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初秋的一天，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电话，说她陪父亲到西安人民医院检查，查出来父亲有病，需要住院治疗，问我是回西安去陪父亲治病呢，还是让父亲来我工作的甘肃金昌市。
　　 “你们来吧。”我说。一方面，我的工作确实忙，离不开，另一方面，我虽然是陕西人，但多年在甘肃工作，领着病人到西安住院治病，确实还找不到得力的人帮忙。大城市的医院没有熟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在金昌，毕竟医院有许多熟识的人，院长副院长好几个科主任都是朋友。
　　 父亲由母亲陪护着来了。父亲看上去消瘦了些，精神仍然很好。看他谈笑自若的样子，我心理上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但拿过西安人民医院的诊断书，看见了英文的“Ca”，我突然像掉进了冰窟里！那是省级大医院通过给父亲做病灶部位的活检之后得出的结论，“Ca”是个不祥的字眼。
　　 我急忙找到医院姓冯的老乡，他是副主任医师，业务很强。冯看完西安人民医院的诊断书，脸色很沉重，告诉我，赶快住院吧。
　　 经过若干检查，大夫认为，父亲的病还有手术机会。我也弄明白了父亲是食道与胃连接的贲门部位癌症，这个部位的病症如果感到吞咽困难，恐怕已经是晚期了。经过与父亲商量，他老人家同意手术。我感到他生存的愿望空前强烈，我想人都会这样。
　　 我动用了医院所有的关系，使父亲在这所医院里得到尽可能好的待遇。手术进行的很顺利。姓冯的老乡虽不是外科大夫，但一直站在手术台上，还有几个舞文弄墨的好友陪着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面。老乡和朋友的情谊让我很感动。
　　 手术到了缝合阶段，主刀的李大夫将从父亲体内取出的东西拿出手术室来给我看。那所谓肿瘤是菜花状的，很难看，是要命的东西。
　　 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身上插了许多管子，让人看了辛酸。一个开胸的大手术，病人所遭受的苦痛是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父亲遵守医嘱，以积极的态度与病魔顽强斗争，对家人也总是说“不疼不疼”，用努力做出来的笑脸面对。他的坚强让我十分佩服。
　　 有一个晚上雷电交加，病房外大雨倾盆。父亲服了止疼镇定的药物，睡着了。我坐在父亲的病榻前，看着他苍白瘦削的面孔，不由思绪万千。
　　 仔细想想，人的一生是很短促的。推算了一下，父亲生于公元1932年。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从小就挑过货郎担，在关中东部渭河两岸叫卖祖父在自己家里生产出来的木梳、篦梳以及农村人手工织造棉布所用的一种器具——手工织布经线从中穿过，纬线借它的力量一丝丝一缕缕紧靠在一起，竹制的，当地人称它为“齿子”。
　　 我长大后知道有一位在西安当工人的叔叔姓沈，与父亲为至交，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挑货郎担叫卖的，他们俩人讨要一碗面汤都要分着喝。后来不知爷爷奶奶做了多大的努力，解放前后，竟让父亲在云台观上了学。云台观是华山脚下一个著名的道观，这里所办的学校后来叫华山中学。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初中毕业的父亲也算得个小知识分子，被安排了当小学教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当小学教员的父亲年轻英俊，他和他的学生在陕西华阴夫水小学所照的像片上父亲的表情祥和而又自信。
　　 再后来，大约1957年，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我家在华阴北部，是库区，所以要被迁移。作为家长的祖父当时正值壮年，坚决响应政府号召，于是我们家成了首批移民，被迁往宁夏陶乐县——黄河东岸、毛乌素沙漠边缘很荒凉的地方。父亲到了陶乐县，被安排到县商业局任会计，后来因为脾气倔，与局长不和，又到一个叫“六倾地”的地方教书。父亲重新当教员之后，有一次路遇和他有龃龉的那位商业局长被五花大绑押解去服刑，此人业已成了贪污案犯。父亲与这样的人不和，可以看出他的正义和不世故。
　　 之后是整个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迁徙到宁夏陶乐的三门峡库区移民无法在当地生存，于是开始了目的地为陕西老家的逃亡——被遣返——再逃亡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过程，有的人为逃回故土，不惜在路途冻死饿死，甚至初春也有人步行穿越即将解冻的黄河“冰桥”，遇到冰裂落水而亡。最终，国家选择了将所有迁到宁夏的移民迁返陕西，在当时渭南地区（今渭南市）所辖各县安置，以渭北干旱地区为主。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为了与爷爷奶奶团聚，主动放弃了在宁夏的工作，后来被按照下放农村的干部对待，成了地道的农民。经历了许多年农村生活的艰辛，后来父亲意识到放弃工作，由干部变为农民是他一生中的一次大失误，但当时的确出于无奈。
