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的1953年秋天，齐鲁大地特别沂蒙山区发生严重干旱，地委及时派出若干工作组，分赴旱区发动群众，战旱魔，夺丰收。我那年23岁，是共产党员，被抽调参加工作组，来到沂源县，然后按“包点”方式，独自一人来到张庄区以东的东上峪村。与6个小自然村的乡亲们一起，与干部们共同出谋划策与督导，历时两个月零7天，圆满完成了任务。同时，在这6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抗旱现场，你吃我的煎饼卷大葱，我喝你的青菜咸糊糊，我给你擦汗，你给我扇凉；回到家，你帮我洗衣服，我助你烧火做饭；你时刻担心我受不了艰苦，我心疼你肩膀红肿、脊背晒破皮……与乡亲们结下了亲密而深厚的友谊。
　　 在这许多的情感交融中，使我感触最强、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淳朴善良的赵大娘。当她无意中，表露出孩子辈为抗美援朝牺牲的悲痛心情，同时赞颂这种精神而感到光荣时，我禁不住地以一个党员的应有品质回敬说：“大娘，你牺牲了一个儿子，但你还有更多的儿子……譬如我就是你的儿子！”大娘立即把我搂在了怀里。她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可从此确实像对待亲儿子那样，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我无比关心和照料，这对我的工作和在精神上是极大的激励与支持。我虽天天巡回各村检查指导抗旱，晚上再开会，但大娘总等我回来，问寒温暖后再休息。我们如同一家人，直到洒泪惜别。
　　 我回到机关后的漫长日子里，东上峪村特别是赵大娘的形象，不时地映现在我的脑屛，在机关学校布置作文时，我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我的又一个母亲——革命的妈妈》，受到老师和全班的赞扬。在许多个“团日”等活动中，我不自觉地多次讲述过这段情节，引起不小的震动。也许事例生动和印象深刻的关系，以及我爱好写作的缘由，渐渐地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一直不忘，在岗忙碌欲访不能，且之后行政区划将沂源划归淄博，但并未阻挡我对故地亲人信息的搜寻——含泪获知老人已经去世，于离休后的晚年，心怀纪念的情思，以不才之笔，经艺术加工和情节构想，写成一篇2.2万文字、第三人称的小说体裁的作品《小宗和他的二娘》，辑入本人《短篇小说集》，以地方书号正式出版，心内略感慰藉。其中的“二娘”，即赵大娘，亦即我的第二个亲娘。将东上峪村模拟为东寨峪（因有寨山）；主人公以“宗士胜”近似的音符取代我的名字，“二娘”的儿子以赵生俊取代赵舒俊等，其他基本据实表述的。
　　 小说面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除索书者甚多及对“二娘”的高度赞颂外，也对我本人给予了鼓励，更有不少读者建议改写成剧本，拍成电视剧，从而越发激起了我探访故地亲人的念头：“二娘”不在了，总还会留有“足迹”，况且其后代子孙，我们曾是一家人啊！更难忘我曾踏遍过的山山水水……
　　 缘于我这念头不断流露嘴边，孩子们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多方搜寻，先找到了“二娘”在临沂的一个孙子——十几年前曾联系过，因其工作繁忙及各方面变化而失联。由他提供了家乡电话等信息后，孩子们安排并自驾车于国庆假期成行，头天先下榻县城，终于圆了我半个多世纪探访故地亲情的梦。
