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吧，在我们农村，把除夕叫做“过年”，把春节也叫“过年”。好像，春节、除夕、过年，是一种事物的不同称呼。除夕过了，就开始拜年。怎么拜呢？这是有讲究的。这么说吧，从初一到初四，拜年要有个次序。怎么个次序呢？就是先亲后疏，由近及远。谚语说：初一叔，初二舅，初三再往老丈人家里凑。相信这个谚语方方圆圆地制造出严格的规矩来。到了初四，就自由了。什么意思呢？这是“三族”优先。什么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伯父、叔父，都属于“父族”，排在初一；舅舅是母族，排在初二；老丈人呢，就是妻子她爹或者她爸，当然是妻族的，排在初三。这“三族”走完了，你可以上不三不四的远亲家里去拜年了。如果你不小心弄乱了，人家会说你没规矩没修养。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呢，会说你瞧不起人，狗眼看人低。还会说你拍某某人的马屁。所以呢，这个排列方式就具有了社会学的意思。这个排列方式延续多少年了，我说不准，风俗学家也不一定能够说得准。当然，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规矩都被打乱了，破坏了。可这个排列方式呢，被人们做成了习惯。习惯是轻易就被打乱被破坏的吗？就这样，口口相传，霸道而又韧性。
　　 村长的初一是很悠闲的，他不用去给叔叔、大伯拜年了。他大伯死七八年了，他大伯死了他爹接着死，他爹死了他叔接着死，先出生的先死，老大、老二、老三，一个接一个地死，死得很有章法，很有纪律，次序一点都没乱。所以，村长不用在初一这一天出门了。大前天呢，下了一场小雪，小雪小得有点可怜吧唧的，还没有把屋脊上的瓦片遮盖住就戛然而止了。然后呢，雪就开始化了，但是呢，雪化了地就湿着，远远近近的都湿着。麦苗儿呢，好像被水洗了，碧绿在田野里。土路呢，早冻晚化，一天一天，路还是坚持着不干。好像泥土都会自己吐水，夜里喝了白天吐。这地方的土粘鞋，不管什么鞋，都给你粘上，好像抹了一层浆糊，所以出门更不方便了。昨天晚上，吃年夜饭，村长跟他媳妇喝了半瓶老窖，有点上头，但不严重。村长还想喝，村长媳妇知道他喝多了爱哭，就把酒瓶藏了。本来说好两口子一起看春晚的，说冯小刚导的春晚必须看。看了一会儿，儿子说瞌睡了先睡了。儿子住在堂屋西间，他们住东间。两口子互相瞅瞅，也睡了。不是睡了，是去被窝了做那种事了。好像那些酒和肉都是性药，让人发情的性药。他们做了很长时间，然后，累了，然后，睡着了。谁家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响了又响，响了又响。村长媳妇被吵醒了，推了推身边的男人，说：“起来了，该开门放炮了。”
　　 这么说吧，他们这个地方不喜欢午夜放炮。央视春晚午夜倒计时，也有个别年轻人跟着起哄，起什么哄呢，他也放一挂，但毕竟不多，稀稀拉拉的，此起彼伏了那么几下，大规模的没有。但凌晨开门放炮，是家家都要做的，而且呢，看谁放得早，响得长。村长懒得起来，翻了个身又睡了。他媳妇又推，还把被子掀开拍他肉嘟嘟的屁股。村长只好起来，穿了裤头，披着大衣，靸着拖鞋，就去找炮盒子，找着了，撕开盒子，把5000响的炮仗挂在院子里的柿子树桠子上。院子上冻了，很硬，硌得脚疼。点火，炮仗“噼噼啪啪——咚”、“噼噼啪啪——咚”，响得震人。村长觉得任务完成了。现在还没有打春，天真是冷得可以。还有风，是东北风，刺刺地往身上扑。他让那挂鞭炮自己孤独地响着，其实，村长站那儿也帮不上什么忙，炮仗也有炮仗的纪律在那里。你站那儿不站那儿跟它都没关系。于是，村长跑进屋里，甩掉大衣，重新钻进被窝。外面“噼噼啪啪——咚”，村长在响声中搂着媳妇柔软的腰，说“暖暖、暖暖、暖暖”。媳妇躲着，说：“冰死了冰死了冰死了！起来起来！洗手烧纸上香！”村长“得得得、得得得”地磕着牙说：“再睡会儿再睡会儿。”媳妇说：“初一兴早，你烧纸上香，我和面做汤圆。”村长说：“再睡会儿再睡会儿。”说着，便坚硬起来，便翻身上去，顶住那个私处说：“热热身再起来。”媳妇说：“前半夜刚做了还做，你不要命了！”村长说：“那是去年的事了，今年还是第一次呢！”媳妇不干，按着裤头不让男人脱，说：“连着做没兴趣，晚上再做好吧？”口气像商量，却不是商量。将男人推翻，自己先从被窝里拔出来，开始穿衣裳。村长小声嘀咕着，好像，有些不满的意思，也跟着起来了。