　　 我们家迁回陕西以后，爷爷奶奶以及叔父他们被安置到了白水县雷村。由于母亲的坚持，父母和我投亲靠友被安置到了外祖母家所在的华阴县五方乡东吴村。我的两个姑母家分别被安置到了蒲城县和临潼县。当时交通不便，家人和亲戚们一下子变得十分遥远。后来文革开始，极左思潮作怪，由于我妈她们家有些背景——我的外祖父,曾是国民党政府官员,且做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我小学毕业在华阴,竟然没有上中学的机会，父亲一怒之下,又用社会迁移的方式,将我家三口人迁往白水县雷村。我们家阶级成份为“贫农”，到了白水以后政治处境要好一些。
　　 到了六十年代末，父亲有了当“村官”的机会，任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本村“清理阶级队伍”，补定阶级成份的工作，在原来的邻居中弄出好几家“地主”、“富农”，让这些人家的老少都遭受了许多磨难。被补定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属于一个大家族，所以我们家在本村得罪了不少人，后来父亲不当革委会副主任了，反倒受到许多刁难。这大概也是父亲一生中能算作较大失误的地方。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他毕竟是读书、教书的出身，总和其他农民有一些区别。比如他干净，喜好穿白色衣服并能保持得一尘不染，干活喜欢用心眼而不用蛮力气。难为他不仅掌握了犁耧耙耱，而且“扬场”、“入草”等较难的活儿也都会干。人民公社时期，父亲当过生产大队、小队的干部，较长时间还在公社的一个水利工程上任会计、保管员，我的印象中，干农活的艰辛在他身上是不多见的。后来土地承包了，一开始大家都只种粮食，每个农户都要完成各种庄稼从种到收的全过程。这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将所有农家艰苦的营生都干了。比起一般的农民来，他身体单薄消瘦，又衣着整洁，所以他汗流浃背像牛一样出苦力时,我总有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我的父亲应该不是这样的。幸好我在家门口当民办教师，又有过两年农民的经历，各种农活都会干，所以也能给父母分担一些责任和苦力活儿。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1985年，当我决定要远离家乡,到甘肃的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工作时，母亲有些犹疑，而父亲却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当时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能让膝下唯一的儿子远离，不能不说他老人家深明事理，目光远大。后来事实证明走出这一步对我一生很重要，尽管这样做使父母晚年多了一些寂寞。
　　 父亲手术恢复之后，能够正常吃饭了，我觉得父亲也许还能坚持数年。他和母亲放心不下家里刚刚栽种的苹果园，于是就由我爱人护送回家去了。我爱人在家里护理了一段时间，看父亲的状况越来越好，再加上她也上班，不能长期请假缺勤，所以就回来了。谁知只过了多半年，母亲来电话说父亲又不能正常进食了。显然，父亲体内的癌细胞扩散了。接到消息，我动员父母再来甘肃，但父亲有不愿终老他乡、不愿火葬的想法，所以没有来。我知道父亲大限将至，而我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在这种时候不能尽孝于膝下，实在让人有锥心之痛，尽管这之前有一个春节我是在老家陪父母度过的。我急于见到父亲，恰好有一个去山东开会学习的机会，我提前出发，先回到家里。这次，我第一眼看到父亲就流泪了。他整个人已经被病魔消耗得失了形，脸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身上除了病灶部位鼓鼓的以外，其他地方都是松弛的肉皮包着骨头。
　　 这时候，父亲还能稍稍进一点儿流食，被搀扶着也能下床、上厕所。他头脑很清醒，正在冷静地为自己准备后事。家里一间敞着的瓦房下面摆放着一口棺材，油漆是新刷的，亮得刺眼。母亲说，木工、油漆工干活时，父亲常常下床看看，最终做出来的效果他是满意的。给父亲准备的寿衣他也看过，表示认可。
　　 “你爹说，给他箍个墓。”母亲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我的意思是不箍”。
