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世间事物表示喜欢或不喜欢的时候，往往是用传统的、世俗的或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作为衡量标准的。这种衡量标准的接近或一致，对社会的稳定、对各种文化形态的谐调是大有好处的。
　　 正面事物自有其值得人们喜欢的价值。如何认识人们不喜欢的反面事物的价值，则非得有点哲学思想或“哲学精神”不可。这一点，我们得向先人和圣贤学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知出自哪位先人之口，它可真是一句高度概括了宇宙中最普遍规律的至理名言。不是么？再完美、再巩固的“道”，也能被“魔”钻空子，受到“魔”的挑战。为此，“道”不得不常作变通，但由于“道”的历史负荷过重，总赶不上不守规矩的“魔”的变化多端。立足于防范者往往斗不过主动进攻者。医药的发展总是跟在“病魔”的屁股后面跑；法律的建设总是步着罪犯的后尘追，如此而已。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人类争论了几千年。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坚持人性恶。一本“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似乎证明了“性善论”者的胜利，但是，正是荀子的“性恶论”培养的韩非、李斯这样的法家人物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黑格尔看到了人性恶，费尔巴哈则不敢正视这一现实，恩格斯对后者评论说：“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随着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的被葬送，德国古典哲学也跟着“终结”了。
　　 “爱”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思想，历史上也不乏“爱”的哲人，如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圣雄甘地等。人们在歌颂他们和他们的思想的时候，恰恰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这些永恒道德原则的发现者、无私之爱的体现者怎样广泛而久远地禁锢了人性，制造了愚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人们总爱歌颂新生和生命，有位墨西哥诗人却称道死亡：“生活在死亡中延续。”是呵，没有死亡哪里来的生命？生活又何以常新？
　　 有人曾把文艺作品称为“苦闷的象征”，细想一想，它比把文艺作品称为“理想的追求”要深刻得多。理想的追求，是对不理想现实的批判，说到底，文艺还是苦闷的反映，是苦闷的象征。
　　 没有苦难，构不成世界；没有愚蠢，显不出机智；没有丑陋，衬不出美丽；没有恶劣和卑鄙，善良和高尚就无法界定。丑女造就了美人，懦夫成全了英雄。如此而已。
　　 对战争、地震、艾滋病和其他自然灾害怎么看待？很简单，它们在制造新的生态平衡，至少它们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人们为了现实的利益必定积极防范它们，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考量，人们同它们的较量必将造福于未来的人类。
　　 着漂亮外衣的不见得是美事物，听着顺耳的理论不见得是真理。真理是赤裸的，朴实的，即使你不喜欢它，它也是真理。
　　
　　 写于一九九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