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吃过早饭，排长张科带着巡逻的战士早早就出发了。高原寒地的军马不像我先前见过的，膘肥体壮，毛色光滑，锦缎似的，肥硕的屁股上打着特有的标记。他们骑的军马，毛长，显得有些瘦小。军犬跟着跑了一段，被战士们劝回去了。战士们说，来回近百里，军犬体力跟不上。
　　 为体验巡逻，先一天，我就在连队院子折腾了一下午，练骑术，但也只是骑着走，不敢放开奔跑。见我一心要跟去巡逻，战士们大眼瞪小眼，都不吱声。思考了半天，最后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派连队的吉普车送我一程，到了车无法通行的地方，再骑马。
　　 满眼苍茫雪山，山沟里沟坎纵横。说是路，实际上只是荒芜的便道。吉普车绕来拐去，在野沟里横冲直撞，走走停停，勉强跑了二十多公里，就没法往前开了。
　　 张科让战士们骑马在前边走，自己牵了马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边。不知为什么，战士张春林的军马不停地出情况，接连几次将他从马背上甩出去。我张着大嘴，气喘如牛，默默低头走着。“咚――”突然一声闷响，我一抬头，看到张春林已麻利地从石头滩上爬起来，又一声不响地跃上了马背。
　　 途中休息时，我揭起张春林的衣服，看到好几处青紫的伤痕，而嘴唇黑紫的张春林，却一脸满不在乎，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他喘着粗气，说没事，连队谁没有从马背上摔下来过几十次，刚学骑马时，裆部被磨烂，内裤和血肉粘在一起，巡逻回来痛得脱都脱不下，不知道的人看我们骑在马背上挺潇洒，其实，颠一天下来，腰痛得直都直不起来。
　　 “现在，咱们脚下的海拔是4320米，你身体能挺住吗？”张科转脸问我。
　　 “还行，就是心跳得厉害，双腿像踩在棉花堆里，绵软无力。”
　　 张科手一挥:“坚持就是胜利，出发！”
　　 根本看不到路，满眼是冰雪世界，白青的雪刺得我双眼直冒泪水，寒风呼啸，打到脸上刀割般疼。雪厚坡陡，马上不去，战士们只能踩着没过膝盖的雪艰难地往山口跋涉。裤子湿到了大腿，棉鞋变成了雨鞋，脚先是冻得生痛，之后慢慢麻木。张科说他去年冬季带战士们来这里巡逻，跟三名战士连人带马跌下二十多米深的雪沟，幸亏雪厚，否则就残废了。
　　 随着海拔的不断提升，缺氧的痛苦开始袭击我，往上攀登几步，停下来喘一会气，心在胸膛里蹦跳如击鼓，心慌气短。侧脸一看，战士们也都嘴唇黑紫，张着大嘴喘气。我们像一群离开了水的鱼。
　　 我知道，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跋涉，相当于背负了三十斤的负重，空气里的含氧只有平原的一半。每往前迈进一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与考验。
　　 午餐是干馕、榨菜和火腿肠。我们坐在雪地里，保温壶里的开水冻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得牙痛，口干舌燥，平时爽口的馕，这时吃到嘴里如锯末，难以下咽。
　　 张科那年从陆军学院毕业走进普兰边防连时，刚满二十五岁，在连队的三年时间里，他已在雪山险道上冲锋了一百多趟，曾经和战友们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张科说今天的路，算是连队所有巡逻点位上路况最好的，天空作美，风也算不上猛烈，有太阳，难得的好天气。
　　 泥石流、暴风雪和冰雹是巡逻途中的家常便饭，有时烈日当空，正走着，突然一大片乌云飘过来，核桃大的冰疙瘩，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躲也没地方躲，只能硬撑着。今年三月，他和战士们在巡逻途中遇上暴风雪，进退不得。连队留守干部一看，已过了回营时间，却不见他们身影，立即派出人马沿路搜寻，要不是救援官兵及时赶到，他们可能就变成了雪山上永远的雕塑。
　　 刚到边防连时，手头工作一放下，张科就急得坐卧不宁，想调走，又抹不开脸，因为到边防一线连队守防是他主动要求的。后来，跟战士们一起经历的生死考验多了，张科浮躁的心反倒渐渐平静下来。其实，他的年龄比有的战士还小，但连队战士都管他叫张哥。
　　 爬到海拔5098米的山口时，我胸闷气短，双腿软得直打颤，感觉随时都要昏死过去。从望远镜里看到，山口以西十多公里处，印军的卡拉帕尼哨所清晰可见。只有寂静的营房。张科说，冬季环境艰苦，要等到第二年天气转暖，冰雪融化，印军才进驻哨所。
　　 返回的路上，我的双腿沉得像灌了铅，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张科和战士们跌跌撞撞回到连队，天已经黑透。
　　 见我醒过来，张科说，你晕倒了，是大家把你扶在马背上驮回来的。
