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77年，与今天的形势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刚刚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刚复出的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通过广播电台飞向全国各地，那时的中国，欢声雀跃，举国沸腾。
　　 我当时在河南省鹤壁市鹿楼公社杨小屯农场下乡，是一名已下乡三年的女知青。农场有知青500多人，天天下地劳动，吃粗粮、睡冷屋，出大力、流大汗，心情很是苦闷。1977年10月下旬，我从广播里听到党中央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立刻在农场报了名，不久，在农场领到了准考证。
　　 离正式考试的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于是，我回到母校鹤壁矿务局中学，参加复习班进行文化课“恶补”。十年“文革”期间，知识贬值，全国盛行“读书无用论”。那时候，许多青年人不知“三角函数”为何物，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他们多少年不碰书本，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当时，鹤壁市报考的人数有一万多人，年龄大致在20—35岁之间，绝大多数是城乡知识青年。
　　 1977年12月7日清晨，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鹤壁高中（老区）的考场。走进校园一看：啊，人真多，一水的年轻人，个个豪情万丈，走路象一阵风。我走进二楼西的考场时，教室里的座位已经全部坐满，我手持《准考证》坐在3组第一排。当时的监考老师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教师，带着眼镜，说话很和蔼。高考题目由各省、自治区自拟。7日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极具时代特色，叫《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二选一。8日上午考数学，发卷仅20分钟，考场的人几乎全交了白卷，跑光了，就剩下我自己。监考老师鼓励我说：“你别慌，好好答题，时间有的是！”我发挥最好的是考政治，拿了全市最高分95分，这得益于我平时好看报纸听广播。当时不考英语，理科考物理、化学；文科考历史、地里。
　　 当时全国参加77年高考的考生一共570万，仅录取了27.3万人，录取比例为29比1，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当时我的高考总成绩是247分（已超本科录取分数线，236分即可上河南大学），在全鹤壁市名列前茅。但在填报志愿上出了岔子（高考志愿由农场知青干部代填）。本来我完全可以上本科，但阴差阳错命运不济，最后被安阳师专（即后来的安阳师院）中文科录取。当时我已下乡3年多，回城无望，对这个录取结果也就接受了。
　　 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农场的带队干部送到我家的，全家人欣喜万分，好比自己的孩子中了举人一般，我母亲立刻放下饭碗，将这个喜从天降的大好消息告知左邻右舍。第二天，整个矿务局总机厂工人村都沸腾了，大家争抢来看从未见过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祝贺我考上了大学，那几日，我家挤满了前来道贺并取经的邻居。
　　 我1978年2月正式到安阳师专中文科报到，77届学生的学费、书费、生活住宿费全免。这是一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老学校，有着悠久的教育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校舍建筑古色古香，一水的青砖青瓦带廊带柱宽檐平房，冬暖夏凉。77届只有一个中文班，共42人（女生10名），全部来自豫北地区的城乡考生，绝大多数为农村考生。班上有数名已超30岁的同学，他（她）们撇下了年幼的孩子，只身前往安阳师专就读。
　　 河南省长垣县的农村考生刘增海，当时已30出头，家中有4个孩子，老大才7岁。他媳妇是一个农村妇女，在大队劳动挣工分。刘增海上了大学，家中的一切都扔给了媳妇，困难可想而知。亏了刘增海的父亲，当时是乡里的一个公办教师，有工资，不断接济大儿子，才使刘增海的4个孩子艰难成长。因为家庭负担太重，刘增海在学校的学习压力比谁都大。别人在寝室里嘻嘻哈哈，互相开玩笑，只有他躺在床上不吭声，用棉袄蒙着头，一个人长吁短叹。尽管压力大，但刘增海负重前行，在班中口碑极好，毕业后为河南省濮阳市电台副台长。入学那年我21岁，在班上属“小字辈”，天天快乐无比，不是画画，就是唱歌，再就是跟班上的同学们一起办黑板报。
