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在苦海的女人花
　　 “年初一，走娘家”是我家每年春节走亲戚的惯例，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村（金溪村）和外婆那条村（金星村）是邻村，而我家和外婆家相距也并不是很远。若以直线最短来说，中间仅横亘着半个多小时的脚程，当然，这得沿着蜿蜒交错的田埂穿行。这也是当年家里还没有一件足以远行的交通工具的最佳选择，那时自行车无法载重四人，摩托车没有，汽车自然就更遥远了。我家四人——父亲、母亲、小弟，就是靠着脚力和平衡力，在乡间的小路上漫步去往外婆家。
　　 小时候，记忆中的外婆身材高挑，一头长发盘卷扎在脑后，眉毛淡薄却又不稀疏，眼神明亮清澈，似一湾清泉；鼻梁有些平尖，像房后背的矮山；嘴巴则是小而巧，颇具淑娴典范；下巴骨瘦如尖锥，又像是田地里的南瓜仔。我轻易可以想象，她年轻的时候肯定极为漂亮。只是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岁月渐渐磨出了白发，愁眉，还有枯褶的容颜。
　　 那时外婆住的房子极为简陋，除了土，就剩木了。土黄色的泥砖，泛黄的木门和木窗。共有四间房，三个舅舅还未分家，便各住一间，剩下一间是外婆和外公的。二楼都是无数木板铺成的，通往二楼也没有固定的楼梯，因而上下都需要依靠移动的木梯。我每次见着外婆瘦削柔弱的身体扶着木梯爬上二楼的样子，我都格外感到心惊肉跳，生怕某种意外发生。后门出去贴着墙右拐就是厨房，面积狭小，容不下三个人活动。没有通电的那段日子，整个房子都显得特别阴森，加上地板并没有粉刷过，还是黑漆漆的坑洼泥土地，更是凭添一股子湿冷。兴许是这些原因，很小时候，我便不喜欢在外婆家过夜，当天来，一定得当天走，哭着闹着也要回家。
　　 没过多久，外公病逝了。我还幼小，无法体会这种离别，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随着年岁渐长，才逐渐了解到外婆的辛酸。首先是知道了一个真相——外公是抱养的。作为一个外来人，这在排外的村里生活本就艰难，而在外公去世后，各种流言蜚语便如瘟疫一般悄然散发。“克夫”是极为恶毒的一种流言，在封建愚昧思想活跃的村里，这对于一个妇人，已然是一种审判。外婆没有奋起反抗，但也没有接受这种审判。也许在那些个深夜，她也曾捂着嘴巴歇斯底里的暗自流泪，也曾怨恨老天的无情，也曾想过一死来结束所有的苦难，可无论如何，她依然选择坚强的活着。只因为外公遗留的这个家，需要她来守护。
　　 那之后，我竟然有勇气在外婆家过夜了。在某个暑假里，我和大表弟睡在一张床上，外婆带着几个小表弟睡在另一张床上，灯火已经灭了，窗外却还有月光，还有蛙鸣，我不知怎的，特别想听故事。外婆便给我们讲了以前听过的一个神鬼故事，我们不尽兴，外婆却没故事可说。我央求说，外婆，给我讲讲您以前的故事嘛。窗外有微弱的月光洒进房来，我无法看到外婆脸上的表情，只感觉那刻的沉默一瞬间就把月光湮灭。好一会儿，才响起外婆悠悠的声音，以前，在你大姨之前，外婆其实还有一个女儿，按辈分，你该叫她大姨，他们该叫她大姑，可是她命不好，投错胎，没多久就死了。房间俱静，却依稀有无声的叹息和悲伤在环绕。没有让我们过度震撼，外婆又谆谆教育我们：现在生活没那么苦了，你们都能上得起学了，更应该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生活才会改变，命运才会改变。
　　 命运，外婆是信命的，她总说这一切都是命，可是，她却始终在同命运抗争着。前几年，她眼睛突然犯病，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看不真切，大舅带着她看了好几家诊所才得以改善。没多久又不幸在回家路上摔了一跤，伤到了腿骨，走路都没力气，花了几个月时间治疗才有所好转。
　　 今年初一，上午风和日丽，我开着电动车先送我爸和我弟来到外婆家。外婆挺着腰板坐在门前上午竹椅上，头上裹着棉帽，穿着一身黑色的棉外套，双手拢在一起，她眯着眼睛朝着我们来的方向，阳光洒落在她身上格外耀眼，隔着头盔，我依然能看到她嘴角含着的笑意。