　　 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这话在脑海里转了一下，并没说出口，我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我知道自己的语言很苍白，握手也许更能传递我们彼此间的理解。
　　 透过窗户，隐隐地能看见山脚的普兰县城闪着几星灯火。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像有人拿着锤子在永不停歇地敲打着。
　　 寒风在窗外呼呼隆隆地吼了一夜。高原反应与疲累使我辗转反侧，迷迷糊糊，一夜无眠。
　　
　　 二
　　 连队的军医说我感冒了，要在连队休息，打两天点滴。我头昏脑胀，只好听话地暂停了行程。
　　 打着点滴，我和士官何琪聊天，听他讲自己的高原故事。
　　 何琪是司机，开连队的生活车，已六年没探家了。在内地的时间刻度上，六年算不上长，但在雪域高原，时间的河流是缓慢的，暗流涌动，生命随时都会停止呼吸。
　　 有一年冬天，何琪开着大车，送连队一名患重感冒的战士去狮泉河，正赶上阿里地区历史上少见的大雪，极目四处，白雪皑皑。看不见路，何琪只能凭记忆往前摸索。晚上九点，车进了门士沟，不小心一头扎进雪坑，任凭他使出浑身解数，车子就是救不出来。何琪着急了，车上患病战士的生命就在自己手里，一旦他转成肺水肿，瞬时就会被夺去性命。何琪让带车干部留下看护病号和车辆，自己拎起一把大铁锤，孤身赶赴四十公里外的巴尔机线连求援。
　　 翻越达坂时，他脚下一滑，跌进深谷，摔得满脸满手是血。他在心里一遍遍激励自己，快爬起来，起不来，就意味着你和等待救援的战友都会“光荣”在这茫茫雪山上。一路跌跌撞撞，看见巴尔机线连的院子时，他再也无力坚持，一头栽倒在雪地里。后来，患病的战友得救了，何琪却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险些丢了性命。
　　 没想到第二年的四月里，何琪又一次与死神狭路相逢。还是在这条杀机四伏，暗流涌动的路上，亦是车子陷进该死的冰河。
　　 一连三天三夜，何琪喝河沟里的雪水，挖草根充饥，写好遗书，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渺茫的等待上。一天夜里，何琪听到车外有响动，透过玻璃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几只饥饿的狼围着车子打转转。它们在车下一圈一圈仔细搜寻着。何琪关紧车门，手里握着摇车的铁棒，提心吊胆地蹲在车里，孤独、焦虑、恐惧或者准备撕杀。何琪被尿憋得腿肚子一鼓一鼓，却不敢开车门。在第四天下午，终于看见了一辆过路车，何琪身子一软，趴在雪地里大放悲声，那哭声嘶哑、急切、悲伤、沮丧、激动，像夜里老狼的嗥叫。
　　 “你咋不去兵站求救？”我问。
　　 “装备是战士的第二生命。”
　　 “这雪山上，鸟儿连屎都不拉，哪里有人？何况车还陷在冰河里，谁能弄走它。”也许我的话有些突兀。何琪没吱声，低头坐在凳子上，一点一点地抠着手上的死皮。
　　 我想起上山前一位老高原的话：高原上最苦的是汽车兵，他们一年四季在千里生死线上与死神交战，一次次死里逃生，每一个高原汽车兵的经历，都是一部常人无法想象的传奇。
　　 输液瓶里的液体像凝滞的河流，缓慢，艰难，一滴一滴淌进我的血管。高原的天蓝得纯粹、透彻，时间在明亮的阳光里滑落。我坐在卫生室的门口，目光在何琪粗糙黝黑的脸上轻轻地徘徊。他的眼神纯净、明亮，那是军人的眼神，坚决果敢里有一种无法阻滞的穿透力。乌紫的嘴唇上有细密的裂缝，牙齿洁白如雪。高原紫外线留在脸庞上的印记，也许会伴随他的一生。
　　 其实，何琪完全有理由选择离开，两年服役期满，他就有权力告别这杀机四伏的雪域高原，选择退伍，重新回到花红柳绿，烟雨迷蒙，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父母也期盼着他回家挑起管理企业的重担。而他，却留下选晋了士官。
　　 “我也没想到自己当兵会当到天边边来，刚来那会儿，适应不了高原上的环境，太苦，很绝望，甚至不止一次想过当逃兵。跟我同年入伍的两个战友，一个在巡逻途中为救战友牺牲，一个患肺水肿走了，我跟着老兵经历的生死考验多了后，心里也懂得了人生的取舍，有些事情，不经历，你永远不会懂。”何琪语气平静，语言缓慢，像讲一段泛黄的往事。一脸纯净，淡定。
　　 钢蓝色的天空，使洁白的雪山显得更加耀眼。我想起了沈从文那句话：一个战士如果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梦乡，你站在我的前方，挡住我的去向。梦乡，听起来多么迷惘，我却不徬徨。”一名老牌歌手的一首老古董般的歌，像一阵风，忽然从时光隧道的那头向我呼啸而来。