　　 于是，新的一天正式开始了。
　　 吃过早饭，早饭是汤圆。他们这里初一不兴吃饺子。为什么呢？说饺子就是“绞嘴”。这么说吧，“绞嘴”就是争吵。谁家里不想过安安静静的日子？争争吵吵有意思吗？没有意思。所以，大家都不吃饺子。那什么时候吃呢？过了初一就能吃了。还有，初一不兴吃药，不兴劳作。什么意思呢？说初一吃药了，就是一年吃到头；初一劳作了，就是一年累到头。好像，初一是一年的总代表。所以呢，“病秧子”这一天也得打起精神装好人，勤劳的人这一天也得把屁股放在板凳上。吃过汤圆，碗还没洗呢，村长的大侄子张磊和小侄子张伟就来了，照例是村长让烟倒茶，媳妇让糖果瓜子。俩侄子坐了一会儿就走，村长也不挽留。这么说吧，他虽然是大侄子小侄子的三叔，但他还是村长，管着二千多口人。侄子便觉得不够自由，所以，过来拜个年，茶也不喝，或者只喝一口，叼着纸烟就走。
　　 俩侄子要走，村长的儿子也要跟着去。儿子还小，12岁，正上六年级。小孩子拜年是要带包的。村长就让儿子把那件“特仑苏”纯牛奶提着。儿子嫌重，不想提。村长媳妇就让小侄子帮提着。说：“你提着，给你妈喝，就说这是特仑苏，不是什么牛奶都可以叫特仑苏的。它不含糖，叫你妈放心喝。”小侄子他妈是个大胖子，怕肥肉，怕动物内脏，还怕糖。小侄子说：“我来看三叔三婶就空着手，俺老弟去带着东西，这不好吧？”村长媳妇说：“你驴鸡巴小伙子了还带啥东西？你老弟是小孩子！”小侄子便不再推迟，就提着“特仑苏”，三兄弟一起走了。
　　 儿子一走，屋里更清净了。两口子并排坐着看央视4套的春晚重播。太阳高起来，从前面门楼顶上把光线投到半拉院子里，也投到堂屋里。院子开始化冻了，“嗤嗤嗤嗤，嗤嗤嗤嗤”，有细细碎碎的声音在院子里响着。好像，有细微的水滴掉落在火炉里。水汽升腾着，好像水塘里起了一层雾。村长的院子原是水泥掺砖渣硬化了的，但不够平整。所以呢，院子就有一小块干的，一小块湿的，一小块白的，一小块灰的。墙头上方有鸽子飞了过去，又飞了过来。有那么一点点侦查、窥视的意思在里边。鸽子都是灰色的，所以，院墙上方就那么一道一道地灰着。天空是蓝色的，蓝色的天空有一团一团的云在那里雪白着。院墙上的几只抖抖索索的公鸡伸着个长长的脖子，开始“喔喔喔、喔喔喔”地叫。好像，天暖和了它们就得叫了。鸡叫，狗也跟着叫，“汪汪汪、汪汪汪”地按部就班地叫。村长家的狗是那种黑毛的土狗，并不珍稀，除了一身肉值点钱，再无值钱之处。狗叫着，就有人从门前的土路上走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村长叫妻子把大门给关上。关上大门呢，不是为了拒绝什么，是因为拜年的人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又走过来。要是村长不经意朝外边看了一眼，恰巧外边的人也朝村长院里看，两边的人对上眼了，恰巧都相互认识，那些人都是在远远的地方打工，一年或者几年见不到面，人家就得站那儿大声地跟你说拜年的话，或者呢，不是太情愿走到屋里来坐坐。人家呢，原本是没有坐坐这个计划在心里。结果就破坏了人家的计划。大年初一，真是热闹，过来过去的人真是多。要是平时呢，断不会有这么多人的，尤其是年轻人。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为了活下去，就得给自己找份儿事做。做农民的呢，虽然有一亩三分地绿绿的黄黄的摆在那里，虽然有一百多块的直补在那里，虽然城里的大米和面粉都卖到2块钱一斤了，活着是没问题的，可你要是不打工呢，就不会无端端的那么富足。所以呢，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不光年轻人，就是中年人也都不在家里了。在家里的，除了上学的学生和老头老婆婆，就是他们村干部了。
