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姐是俺兄弟姐妹中紧挨我的姐姐，只大我两岁，可以说俺俩就像庄稼棵那样齐刷长大的。但因我17岁就参加革命离家，数年后她也出嫁了，所以我能记忆的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12年左右，其中还包括我两次在王庄和大匡庄住校上学约3年。除此，就是探亲名义的见面了。加之我在近百公里之遥的临沂，离休前几年难见一次，离休后才有机会多次见面，但每次不过几天。所以，总感到亲姐弟相处时间太少了。尤其最后一次——2012年底的见面，两人回忆起了在家时的一些有浓厚兴趣的往事，谈得津津有味，但时间不允许，急待返回，准备下次再细谈，没想到这次成诀别，意愿成泡影，让我遗憾不已……
　　 五姐是好人中的好人，是家教和环境造就她的。家教即父亲的正统观念，虽非“三从四德”，但绝不超越“规矩”半分；环境即因母亲早逝，从小在旧时嫂子手下，后在婆家的“严婆母”的面前，有话必听，有令必行，完全遵从他人意旨，自己不习惯，但也不敢行使主权。我说的她“好”，可概括为：甘愿承受无论多大的艰难、痛苦和委屈，把舒适、幸福和好处全让给别人，而且无一句怨言。这是我从小和她一起体验到的，后来观察仍然没有改变。
　　 其实，五姐之“好”，在我身上体现得并不太多，那是因为我们下面除被伯父母抱去最小的一个弟弟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去世时他俩分别是5岁和两岁，我是7岁，五姐和四姐分别是9岁和13岁；在上面只有两个哥哥，前母留下的女儿都已出嫁——我们是继母所生。本来都属于应照料的孩子，可谁能来照顾？如此残酷的状况，只能是女孩们“大管小”了。再说随年龄增长，四姐总得嫁出去，五姐当然主要照料小的，我是在空档里。但是五姐对我的关爱与照顾，我仍心感温暖——公平地说，五姐对父亲及全家人的付出更多。
　　 开始上学及之前虽无记忆，但推理也会推出四姐和五姐对我生活的管照。我不知是父亲的“重男轻女”还是确实脱离不开，四姐和五姐都没能上学，我和弟弟却皆按时入校，除战争影响从未间断。在附近小学还好说，上高小时是外地，需带饭住校。我看到的是每周六回家——因四姐不久出嫁，娶进一个嫂子需照管全家。是五姐为主给俺换洗、缝补衣服鞋袜，推磨烙煎饼，弄咸菜，再给包装好，交代一番诸如煎饼若长霉就要晾开等事项，还送到路上。那几年可巧我发过疟疾，和弟弟都长过疥疮，还曾因缺营养，连五姐都得过“雀盲”症，可把五姐累坏了，晚上是她摸索着伺候我和弟弟睡觉的。本是少女，可穿戴太破，一脸劳累相，自己照照镜子，怕羞不愿出门。
　　 直到我十四五六岁——都长了岁数，情况才有所好转。我和弟弟都下学也能干活，和亲戚家合开了个制烧纸的作坊，生活好些了。尤其家乡解放了，五姐参加了识字班，我是儿童团，后又当识字班教员。这时我看见的五姐，至少在识字班中是佼佼者。也许我们是书香门第有关，她识字比别人得快认得多，她学的歌曲和秧歌也好于别人，但她较虚荣，不愿出头露面。
　　 在这里我记起了两个小情节：一是好像她准备学着做嫁妆类的物件，曾叫我给写个枕头“顶子”，即枕头两头的画面，她好用花线绣出来，我不懂、不知写什么，更觉得写得不好。她说我能行，一头写“花开富贵”，一头写“竹报平安”。当时我就惊喜：谁敢说我五姐不识字？再是她结婚不几年，有次是正月，我在莒县工作回家看家时，也去看望四姐和五姐，我在五姐家发现门上贴的对联就像小学生写的，绝不是姐夫写的，忘记问没问了，但我相信就是五姐写的，还不就是姐夫有意承兴趣让五姐“出名”，他给予指导甚至手把手教写的。天天和自己在一起的亲人都感觉不到，其实那时五姐还是很漂亮的姑娘呢——是原在家的邻居、后随丈夫来临沂、曾和我同住一个宿舍区，我喊她李老嫂子说的。她说：“你五姐那时在咱那一块是长得最俊的，都夸她……”这也使我想起了大我两岁的同学，其父是沂水城里的知名人士，叫郑作恒，在外地当县长，抗日时牺牲，这个同学大我两岁，曾让我与父亲说说他要与五姐做亲——还不就是有人知道五姐长的好，有意推荐？因为社会公认，一般人攀不上他。我以为是胡乱说，或是欺负我的，没和别人说过，几次把他顶了回去，他后来是在济南工作，50年代时回来，我们老同学又欢聚过，但没再提过那件事。
　　 大约是1946年，后面几个村住进了一个八路军九师的医院，附近村挑选了一部分识字班去给伤号洗衣服、洗绷带等搞服务，五姐被选去。她很积极，早去晚归，都夸她干得好。医院每天管一顿饭，她领回的饭若有面食的总不舍得吃，带回来给我和小弟小妹吃。这时我终究算大人了，自己穿戴不太注意，都是五姐帮我打扮的，就是衣服有补丁她也给弄得很板正、不难看。我当识字班教员时，曾去区上受训一星期，她看我脚穿的是草鞋垫子，便赶快给我做了一双新鞋，衣服也给洗了。那时家里推磨、推碾是常事，五姐说绝对不让我去街上推碾，因为我当老师了。在家推磨，嫂子是小脚，她便和小妹妹推，也不叫我推，我真的心里难受过。