　　 阳光灿烂，我们坐在卫生室门口，聊了一上午。我相信，何琪那些别人永远不可能有的经历，会在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内和向外拓展他生命的深度和广度。很多年后，高原边防上的生活会不动声色地在他的身上散发出生命应有的成色和气息。
　　 因为，高原热烈纯净的阳光，在苍茫雪山上雕刻下的东西，他心里也会有。
　　
　　 三
　　 从札达县到达巴边防连，不远，只有九十多公里的路程。没想到，车子在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
　　 干沟名不虚传，满沟石头，车子像跳舞，颠得五脏六腑似要迸裂。但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些，车子水箱频频开锅，跑几公里就要停下来“纳凉”，等水箱温度降下来，再继续前行。苍茫雪山，充满悬念和突变，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万一山谷里冲杀出一群狼怎么办？我们在忐忑、恐慌里艰难跋涉。好不容易出了深沟，一抬眼，海拔4700多米的马兰达坂又横在了眼前。
　　 司机小宋说：“坐好，万一有情况，就跳车，动作麻利些。”六十六道弯使我真正体会到了提心吊胆的滋味。车子慢慢地爬上达坂，我在担惊受怕中收了一身冷汗，棉衣冰凉，冻得上牙打下牙。看见达巴边防连连长李向平和战士们开着牵引车、背着枪远远向我们迎过来时，我忽然眼眶一热，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
　　 李连长赶来接我们不是巧合。路上，他告诉我，这条路，路险沟深，最易出事。去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他突然接到武装部电话，说有车辆在札达沟遇困，连队立即派人赶去营救，没成想派出的人员和车辆也失去消息。李连长隐隐觉得不妙，赶紧又带几名战士冒雨冲进了黑夜。等他们一路跌撞天亮赶到，眼前的情景让他脑子里“嗡”地一声炸响：暴雨倾盆，三十多米宽的山洪淹了整个河谷，轿车大的石头被洪水席卷着滚滚而下。运送物资的三台车在河沟里若隐若现。驾驶员趴在山坡上，眼睁睁看着车子被洪水卷走，却无能为力。
　　 今年三月，武装部政委杨明春到连队蹲点，也是在札达沟，半路上车子出了故障，油耗完了，天黑时又下起了大雪。李连长带着车赶去救人。雪大风疾，看不清路，下马兰达坂时，他拿出背包带，一头拴着自己，一头绑在车上，拿着棍子在前边探路，脚下是万丈深沟。车子跟在他后边一点一点往山下蹭，李连长两次滑向悬崖，两次都被背包带给救了。
　　 李向平说：“按你们上午出发的时间早该到了，我估摸着可能路上不顺畅，就赶过来了。”车窗外，雪山那边，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火球，正飞快地往山背后滑落。
　　 第二天早晨，我蹲在连队门口漱口，李向平指着院里一畦筷子粗的紫色树苗说：“五年了，战士们对这些宝贝像种花一样精心，栽下去这么大，现在还是这么大，死活不长嘛。”
　　 早饭后，我想跟连队战士聊聊天，刚坐下，几名藏族同胞急匆匆跑来向李连长求救，说一名藏族男青年滚落悬崖，摔断了腿，希望连队能出车把他送往山下的札达县医院。军医袁波平立即带车出发。
　　 连队周围居住着十来户藏族牧民，这在人烟稀少的阿里高原已算是不小的村落。连队与驻地藏族牧民互帮互助，共守边防，牧民缺医少药，遇到大灾小病，都乐意找连队官兵，而连队总是尽其所能地帮助。
　　 临走，李向平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有机会再来！”他黑红的脸膛上满是沧桑。我心头一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想，你和战士们常年驻守的“生命禁区”，不是谁想来就能来，也不是谁的身体都能承受得了缺氧、艰险、生死未卜的考验。我还有机会再来吗？
　　
　　 四
　　 波林边防连坐落在山窝子里，4620米的海拔，在阿里高原算不上高，但高原反应却猛烈。到连队不足半小时，我的头就开始涨痛，像有人拿着铁锤敲打。我按战士们教的办法，把背包带扎在头上，可并不管用。也许这只是一种心理疗法。
　　 晚饭后，我一步三晃，跟军医李生虎慢慢爬上连队旁边的一个小山坡，坐在坚硬的风里聊天。
　　 李生虎从兰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那年，原本可以分配到西安，但他激情满怀，主动要求到阿里边防工作。学校奖励他一万多元医疗器械，他怕不够用，又拿出自己在学校里积攒的三千元添了两件小东西带上了山。在波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十六本日记。高原缺氧，记忆力不好，他用一页页文字记录自己的高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