　　 县城距东上峪25公里。这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和老伴、女儿及其同学等一行5人，按手机约定的地点和专人引领，沿乡村水泥公路，闪过点缀红橙柿果的树丛和逶迤山岭，很快就来到了“二娘”儿子的新家——宽敞硬地面的天井，被东西南北四面高矮不同的砖瓦房围拢，院内堆、挂满了家杂秸秆和大宗金黄的玉米及菜果类，好一派丰收富庶的景象！小字辈们把我们让进了高大带台阶的大堂屋，舒俊弟——因其原已结婚生子，认为是大哥，实乃小我一岁。迎上来不等拉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还是那个模样，只是更瘦些和老了，他却记不起我，但沙发就坐一刹那便悟出来了：“啊，想起来了，是那次抗旱种麦啊，老早老早了！”舒俊老伴、儿子、儿媳等也拥了过来，他老伴虽头发花白，但还有那小媳妇时俊脸的轮廓，我笑她也笑。他们倒茶递香蕉，我和舒俊滔滔不绝地回忆起了60多年前的桩桩往事……
　　 为了启发他的灵感，我先说出了几个村干部：第一个就是沂源全县有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这个村支部的女书记张志兰——是她带领几个村干接待了我，之后一同战斗的。我一说出，他就要摆她的事迹、权威和她丈夫的身世。我又说了芝麻峪的村长孙朝海，他接上说“他很能干，也能喝酒。”我插了一句“他约我去他家喝酒吃的炒母蝈蝈呢。”他说母蝈蝈好吃。我说到区里的赵希智，是他陪我来这村的，后不断来过，他马上说：“他是区上的（宣传）干事，家是大福地，好调皮。”只是我记得的团支部书记小张——我开始在他家吃饭，曾领我去山溪掀过螃蟹。舒俊想了一阵没想起来，只说山螃蟹好吃，现在没有了……俺村姓张的是地主。也许我记错了。我还说了那小学，老师让我教唱歌、跳舞，以及石灰峪、北万等小自然村干部的名字和性格，他边点头边说我记性真好。
　　 我们还是很快地把话题转到了他家特别是他母亲——我的“二娘”的身上。我和他说了曾想接“二娘”去临沂住些天，找区上的人去打听她的情况，都说东上峪到张庄除了河沟就是山崖，连小木车也不能推，怎么来坐汽车啊？我特别说了“二娘”对我如何亲热，时刻关心我吃喝、穿衣，给我送开水，嘱咐我晚上去各小村早点回来——她没敢说有狼，但告诉干部派民兵送我。我还向舒俊透露了“二娘”偷偷地给我找媳妇，逼得我让她看我未婚妻的照片，并给了她做纪念，舒俊说真的不知道。我说你娘就是我娘，实在感恩不尽，只是有次去区上集合买回来一只烧鸡，和一点点心算是报答，她和孙子吃了好几天。他说好像有那么回事。舒俊急不可耐地向我说了母亲的善心，全村都夸她。然后说了她活到90多岁，没什么病，安安稳稳地“老”死了。随拿来镶有母亲放大照片的玻璃相框，边用衣袖拂拭尘土边让我看，我面对慈祥亲昵的“二娘”，生前往事如放电影久久不息。我提议，由我手捧相框，先与舒俊夫妻俩一起拍照了一张照片，我又单独抱相框照了一张“娘俩照”。舒俊趁此用手指并述说墙上挂的那张“全家福”放大照片，真是子孙满堂。看到这些并屋内的摆设，自然联系到了这么多年的巨大变化。舒俊让孙子领我们看了原小学旁边的大槐树及残留校舍，指点了村民们重建的家户，几乎家家都是大门楼、白粉墙和红瓦砖房。然后来到1958年修起的水库，风吹库面，水波粼粼，周围山间丛林中，裸露出些许养殖类致富的房舍。我无比感慨地说：“早有这座水库，还用那样拼命流汗去抗旱吗……”
　　 中午推让不过，舒俊家自做了七八个不亚于“农家乐”的菜肴，以酒招待，那场面，那气氛，俨然全家亲人的欢乐聚会。
　　 最后，大家真情实意地互相邀请了一番，要求和力争不断交往，多多游玩于临沂——沂源之间。他们还专从果林给摘了一箱“沂源红”苹果装到了车上，一家人恋恋不舍地送到村头，车窗外与送别亲人的多少只手，摇摇摆摆直到看不见，我的眼眶也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