　　 那一瞬，我觉得她就像渡过了苦海的佛。
　　
　　 （二）在风雨中矗立的女人花
　　
　　 外婆的女儿，我妈的亲姐，她是我的大姨。
　　 如果苦难也可以遗传，那么很显然，大姨就不幸地遗传了外婆的苦难基因。在外公还未病逝之前，大姨父就病死了，只留下一对幼小的儿女与她相依为命。听母亲说，那时是她陪在大姨身边，每天给大姨作开导，不然，大姨真的想死的心都有。她还年轻，三十左右，以如今这个世道，若要改嫁，也定然会好过许多。大姨没有，待她想通之后，她便开始咬紧牙关地活着。忍受他人的流言蜚语，忍受生活的悲苦，她就是靠着忍和智慧，慢慢地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风雨。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的人都特别能吃苦，但大姨是吃过大苦的人。娘家苦完，夫家还得苦。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为了让更大的表姐能上学，她是起早摸黑的干活。农田里的庄稼需要她一个人锄草施肥，鱼塘里的鱼儿需要她每日割草喂养，猪圈里的猪食需她操心，灶台的干柴需要她去山里砍伐。那时尽管有父亲母亲的帮衬，时不时给些钱维持生计，但日常的生活，总得她去操劳。春耕播种，金秋收割，她给别人家帮忙，求得别人帮忙犁田，帮忙收割。表姐懂事的早，上了小学就辍学，跟着我父母在厂里做学徒，少了一张嘴多了一份收入，紧巴的日子才开始有所松弛。
　　 后来我上了小学，表哥则上了中学。然而每当暑假时候，我爸妈都会让我去大姨家帮忙，和我一起的还有大舅的儿子，我的大表弟。我们在金黄色的稻田里收割，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子和妇女，都是大姨请来的。那时我以为是给了工钱的，后来才知道并不是。在忙完大姨家的稻田后，第二天大姨便带着我们去了别人家的稻田帮忙，这便是互相帮忙。这在我们村里，其实并不多见，故而我感到十分纳闷，心里便觉得不平衡，为什么这么辛苦了还要帮别人呢？但我不敢表露，我怕大姨生气，母亲知道了会责骂我。只是后来，我才理解大姨的做法。大姨深知做人的道理，她每年除夕前一天都会请人帮忙捕鱼。他们把鱼塘水放干，用竹笼把鱼圈住，然后用捞网捞出。大姨便在一旁售卖给村民，价格都极为优惠，经常帮衬过她的人家，她会单独送上一条。最后剩下些没人要的鱼，就自己拿回家去鳞刮肉，用刀剁成碎泥，然后配上面粉做成鱼丸。每年吃着她煮好的鱼丸，我都感觉有许多滋味入了咽喉。
　　 大姨起的很早，每天五点就起来。那时暑假我住在她家，天刚微亮，就听到一阵阵“隆隆隆”的声音，起来看才知道，是大姨在磨豆子。她坐在方块竹凳上，腿上盘着一口墨黑的石缸，石缸内壁有许多粗糙的条纹，石缸里面是泡好的黄豆，她双手一上一下的握住木擀，沿着石缸内壁旋转磨动，黄豆在这一圈圈磨动下成了一团团白色豆粉。我看着好奇，试了试，才知道不仅石缸重，而且手臂挥一会儿就感到发麻，使不上劲。可大姨却毫不费劲，反而游刃有余。大姨将豆粉放入锅里，添上水，煮沸，再用纱布过滤掉豆渣，过滤后的豆浆放上白糖。一碗白花花的豆浆缓缓入胃，心里暖暖的，甜甜的，仿佛生活再多的苦，都会如黄豆般被磨成了一碗入口的营养。豆渣也不浪费，放上面粉，调好味，搅拌均匀，捏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豆饼，放锅里一蒸，就成了一顿清新可口的早餐。
　　 大姨会的东西很多，但她吃的极为清淡，因为她身体并不很好。再加上前几年表哥欠下赌债躲起来再没有音讯，雪上加霜的大姨便一下子苍老几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信佛，光是求神拜佛，她都去过各地庙宇，拜过各路菩萨，然而命运并未给予垂怜。头疼、腰痛、手无力、腿疼……身体各处仿佛串通一气，轮流要施以痛击。如今她带着孙儿孙女相依为命，一年一年的等待表哥归家。她在村里的小学食堂为老师做饭，一个月挣些零花钱补贴家用，再加上表姐时不时给予些帮助，日子暂且勉强应付得过去，但内心深处的那丝念念不忘，却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回响。
