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老“知青”，在“文革”后期，上山下乡到河南省鹤壁市鹿楼公社杨小屯农场，度过了“激情燃烧，岁月如歌”的三年知青生涯。
　　 杨小屯农场距鹤壁市区50华里，很偏僻，四周为贫瘠的丘陵庄稼地，没有水，靠天吃饭。全农场知青有1000多人，年龄在17至22岁之间，正是人生豆蔻年华、激情燃烧的黄金时期。我们当时是高喊着“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口号，被敲锣打鼓送到农场来的。
　　 农场没有电，也没有水，吃水靠一辆毛驴车到5里以外的村子水井去拉。知青的伙食很差，红薯面窝头，萝卜咸菜，兼有少量的白馒头和蔬菜，上面爬满了苍蝇。大家天不亮就下地，傍晚7点才收工。挖地、翻地、播种、施肥、除草、收割、搬运、打场，知青们个个累得贼死，手上打满了血泡，下工归来浑身上下象散了骨架。到年终分配时，每人仅分得数十元钱，所以，知青们的日常花费还得张口向父母要。
　　 艰苦的农村生活很快磨灭了知青身上的政治锐气，好多知青都生了病。时间长了，大家个个想家，有人就经常请假进城往家跑。带队干部鉴于农场的实际情况，批准每个知青一个月可回家一次，用于解决洗澡、理发、寄信、购物、看病等实际问题。
　　 回城的公交车票为3角5分，但知青个个囊中羞涩，谁也舍不得花钱坐公交，于是，大家就结伙站在鹤浚公路边拦截过往拉货的大卡车或拖拉机。大多数司机同情下乡知青的艰难，只要有人一招手，卡车便停在路边。这时，知青们个个象猴子一样，快速敏捷地爬进车厢，嘻嘻哈哈地谈天说地，任由风驰电掣一般的卡车将他们载入城里。下车时，大家说上一声“谢谢师傅”，然后各自回家。
　　 也有反感、憎恶知青截车的少数卡车司机，任凭知青站在路旁怎么招手、怎样声嘶力竭地呼喊，他们就是不停车，气得知青们站在公路旁干瞪眼。有几个男知青，受不了这等漠视，死死记住了车号，隔三差五地等在公路边，一旦看见该车号的汽车开过来，手中的石块便砸向汽车车厢。
　　 孙大林是我们农场的一个高个子男知青，年方18岁。平时血气方刚，脾气挺大，好打个架、惹个事，人称“二百五”。但这个“二百五”好打抱不平，心眼不错，关心弱者。每次截车，凡碰上不肯停车的司机，都是他第一个冲上去，飞身跳上车门踏板，强令司机停车。孙大林因为身怀让卡车司机停车的本领，赢得了农场知青的啧啧称赞。
　　 最后一次截车，孙大林却碰上了一个“犟种司机”。一辆卡车冲着知青们开过来，孙大林飞身上步抓住车镜，站在了车门踏板上。任凭孙大林如何在车门外央求，司机死活不停车。刹那间，只听一声惨叫，孙大林被越开越快的卡车甩了下去，身体碾轧在车轮之下，当场就死了。而那辆卡车，在公路上绝尘而去，消失在知青们仇恨又无奈的视野中。
　　 孙大林的父亲是个矿工，早年死于矿难，留下五个孩子。孙大林的母亲，一个瘦弱嶙峋、头发灰白的中年妇女，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在医院的抢救室里，抱着儿子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农场的知青，买了花圈，为孙大林送到了医院太平间。一个女知青，大概是孙大林的女朋友，哭着来到孙家，管孙大林的母亲叫起了妈妈，头上戴孝，为孙大林守灵、送葬、上坟。从此，她定期到孙大林家干活，帮助苦命的孙妈妈共同抚养孙大林几个年幼的弟妹。一个月以后，农场的知青在城里找到了那个凶手司机，先痛打一顿，然后将他告上了法庭。后来，我听说那个女知青嫁给了小她3岁的孙大林大弟弟。
　　 尽管鹤浚公路常有截车的恶性事故发生，但知青们没有办法，买不起车票，依然成群结伙地站在公路边招手拦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才结束。现在，我们这一茬人多在55岁左右，逐步进入了老年。但大家谁也忘不了“文革”后期上山下乡那段历史，忘不了广阔田野里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段经历磨炼出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个性。在我们这茬人中，也有许多成功人士，有些成了领导干部，有些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成了阔老板。但大家每每谈起知青生涯，个个都说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