　　 学校的老师绝大多数是从“文革”的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臭老九”，他们在“文革”十年的动乱中，受批判遭游斗，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接受改造，没有人格尊严，身心倍遭摧残。这些知识分子个个饱读诗书，极富才华。十年浩劫结束，他们恢复自由，彻底解放。回归课堂时，个个拂去风尘，精神焕发，满怀激情为我们授课。
　　 77级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学校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还不太完备，我们入校后，甚至连正规印刷的教材都没有。十年动乱，全国各高校一片混乱，老教科书惨遭焚毁，新教科书还没有编写出来。我们入校使用的教材书籍，全是手刻钢板一页一页油印的。但同学们的学习劲头异常刻苦，路灯下、被窝里，常有学生在读书。大家浑身充满了活力，旺盛的求学精神，合着青春的激情，燃烧在每个大学生的细胞里。我在学校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总分成绩在班上排名第四，单科（现代文学）成绩排名第一。我的作文，经常被写作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77级这届学生的素质很好，都是从农村、工厂、商店、学校、知青点选拔出来的精英。当时同学们正直青春年华，个个头脑聪慧、博闻强记、意气风发。课堂上，那些鬓发斑白的老师向我们系统传授中文专业知识，讲古今中外文学史和优秀作品赏析；同学们聚精会神，侧耳聆听，上课认真做笔记。大家视课堂为神圣的知识殿堂，象海绵吸水一样，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将老师课堂上的讲述牢牢记在心里。
　　 那时侯，学校食堂仅几张木制餐桌，学生喜欢在寝室里就餐。寝室没有饭桌，大家就将饭碗放在地上，找个小板凳或者小纸箱什么的，随便一坐，开始用餐。学校食堂的伙食很简单，小米稀饭、咸汤、馍、大米、卤面、咸菜、炒蔬菜，很少看见蛋肉。饭票和菜金全为学校免费发放，每月15—20元，女生勉强够吃，男生不大够，每天上午第四节课时，男生就开始饥肠辘辘了。大家最喜欢吃学校食堂的蒸卤面，管这叫“过共产主义生活”，敲着饭碗快步去食堂排队打饭。食堂里最好的菜，是皮渣炖油炸豆腐，根本不见肉，可同学们吃起来，那叫一个香。那时我们的饭碗，一个比一个吃得干净，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将剩饭剩菜往泔水桶里倒的情况。
　　 学生寝室的饭局，便是大家侃侃而谈、交流讨论的场所。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评价着老师的讲课内容和授课特色，模仿着老师的讲课神态。此时，大家抢着发言，各种新鲜名词，一串一串地往外蹦，各种千奇百怪的观点，也一条一条地往外倒。同学们边吃饭边讨论，将课堂上老师的授课内容，和着饭菜，一块吞到肚子里。
　　 晚上上晚自习，各个教室和学生阅览室灯火通明，座位坐得满满的。每个同学都在安安静静地读书，写笔记，很少有人往外溜。晚上10点熄灯，教室里的同学还不想走，于是，班长侯正玉就下令打扫卫生，用荡起的灰尘往外撵人。
　　 同学们回到各自寝室（无空调无暖气），洗涮完毕后上床躺下，于是，便拉开了高谈阔论的大幕。我们77级语文班的学生，无论男女，个个都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本领。同学聚齐后，小小宿舍立刻变成了激情沸腾的会议室，各位同学先是在蚊帐里逮蚊子，互相逗趣，然后就开始发表演说，交流见闻，讨论国家大事、抨击时弊。谈着谈着，就变成了激烈辩论，形成阵营，双方谁也不甘示弱，滔滔不绝地发表各自的高见。讲到高潮处，半夜12点还不肯收兵。我们隔壁宿舍是77级数学班的女同学，她们经常来敲我们的窗户，哀求我们“别喷啦，你们乱得我们没法睡觉啊！”啥时候隔壁的同学提出抗议了，我们女生寝室啥时候才消停。据说男生寝室也如此，常被隔壁同学提出噪声抗议。
　　 第二学年，学校从外地调过来好几位德高望众的优秀教师，还请来专业作家教我们如何搞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老师鼓励我们多读书，多思考，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课后，班里定期主办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同学们的作品，都可以在上边发表。中文科定期举办文学、书法、美术大赛，我就发挥绘画特长，利用业余时间给班上同学的文学作品配图。