　　 “为啥？”我问。所谓“箍墓”就是在墓地先挖坑，再用砖砌成小窑洞，以备安葬逝者时放置棺材。
　　 “给他看病花了那些钱，箍个墓还得花八百多。”母亲怕我经济上有困难。
　　 “箍。”我说。慢说八百，就是八千八万，也箍。生我养我的父亲，以后还能再花我的钱吗？作如是想，我不觉泪流满面。
　　 “你给我箍个墓，拿砖。我再没有别的想望了。”父亲终于也在我当面说。我强忍泪水，点点头。
　　 我在心里暗暗估计一下，父亲大约还能坚持十天半月甚至更长。安排好给父亲箍墓的事情，我准备动身去完成出差的任务。听我说还要去山东开会，父亲神色黯然，但仍表示同意我去。临走我告诉母亲，一到开会的地方，我就会打电话，如果父亲状态不好，我就尽快赶回来。我从渭南坐火车，先到青岛，再坐汽车到烟台。开会的地方在威海市所辖的荣城市境内，组织会议的人到烟台接站。赶到开会的地方，一报到，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那时我家并没有装电话，只能打到邻居家。母亲接到电话说：“你爹叫你回来。”我问了问父亲的状况，还和我走的时候一样，于是告诉母亲，我尽快安排返程，让她给父亲说，我很快就回来。办完报到手续，我马上找会务组的同志给我买返回陕西的飞机票，尽管那时侯我坐飞机还没有报销的资格。会议的安排本来共七天，也包括一些参观游览的内容，我勉强坚持了三天，就由烟台乘飞机返回。班机到咸阳机场大约下午6点，等赶到西安，已经没有回白水的汽车了。于是在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住了一夜，也睡不着觉，天不亮就坐上最早的班车往回赶。
　　 我一到家，父亲说：“你回来了！”眼睛里就涌出泪水，好像我已经出门好久好久了。我拿出上飞机时从烟台机场匆忙买下的山东大樱桃让父亲吃，他虽然吞咽困难，没有食欲，还是嚼了好几颗，咽了汁液，说，“甜，好吃。”知道我是坐飞机回来的，父亲还说：“我和你妈还没坐过飞机哩，你比我们强。”
　　 回到家，我专心致志帮助母亲伺候最后阶段的父亲。我常常陪坐在父亲身旁，听他说话。
　　 “没想到，我这一辈子就要走到头了。”父亲笑了笑，笑得有些苦涩，“我也没啥遗憾，没啥不放心的。我相信，你能把家里的事情办好。我和你妈一辈子就你一个娃，你也争气。孙子孙女正念书，不管瞎好，都是你跟琴的责任，我相信你俩能负好责，我不担心。其他该尽的责任我也都尽到了。”父亲所说“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陕西农村一般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都由儿子来完成，我的叔父48岁去世，祖父祖母养老送终的责任都由父亲和母亲承担。不仅如此，叔父病故时，他的丧葬也是父亲主持操办的，就连我25岁的堂弟因种种原因在叔父坟墓前腰缠火药自爆身忘，也是父亲收敛了他七零八落的遗体予以掩埋。为此，邻居村人对父亲为人的评价是极高的。
　　 “我可以说视死如归。”父亲说到这儿，还是流下了眼泪。我理解，这眼泪是对生的留恋，是对死的无奈。我们都对病魔和死神无奈。
　　 “你妈身体还好。她也明白事理。我走了以后，她要愿意，就跟你到甘肃去住，她要想一个人住家里也行。我相信你跟琴不能叫你妈受委屈。”父亲给我交代身后的事情。
　　 我点头。
　　 “我和你妈栽的苹果园，今年就能有收益，可惜了。我走了以后，就包给别人弄去吧。你妈一个人没办法。”
　　 我只有点头。
　　 “我还想给你说，家里这烂窑洞烂房，到啥时候你也甭把它卖了。即使你妈也不住，你也把它留下。眼下看，你在甘肃不想回来，将来退休了，想法说不定会变。要不，你回来了，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千万记住我这话。”
　　 “记下了。”我更郑重地点头。
　　 父亲尽管气力衰弱，但还是和我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在我印象中，最终陪伴父亲的半个月，是我和父亲谈话最多、最推心置腹的一次。
　　 这次在家，我所见到的乡邻故旧，都对父亲仅64岁就走到了生命尽头表示深切的遗憾。一位与父亲要好了数十年的叔叔说，“你爹年轻时没有受过太大的苦，心胸又开阔，按我的想法，他这人肯定高寿，谁知道……”他的表情很戚然。
　　 邻里还有一位老伯母在村巷里一看见我就流眼泪，她感叹说：“你爹得的是瞎瞎病，没办法呀。其实，她跟你妈有你这一个儿子，胜过我有一大堆儿女！”然后给我诉说子女的不孝。这老伯母的话说得我诚惶诚恐，其实我远在他乡工作，不能尽孝于病重的老父亲膝下，已经十分不孝了。但老伯母所说也有道理，农村确有许多子女，父母有病不能及时给予治疗，物质方面也不能给父母以照顾，甚至有的为了小小不言的财产纠纷兄弟反目，把父母不气死不罢休，老伯母家的子女大概就是这样，也许都因为穷。我也穷，假如父亲最后阶段不是在农村家里而是能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度过，起码能减轻一些痛苦，甚至延长生命。这也是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