒肉丝啦、小鸡炖蘑菇啦、汆白肉等等关东特色菜，这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快乐幸福的时光。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终日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忘不了小炕桌上大年三十的酒席、初一早上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我呀，就是围在小炕桌前长大的。
　　 60多年过去了，父母早已过世，我也进入了老年。如今，家中买了大房子，添置了新家具。但那张历经65年风雨沧桑、充满关东风情的小炕桌，承载着我家许许多多的故事，是两代人苦辣酸甜生活的见证。今天，它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物件了，虽然显得老旧，甚至有些糟朽，可我依然舍不得扔掉它，用清漆又将它油了一遍。搬家时专门雇车从老区拉到了新区，放在新楼房的客厅中依然使用它，现在桌上堆满了书籍报刊。
　　 小炕桌是我情感的寄托，上面有我父母的影子，有我儿时的温馨记忆。尤其妈妈那一声“吃饭啦！”的呼唤声和收拾碗筷的叮当声，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