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师大概是世界上“品种”最多的一个行业。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公办教师，特岗教师，不一而足。
　　 我其实是从民办教师开始干起的，那时的民办教师，月工资仅为六元。初当“民师”的第一个月，领到六块钱，家里等着用它买“统销粮”。可在我口袋里还没捂热，就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早年的“自习”，真叫“自习”。老师无需去教室看着，学生自行读书，做作业。不像现在，自习课只存在于《课程表》上，以备上级来检查。而实际上全是老师在“填鸭”。那天下午，上完自习课，下课铃响了，学生都往外跑，把一个十岁的吴某泰挤倒，大家都趴了上去，压得吴某泰“嗷嗷”叫。后来班长把他们拉起来，这才各自回家，当晚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刚走进教室，还没讲一句话呢，吴某泰的妈就来了，她幽灵似的飘到教室，坐地上就放声大哭。我细看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穿一身灰布衣服，肩膀，膝盖处都打着补丁。我问她哭什么，她不回答，只是哭，两只手还拍着地，拍得满屋子都是灰尘飘荡，就像如今的雾霾似的。
　　 我问了几遍，她才哽咽着告诉我：“你这班里姓刘的跟姓杨的俩学生把俺儿推倒，压的吐了血，在家里吐了一夜血，呜……”我让刘某某和杨某某站起来，讲述了经过。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只是大家都争着往外跑，吴某泰个子小，体质弱，摔倒在地，也把他们两个给绊到了。
　　 吴某泰也许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不仅长相瘦小，整天还拖着两筒鼻涕。不过，人挺老实，从不惹人。他的母亲看来也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会撒谎的。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找来算术老师看着学生，就和吴某泰的妈一起到了三里远的村庄——苏凹。这是我见过的比我们家还贫困的家庭。一间小屋，客厅、卧室、厨房都是它兼职。他们家五口人，都挤在这一张床上，床上有两床破棉被，已经补丁摞补丁。吴某泰的妈妈告诉我：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去了姥姥家。丈夫吴某某是个瘸子，不能干重活，生产队照顾他，让他看鱼塘，黑里白里不沾家。听了她的真情告白，我感叹地想：见过穷的，没见过这么穷的。跟她家相比，我们家只好屈居第二了。
　　 吴某泰躺在床上，蜷着，哭着，床前的一只瓦盆里，有草木灰，上面的灰层有湿痕。吴某泰的妈指着盆子说：“吐了好多血！”我登时头皮发麻，紧张得不行。我问：“怎么不找医生看？”吴某泰的妈说：“手里没一分钱，别说拾药了，连药引子也买不起，看了也白看。”我叹口气，俯下身子，询问吴某泰：“感觉咋样？哪里不得劲？”吴某泰指着心口那儿说：“里头疼。”我没说什么，就背起吴某泰，走到三里远的街道卫生所。一位姓徐的老中医接的诊，说是肺部出血。打了一针，抓了三大包中药，6包药片，用去了4元钱，还剩2元。一不做二不休，我都给吴某泰买了挂面。日近中午，我依然背着吴某泰，提溜着大包小包，送吴某泰回家。返回来的时候，俺肚皮前后都粘贴一起了，歇了两三次才回到自己家里。
　　 之后的第三天，吴某泰的妈又来了一次，依然是坐在教室里哭，问了半天，才说吃了两天药，吴某泰还在吐血。看样子好不了啦！我问：“咋不找校长呢？”吴某泰的妈妈说：“找了，校长说，哪个班的事，找哪个班的主任！”我顿时冷汗直流，偷着骂了校长一句，急忙找来图画老师帮我看着课堂，到学校会计处预支了下个月的六元工资，又和吴某泰的妈去了一趟苏凹。这次，我直接把吴某泰背到公社医院。学校距苏凹三华里，苏凹距公社医院十二华里，都在一条直线上。我实际上是步行十五华里，赶到医院十一点多了。医生看了后，开了药方，我去药房拿药，付了五元钱，医生给吴某泰挂了一个吊瓶，说：“挂完吊针，回家休养吧，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让我高兴一阵，又担忧一阵，因为“小问题”我也受不了。我们家的“统销粮”没钱买，被我爹拿到市场上，以每斤“统销粮”五分钱的价格卖掉了，这个月我们只能勒紧裤带，每天喝两顿稀饭了。
　　 我把剩下的一元钱，买了一斤猪肉(据说，他们家过年也只是买二斤肉)，还剩两毛钱，给吴某泰买了四个包子，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完，我狠狠地咽下口水，又背着吴某泰走回到苏凹。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怕耽误下午上课，没敢回家吃饭，直接去学校上课。上完两节课，饿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像惊弓之鸟一样，上课时总是走神，老是往外看，听到哭声，吓得两腿打颤，看见妇女进校门，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吴某泰他妈以后再没有来过学校，显然，吴某泰确实“没有问题”了。
　　 我早就记不起吴某泰中间那个字是什么了，也没打算这辈子再见到他了。没想到，前年冬天，一位教师朋友丧父，我去他家行礼，吃饭的时候，我对面坐着一个矮个儿中年汉子，咋看咋像吴某泰。我就贸然问：“你姓吴吧？”疑似吴某泰细细地看我，看了半天，突然起身，绕到我身后，抱着我肩膀，喊着“老师”，竟然哭起来了。我被他弄得老泪纵横，不知今夕何夕。他告诉我：他二十一岁外出打工，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前年在吴江买了房，一家人移居吴江。这次不是表舅去世，回来奔丧，恐怕今生很难见到我了。我教过的学生有的是官员，有的是博士，但他们见到我，都没有吴某泰有感情。我也一样，见到吴某泰就像见到自己儿子似的。
　　 开饭的时候，我与吴某泰旁若无人地碰了一杯又一杯。我高了，他也高了。分手后，既忘了互留电话号码，又忘了问他叫“吴什么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