　　 门关上了，狗却越叫越紧急，还带着暴怒的情绪。好像，大兵压境的样子。接着，大门“咣当”一下子被推开了，就这么着，一伙人在狗叫声中走进了院子。
　　 “村长，我们哥几个给你拜年了！”这伙人中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中年人说。村长和他媳妇急忙走到院子里，看见八个男人站那里。村长认出是六组的村民，但他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长急忙把他们让进堂屋里，村长媳妇呢，则把里屋的大大小小的板凳拿出来，八个人有的坐沙发，有的坐凳子。然后是递烟，然后是倒茶，然后是瓜子糖果。刚刚安排停当，狗又叫了，由慢到急，“汪汪汪，汪汪汪”。村长这条狗只是叫，并不下口，好像，一个闹钟、一棵消息树。接着，就有八个人进了院子。村长和村长媳妇又出去迎接到堂屋。然后倒茶、递烟、拿瓜子糖果。村长媳妇把所有能坐的东西都找来了，包括村长钓鱼用的马扎子。十六个人在堂屋里整整坐了一圈，就留个门洞了。门槛上都挂着黄黄的泥巴，是那些人的皮鞋蹭的。就在大家坐着喝茶的时候，狗又叫了。这次叫得特别起劲，特别长，好像，遇到了凶悍强大的敌人了。村长急忙出去迎接，一下子进来30多个男人。一组、二祖、三组、四组、五组、六组，六个村民组都有人来，而且呢，还都是八个，六八四十八，48个人无论如何也坐不下了，在屋子里。大家各自端着一次性茶杯，涌到院子里，站在温暖的太阳底下说笑。有的人喝完了水，自己跑屋里来倒，出来了又进去，进去了又出来，这堂屋里就和院子一样的泥泞了。村长用热水煲不停地烧开水，一壶又一壶，还供应不上。四十多个大男人站在那里，稠稠地站满了一院子。院子里顿时一片沸沸的，好像，一群听戏的观众。墙头上的鸡都“嘎嘎嘎，嘎嘎嘎”地叫着逃走了。鸡飞的时候，顺便把灰色的鸽子也给吓跑了，连狗也出去了。狗出去了就坐在大门口，头朝着门，黑黑地坐在那里，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它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人。它就朝院子怯怯地看，随时做着逃跑的准备。
　　 那些人的穿戴各有不同，但说话都是乡音。他们出门在外都学会了普通话，但在家里谁也不说普通话。有的问：“你那个城市婊子多不多？你知道哪个地方出婊子吗？”又说，“婊子街，婊子村都有，什么样的婊子都有。十块的，五十的，一百的，三百的，五百的，一千的都有。面向各种人群，全方位服务。”有个人接过去说：“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婊子去台湾，干一次要一万，睡一夜要十万。是新台币。”有的说：“谁谁的闺女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赵某。现在大学毕业了，不干农活，也不出去打工，在家里等着嫁给‘富二代’呢！”有人说：“活羊都他妈15块钱一斤了！杀倒剥好合二十块！”又说：“狗肉便宜了，跟猪肉一样价。狗肉便宜了，是因为毒狗得太多了！到处都是毒狗的，三步倒，毒鼠强、五步断肠散，怎么那么多毒药呢？也不知道哪儿生产的。中国人别的不行，就是制毒他妈忒厉害！”
　　 村长知道这么多人要稳定下来，必须有个事做。村长站在堂屋走廊上说：“屋里有一桌麻将，还有几副扑克，有没有人打？”
