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社组织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孟姗慷慨激昂的演讲轰动了全场，得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称赞。主任说，孟姗为推动革命运动做出了贡献，按当初的说法叫做“捍卫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此，她的命运顺风顺水。
　　 孟姗身材矮小，长相奇特。五官很不匀称，除了嘴大，其余都小。眼睛只有常人的一半大，且爱迷成一条细缝看人；眉毛细而淡，酷似用浅色笔画出的细线；鼻子小且窄，就像是用刀刻在脸上的一块小疤痕；一双小耳朵挂在脸颊的两侧，头部一动，时隐时现；唯独嘴巴大得出奇，几乎占据了整个脸面的三分之一，据说她的口中能盛得下一个馒头。因此，人们都暗地里喊她大嘴。
　　 大嘴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口齿伶俐，善于演说；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经常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表现很积极。大嘴常以此为骄傲，时不时见她在村民聚集场合炫耀，尤其爱吹嘘自己的父亲。大嘴对政治很敏感，国家一出台政策，她就很快第一个发现，并讲给周围的人听，而且每次讲述总要跟上一句让人感到肉麻的赞颂：“中央领导真是英明啊！”大嘴说，关心政治，是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自己嘴大不是什么缺陷，而是自己的优势，自己嘴上的潜力很大。
　　 大嘴在第一次听到“大嘴”绰号时，很气愤，连续三天睡不着觉，但大嘴已经“化悲痛为力量了”，有人在路上曾听到她低声嘟囔：“都说我嘴大，我就在嘴上给你们来点厉害看看，让你们以后再也不敢小瞧我嘴大！”从此，她天天练习演讲、辩论、对话，刻意在讲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气氛的烘托上下工夫，并自学心理学，研究听众各种喜好，为满足多种心理需求打基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潜心自学，大嘴终于练就了一个战无不胜的铁嘴巴，且做到了应用自如，成了本村的演讲能手。
　　 大嘴的嘴功练得的确过硬，不论什么事，也不论事情办得怎样，只要经她的嘴加工，就变成祥和而激昂，并凸显出她的高贵。公社的这次群众大会，就是冲着她的名气，选定做演讲的。在这次演讲中，她用尽了各种技巧，语气抑扬顿挫，语调慷慨激昂。她在演讲中，大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大讲形势和政治的要求，既显现出上级的政治高调，又激发出基层干部的政治热情，会场上掌声雷动，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个不足两小时的演讲，竟发生了十多次会场高潮。演讲结束后，大嘴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功畅快，心里乐不可支。但她似乎听到有个人低声埋怨：“演讲内容与实际这样遥远，虽使我们产生了激昂的情绪，但头脑中依旧是空空如也。”
　　 “别乱发牢骚，这是搞政治运动，别让抓了你典型！”一个同伴及时制止。
　　 大嘴对此装聋作哑，试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从那人身边走过，可是，有个胆大的听众不管这些，在她走近时，偏偏发问：“你的演讲怎么就像说大话似的，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
　　 大嘴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上级号召我们政治挂帅，这些都是按上级精神讲的，什么说大话？你简直就不懂政治。”
　　 听众追问：“那你的演讲，是号召我们要具体干什么？”
　　 大嘴说：“就是要按上级的精神办啊！”
　　 听众又问：“上级精神到底让我们咋干？”
　　 大嘴支支吾吾说不清：“这个不好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那个，我管不着，只能管到这一步……”
　　 反正，大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官腔，回答模糊，问话的人听了就像喝了孟婆汤一样。然而，公社领导却并不这么看，革委会主任认为，大嘴的演讲引发了十多次会场高潮，既指明了政治方向，又昭示了组织威严，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按上级的程序要求，已完成了这次宣传任务。在接见大嘴时，主任对她的演讲予以高度评价。
　　 大嘴从此成了公社的演讲名嘴，经常出现于各种群众大会会场，前途因此变得一片光明。
　　 二
　　 大嘴成名之后，登台演讲成了常事，还主动替人写讲稿、设计会议程序，名气越来越大，身价越来越高，频频现身于各类政治场合中。
　　 文革中期，林彪叛逃失败，全国掀起了批林整风运动，开始纠正极左思潮。上级要求把批林和整风结合起来，和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嘴立时来了精神，心想：批林整风要求联系实际，要联系实际就得有过硬的政治行为。她把这次运动当成了机遇，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不过，这次发挥优势，不是用口头演讲，而是要采用书面陈述。她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编一个有关作风建设的文章，题目定为《二斤猪肉》，内容是：一个坏分子为逃避群众的批判，向自己送猪肉行贿，为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她拒不接受，对那个坏分子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经再三推敲、润色后，她把稿件交给了公社，并宣称：“这是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实，大嘴的这些拒绝行贿事例根本就不存在，都是为政治投机特意编造的。可在那个时代。这个假材料居然得到了公社领导的赏识，大嘴立时就被任命为公社妇联主席。