　　 姐妹的婚事我当然不问，但我知道五姐和小妹都是四姐筹划经父亲同意的——同嫁在一个村。因为四姐最清楚她俩妹妹的情况了，家里穷怕人耻笑，人老实怕受危难，在一个村守着面会好些也放心；也等于给五姐减少了压力。说到五姐照料小妹的事，可以说从小到老她和四姐都操碎了心。小妹不仅年龄小，某些原因造成她有点智障，离了亲人难说会怎么样。事实也说明四姐考虑得对：最让人不放心的小妹，现已83岁，有子女，还都不错，她尚健在。连同四姐、五姐，算不上高寿，也都曾享年至耄耋，除可能的遗传基因，就是相互关爱照顾的结果，也许有俗称的“好人长寿”的因素。
　　 直到90年代前半期我离休后，包括五姐在内，我们亲兄弟姐妹才有机会分别互相团聚过几次，五姐也曾去过临沂我家，与孩子们亲热见面。特别有一次，我和五姐，以及大哥二哥和姐夫，一起去逛的东岭的公园，五姐还指着大塔说：这不是早先的那个，是才新修建的。我和她说，原来那个我都去过，还记得。她很高兴，走路也有劲了。那次回到家，连四姐小妹等照了不少照片。好像我们还一块去三姐家玩过，不管到哪里、到谁家都非常亲近，不想离开。
　　 还是因为我和五姐年龄相近，她也确实记忆力好，头脑聪慧。2007年那次去看她，她虚岁已80岁了，俺俩回忆起了她们识字班唱的歌，虽然大多是我教唱的，可我只记得了两三首，她却一气唱出了六首，特别是《打走鬼子多么好》《老嫲嫲今年五十八》《张三娶了个女娇娇》和《放脚歌》，我一听激动得流出了泪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革命根据地。我将此写成了一篇《八旬姐姐献老歌》博文，后编入《博客岁月》书册。还一次说到了那时识字班队长是谁，叫什么名字；一个家在东头姓张的识字班，扭秧歌多么俏，她说人家长的也好看。五姐住院时我去看她，我还专门问了鬼子扫荡，都跑到小官庄，许多孩子在一个屋里乱喳喳，被鬼子听到砸开了门，四姐身子高些，鬼子想拉她够不到，用枪托子打她的头流出了血的那次，五姐说她藏在夹道的一些破烂东西后面，鬼子没发现……这个情节，写在了我的一篇《遭鬼子践踏的童年》文章里，后在市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时被选用，载入《我的抗战》专题文集。还有这么一次，一直没捞着和五姐说过。是刚解放沂水城不久，莒县的鬼子来扫荡，这天晚上都跑到沂河南岸，趴在一片豆地里，有好几个骑马的鬼子，眼看就跑到了俺的身边，我吓得就要咋呼出声，五姐一手捂在了我的嘴上，细声地说：好兄弟，千万别吱声，接着把脸贴在了我的腮帮上，鬼子嗷嗷地喊着过去了，那次若被鬼子发现，俺十几个人都活不成。以后连父亲和村里的人都说是最危险的一次。
　　 五姐已离开我们4年多了，我一想到她眼里就噙满泪水。不光是亲情的话没说完，她那对亲人的爱心，我时时不忘。有一次，孩子们对我说：“俺五姑对你真亲真疼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什么都不缺，她还专门给你留着你最喜欢吃的绿豆、小米和花生米……”是说那次去看她临走时，她从床头被子底下拿出了早准备好的一个布包给我，还说：“没好东西，可你爱喝小米绿豆稀饭啊。”其实这样的事还多呢。困难时，姐夫来临沂，给我捎过猪肉、黄豆等好几次。近些年我每次来，都给拾掇上很多蔬菜和稀缺的物品。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几年前，我曾说到过咱这里包粽子用菠萝叶，有特殊的香美味道，临沂没有。五姐就交代孩子，每逢端午节前，专门买了给我捎去，甚至连糯米、大枣都一起准备好捎给我。一连好几年了，她病故后孩子还这样做，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光想流泪。对照我对五姐关心却差得远。多少年前，我还在沂水城工作时，有一次我自己买大红花被面时也给五姐买了一床，我早忘记了，她还和我说过好几次，说我对她好。我真想再向五姐做出奉献，报答她对我的厚爱，现在已成空想了。那么，就在今年清明节到来的时候，以这篇文章，表达我的心意吧！亲爱的五姐，我祈祷您安息天堂！
　　
　　 写于2017年清明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