　　 她是个在风雨中矗立的女人，一如过去，亦如现在。
　　 但愿，大姨能在风雨之后等来一片彩虹。
　　
　　 （三）开在彼岸的女人花
　　
　　 相比外婆的苦海，大姨的风雨，母亲则是在彼岸。
　　 这样来说，母亲是比较幸运的。然而，母亲这一路走来，却同样走的不容易。
　　 我还没有脱奶那时，母亲跟着父亲出门在外，住的是租房。父亲好赌，经常下班晚归。母亲一天到晚待在房间，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不敢独自外出，只能哄着我，等父亲回来。后来我脱奶了，放家里给爷爷奶奶抚养，母亲便跟着父亲开始在外务工，做学徒，学制衣。母亲是个很有悟性的人，学东西快，学广东话也快。在那时，我身上所穿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夜里踩着缝纫机一针一线缝制成的。
　　 我再大些时候，父亲在几兄弟的帮助下，自己开了厂，母亲则成了老板娘。生意渐有声色，父亲便开始陪着一群狐朋狗友胡吃海喝，抽烟赌博，几乎不怎么管理工厂。母亲私下多次跟父亲沟通，却反被斥责，吵过打过之后依然没有效果，无奈只能抹着眼泪暗自伤心。那时候气不过来，母亲便自个儿喝起了酒，想借酒消愁，可酒入咽喉愁三分，反而把自己的胃和喉咙喝坏了。苦闷、失意、还有深深的忧愁，母亲有心有顾虑，始终放心不下我们两兄弟。好多时候母亲都曾跟我说过，如果不是为了我们两兄弟，她那时肯定就离婚了。
　　 心里有了念想，母亲便开始振作起来。她开始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开始整理单据、跟进货物生产进度、检查货物的品质、算账、算工资，还有每天买菜给员工做饭。她开始为以后做一些打算，每月预留一部分钱自个儿藏好，每年回家过年时，便将这部分钱存进了银行，买了当时的分红保险，定期有五年的，有八年的，然后把账户和单据放在大姨家，托大姨保管。这些事情，我在小学就知道了，但我父亲却直到去年建房时母亲才告诉他。用母亲的话讲，这些事情你们两个儿子知道就行了，我放心，但千万不要跟别人透露，尤其是你父亲，他管不住自己的。兴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也总会为自己预留一些闲钱，暗自存放，留作必要之用。
　　 事实证明母亲是对的。母亲劝父亲，趁着生意好做能赚钱把房子装修下，多置备些家具总归是好的。但父亲不以为意，没有答应。后来父亲因为经营不善，不得不关闭工厂，重新走上为别人打工的老路。父亲受不得气，时常会同别人吵，仍是母亲私下里同人家道歉，才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和恩怨。
　　 我高中毕业之后，母亲考虑到父亲的脾气和习性，便商量去虎门租了一个房，自己拿货自己做。大概是压力大了，父亲也开始渐渐有所改变，每天在夜里十二点，楼道上总会响起缝纫机“轰轰轰”的声响，像摩托车加油门的声音，时长时短，时快时慢。那时，父亲去拿货，母亲一个人从一楼拉货上七楼，没有电梯，只有阶梯。生活在这种枯燥的节奏里，渐渐生出了新的气息。
　　 母亲是个积极乐观的人。她会有心事，但总会在电话里跟我诉说，无论好的坏的，她都一股脑儿地坦露，而我则自动过滤掉她的负面情绪，然后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分解她的忧虑。她总会在午后，用手机连上音响，播放她喜欢的歌曲，有草原上欢快的情歌，有荡气悠扬的红歌，也有婉转缠绵的网络歌曲，嘴里哼哼的跟着唱着，便把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统统唱了出来，于是内心的艰辛苦累都成了曲调，一并随了歌声远去。
　　 我始终感谢母亲所做的一切，她以她的方式让我得以积极的向上。她就是开在彼岸的一朵女人花，不分季节的绽放着，时刻为我指明彼岸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