　　 三
　　 批林整风运动搞了还不到二年，就改成了批林批孔运动。上级要求，由批林整风时的纠左转为反右。因上级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公社干部们感觉眼花缭乱、不置可否。
　　 有人说：“应纠左，左倾脱离实际的危害太大了。”
　　 也有人说：“应批判极右，有人假左真右，更应批判。”
　　 还有人说：“原来搞纠左，现在又改为批右，形势的变化过快，现在是批左有风险，批右也有风险，万一形势再发生变化，批错可就出大事了。”
　　 公社干部的思想五花八门，一时难以统一。
　　 就在这个当口，对当前形势始终持拥护态度的大嘴站了出来，她说，按当前的形势要求办没错，即便错了，责任也不在基层。于是，她又发挥了自己的辩论特长，向公社领导陈述了看法。她说：“批林批孔是政治需求，现在由‘反左’改为‘反右’，没有什么错误，都是反坏人、反敌人，现在上级要求用‘反右’反敌人，完全正确，我们应该积极响应这个号召。”
　　 公社革委会主任听后，感觉大嘴的分析很正确：“孟姗主席，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个想法，今天你一说，我的思想更坚定了。”其实，公社革委会主任与大嘴的想法不同，他不是那种上级一号召就支持的幼稚考虑，他是反对这种或左或右的做法，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是怕惹出乱子不好交差，于是，同意了孟姗的见解。
　　 大嘴的看法得到领导同意后，立时感觉到高升的机遇来了，于是趁热打铁向主任提出一连串颇具政治色彩的主张，内容是：1、由大队干部组织，普遍召开群众大会；2、倡议农民忆苦思甜，安排穷苦人在群众大会上登台诉苦；3、群众大会要让贫下中农主导，让群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嘴的这些主张，都是搞政治的极端行为，她最善于干这种事。
　　 建议实施后，大嘴成了监督实施者，经常游走于各村群众会场，时不时还来一次政治演讲指导，她的登台诉苦做法搞得越来越红，时间不长，就被县革委会发现，并提拔她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四
　　 在文革时期，大嘴特别支持农村集体生产，她说：“农村集体生产，规模大、力量足，有助于农业丰收。而且能大规模唤醒农民削山填沟造地，开发大量耕地，我坚决坚决拥护，大寨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丰收，我看难！现在搞一大二公，农民没有直接利益，干活出工不出力，秋末平整土地时，农民都柱着铁锹不干活，铁锹把都快柱折了。还搞什么削山填沟造地，自然条件就那样，太不合算了！”一个同事极力反驳。
　　 大嘴一听有人反对，立时就发了怒，她用教训的口吻说：“你这是跟中央唱对台戏，很危险的。农村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都成一般常识了，你竟敢反对，我看你是该反省反省了，何况削山填沟造地已有成绩，难道这些新增的耕地是假的？”
　　 由于大嘴跟形势跟的紧，又打着政治招牌，那个同事不敢当面顶撞，虽然心里反对，但惧怕政治迫害，只好无奈地认输。
　　 可是，大嘴的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文革结束后，农村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她摇身一变，就成了改革先锋。于是，她又反对起“吃大锅饭”来，大嘴说：“那些年农村吃‘大锅饭’，农民穷得叮当响，不改变体制，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一大二公’是对生产力的限制啊！”她还说：“搞削山填沟造地，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我早就知道这个理，但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做。现在，国家拨乱反正，是该纠正的时候了！”大嘴的嘴怎么也能说，她的理变化得真快。
　　 当初反驳大嘴的那个同事听到后，故意调侃说：“一些农民说，农村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是让农民吃二遍苦，你不觉得这是搞复辟吗？”
　　 大嘴理直气壮，得意洋洋地说：“什么吃二遍苦！什么复辟？这都是不懂农村经济的缘故，改革只能让农民受益。我们有中央领导撑腰，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搞改革，你这人的觉悟该提高提高了！”
　　 反正，大嘴的嘴大，她怎么说也是理。
　　 其实，用教训的口气说话，是大嘴的常事，她总感得自己比别人高明。一次，一个同事批评她光说大话不办事，且有了确凿的证据。大嘴知道自己没理，但又觉得自己很失面子；于是，就用一种自认为幽默的方式反驳说：“你先别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苏轼是个大才子，佛印是个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一天，苏轼问佛印：‘你看看我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对佛印说：‘我看你就像一摊牛粪。’苏轼回家后就对苏小妹炫耀此事。苏小妹冷笑一下对哥哥说：‘参禅的人最讲究见心见性，佛印说看你像尊佛，他心中有佛；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这是她辩论失利时惯用的一种断章取义法，反正，她从来也不承认失败。