　　 话音刚落就有人说：“麻将只能四个人，斗地主也就三个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桌子。我看还是推牌九好，推牌九占得手多，有骨牌没有村长？”
　　 村长说：“推牌九不好吧？那是赌博。再说，骨牌也不好找呀！”村长还说怕传出去不好。赌博，有点违法。
　　 有人接去说：“我带着骨牌呢！”那人还说什么违法呀？小打小闹的没事儿。
　　 村长说：“还带着骨牌呀，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呀！”
　　 有人就笑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就是来推牌九的。”
　　 “那好，推牌九的到前面耳屋里，打麻将在堂屋里。”村长说，“不能赌大了，一百块钱一‘锅’。最多连续三‘锅’。”
　　 “听村长的！”拿骨牌的那人说，“起牌不欠钱，欠钱不起牌。见钱吃，见钱赔。一百块一锅，赢了三条子，输了按骰子眼儿（点数）赔。”
　　 只听“哄”的一声，都跑耳屋去了。“耳屋”是什么呢，就是过道西边的一间偏房里，这屋里放着一张木床，是预备给来客休息的。比如，丈母娘来了，老丈人来了，小姨子来了。有一张八仙桌，是村长他爹在世时亲自做的。桌子上放了很多塑料盆子，大大小小，五六个吧。盆子里都是煮熟的肉。有羊肉、牛肉、猪肉，还有油炸的绿豆丸子、酥肉、鱼。人们涌进去，“咣当咣当咣当”地往空床上转移。桌子腾出来了，“哗啦”一声，骨牌就摊上了。四个人坐了四个方向，其余都站着下牌九。坐着的，当然都是大款。站着的都是“小款”。大款、小款都有“款”，没有“款”就不敢到这里来。
　　 堂屋里有几个年纪稍大的坐着打麻将了，几个人站着“抗戳”。“抗戳”什么意思？就是观战。四个人打牌，七八个“抗戳”。村长这屋里到那屋里，那屋里又到这屋里。“嗤啦嗤啦嗤啦”地沾着泥巴。看见媳妇站在院子里，说：“准备做饭！都十点了！”他媳妇呢，就厨房里到堂屋里，堂屋里到厨房里，“嗤啦嗤啦嗤啦”，也是沾着泥巴，但去了堂屋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到了厨房里呢，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村长媳妇不是讨厌来客的小气女人，她是被这么多人吓晕头了。好像，寻找吃食的鸭子，伸着个头，这里瞅瞅，那里瞅瞅。村长看见妻子迷了，就把她拉进厨房，说：“你干嘛哩？先把耳屋里的菜弄出来合计合计，看够不够。”媳妇好像明白了要干什么了，就往耳屋去取菜。可耳屋里根本就进不去了。一副牌九32张，人有三十几个。推牌九的一人，叫“庄家”。长门、天门、末门，各坐一人，站着下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了好几倍。站在后面的，呼五喝六，呐喊助威。两个人“叫牌”，“金四银五不要六！”、“天地跨三锥，露屁股一铜锤！”也有报点数的，是曲里拐弯地报，“大姑娘坐沙滩——捂眼儿（五点）！”、“猴三搂着七仙女——严丝合缝（没点）”。屋里已是水泄不通，人声鼎沸。村长媳妇返回来，又愁眉苦脸地对男人说：“进不去呀咋办？”村长说：“先进头呀！头进去了，后边的不就跟着进去了？”媳妇说：“你进试试！”村长就往耳屋进，也是进不去。只好站那儿大声喊：“谁在里边？谁在里边？谁在里边？”里边有人说：“弄啥呀？”村长说：“把床上的盆子都传过来，准备做饭了。”一会儿，一个绿色的盆子从人的脑袋上，一跳一跳一跳地移动过来；传到村长手里，村长交给媳妇，媳妇跑着送进厨房；接着，一个黄色的盆子，又一跳一跳一跳移动过来了；到了村长手里，村长交给媳妇，媳妇送进厨房；接着，一个蓝色的盆子……六个盆子都在厨房了。村长媳妇瞅瞅这个，瞅瞅那个。还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