　　 同事清楚大嘴的德行，知道大嘴爱讲大话、空话，他也不想和大嘴这样僵持，怕费神。虽然心里感觉好笑，但又不想撕破面子。于是，故意装作心服口服的样子说：“还是孟副主任说的有理，我应好好向佛印学习。”
　　 大嘴听后，竟以为自己懂历史、有知识，用超常的辩论技巧制服了对方。顿时，心中孳生出了一种胜利的喜悦。
　　 在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中，大嘴时时刻刻施展着自己的嘴功，虽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却显示着自己对改革的政治态度，并用她的嘴功美化着自己的“羽毛”。上级选拔人才只看表面、不看实绩，于是，大嘴又被列入提拔的行列，不久就升任县农业局局长。
　　 五
　　 大嘴担任农业局局长后，许多事情都得自己独当一面地操作，说大话、空话的方式再也不适应新的工作了。上级的考核、县政府的催促、业务性工作的安排都成了她必做的工作，这令她工作压力倍增，明显地感受到了一种困惑和窘迫感。
　　 上任的第一天，她就经受了这种巨大的压力。刚在办公室坐定，土肥站站长小王就拿着年度计划和业务考核标准找她做决断，她看了又看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符号，心里没有一点主意，于是就安排站长说：“你找副局长定就可以了，这些具体业务还用我来操心！”一句话把站长打发走了。小王刚走，技术站站长小李就接踵而来，她又用同样的方式打发走了。一周中，各股站室官员川流不息地找她，有定计划的，有请示工作的，还有同事间的工作协调，她都没有办法解决，一股脑儿推给了分管的副局长。幸亏这两个副局长懂业务，替她分担了许多全局性业务任务，这才勉强推开了这些令她焦头烂额的工作。
　　 大嘴知道自己的业务能力有问题，但又没有什么办法化解，于是，她索性把业务工作全部托付给了副局长干，她自己只做文件签字、开会应付、参加全县活动等无关痛痒的事情。但是，依靠副局长干和局长亲自干明显不同，局里的工作渐渐地落了后，成了上级经常批评的对象。但是，县里的领导们并不关心这些业务，工作落后不落后？并无人问津。
　　 大嘴逐渐适应了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在单位起不到什么作用，让签字就签字，让签什么内容就签什么内容，让开会就开会，总之，让干什么就被动地干什么，和庙里的泥像差不多。但大嘴却有时间参加那些能露脸的活动了，她也更热衷于说大话、讲空话了。随着这些活动的增加，她渐渐地被媒体炒作成了女强人、名女人。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使各行各业步入了信息时代，名牌效应逐步得到了各界的认可和关注，各行各业也纷纷通过名人来宣传、标榜自己。基于此，大嘴又成了各行各业的宣传“抢手货”，在单位工作开幕式、学校开学典礼和企业开工典礼上，都留下了大嘴参与活动的踪迹。
　　 六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大嘴终于退休了。她再也没有机会参加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辩论和名人宣传了，她的生活渐渐步入了养老模式。她心里感到很烦躁，常为这种改变而落泪。为解除忧愁，她决定到社会上打工去。于是找到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帮忙，大嘴说：“你有好多企业关系，我闲在家里憋得慌，给我找个轻松点的地方打工吧。”
　　 朋友说：“你要做什么档次的工作？有月工资1500元的、2000元的、3000元的，还有月工资5000元的，你愿意做哪个？”
　　 大嘴说：“我做5000元的。”
　　 朋友说：“那我就和那个搞建筑的经理说说去。”
　　 几天后，大嘴在朋友的引领下来到建筑工地，经理安排大嘴做了房屋销售。
　　 这天，有几个顾客来看房屋，大嘴介绍说：“这里的房屋质量高，档次高，买一套吧。”
　　 顾客问：“质量和档次都高在哪里？请具体说一下。”
　　 大嘴无从下手。
　　 一会儿又来了一群顾客，大嘴又介绍：“这里的房屋质量高，档次高，买一套吧。”
　　 顾客问：“你们的房屋与本地的几个建筑商的比，有什么优势？”
　　 大嘴仍无从下手。
　　 连续做了一周房屋销售，一次也没有成功过，于是，她找经理辞职。她说：“我做不了房屋销售，顾客们不爱听我的。”大嘴只善于说大话，顾客们想听的都是关系金钱和质量的内容，她没有这个本事介绍，顾客们自然也就不爱听了。
　　 于是，大嘴又找那个朋友介绍别的工作。她说：“只要能解烦就行，挣得少点也无所谓。”朋友听后，又给她介绍了个门卫工作，月工资2000元。
　　 大嘴高高兴兴地又去上任，可刚干了三天就因与人吵架被除名。
　　 嗣后，朋友还给她介绍了几次工作，都因她的无法胜任而搞砸。
　　 经多次努力，大嘴也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只好呆在家里闲着。她心里愈来愈憋屈，经常与家人发生争执，渐渐地发展到逢人就主动迎上去辩论，弄得路人莫名其妙，觉得她是个怪人。可她不管这些，天天照例找人辩论，见到认识的人辩论，见到不认识的人也辩论，实在找不上人还和乞丐辩论，为了找到辩论的人，她甚至早出晚回，连中午饭都不回家吃。家人觉得她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就领着她到医院诊断，经过一系列测试，医生作出了最后的诊断，对她的家人说：“老人患上了雄辨症，这是一种顽固的精神病，得在精神病院长期调养，否则就有可能发展成雄辨狂，影响老人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