　　 学校举行体育比赛，是同学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无论男女，特别喜欢打篮球和乒乓球。来自鹤壁的王国建，上学前在工厂里受过专业培训，安阳师专的乒乓球大赛，冠军非他莫属。只见他左手挥拍，抽拉削球，急如闪电。尤其是他的高抛发球绝技，颇有专业运动员的风采。男子篮球赛，我班回回第一，杜宝庆、李言生、岳喜山、刘国强等数名篮球健将，跑得快、投得准，在篮球场上潇洒矫健、活力四射。陈乔居是个活泼的女生，往往给男子篮球比赛当裁判，手势一打，哨音一响，全场的男运动员都得听她的。后来中文科专门组建了一支女子篮球队，吸引了我班好几个女同学参加，学校的篮球场上，经常能看到这支巾帼不让须眉篮球队的潇洒英姿。尤其是漂亮女生王建霞，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鸭蛋脸，五官俊秀。穿一身大红色球衣，运球跑起来就象一团火（王建霞毕业后任河南省濮阳市邮政局收投局局长）。学校的体育场、文艺大舞台、诗歌朗诵会、谜语大赛、美术书法展览室，都是同学们展示风采、激情燃烧的场所。77级中文班的同学们，个个信心十足，豪情万丈，没有一个孬种。
　　 三年的求学岁月很快就过去了，1980年12月，我们毕业了，未曾想成了“抢手货”。从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高考中断了整整11年，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77级的大学生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高等院校毕业生，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许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到人事部门去争夺人才。我们班上的大多数男生进了省、市党政机关，后来成了市级、县级、科级领导。我回到了故乡鹤壁市，由于当时鹤壁矿务局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矿务局组织部的领导跟鹤壁市人事局的领导吵了一架，指名道姓，将我这个本局子女强要了过来。从此，我与鹤煤结缘，先是到鹤煤矿中当高中教师，后到鹤煤新闻中心矿工报社搞新闻工作，其间，还兼任《河南省东方家庭报》的记者，《鹤壁日报》社的特约记者。
　　 来自河南林州红旗渠畔的宋建生，有着林县人的朴实与坚毅。他个头不高，很敦实，长相平平，扔到人堆里就找不着。宋建生在班里话不多，学习刻苦，平时很低调，在班里一点也不显眼。毕业后，平时低调的宋建生象一颗被埋没的珍珠，立刻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采。这个喝红旗渠水长大的年轻人，有着林县人能吃苦、为人厚道的品质和坚韧不拔的太行人性格。因为他工作努力、团结同志，工作成绩特别突出。没几年功夫，宋建生就被提拔为河南省安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他来自太行山老区农村，苦难中长大，到机关工作后，接受了党多年的教育和组织培养，作风平实、待人谦和，后升任安阳市人事局局长，编办主任（正县级）。2009年，宋建生晋升为安阳市政协副主席（副厅级）。
　　 对宋建生的成功，有些同学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在班里实在是太普通太不显眼了。但宋建生不负众望，身为副厅级领导，没一点官架子，见了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们，那叫一个亲。2007年5月，安阳师院校庆时，分别了27年的77级中文班的同学首次聚会，把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也请来了，大家见面个个激动万分。宋建生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安排宾馆饭店，又是联系车辆。身为局长，宋建生亲自从面包车上往下卸一提一提的矿泉水，然后一瓶一瓶地送到老师和同学们手中，忙得满头是汗。
　　 2007年同学大聚会以后，我跟宋建生整整10年没见面了。今年我参加了班级微信群，又和宋建生在手机里碰面了。他依然质朴，象太行山的石头那样，问啥说啥，实在得很，没半点官架子。我问他的家里情况，他将自己和孙子的照片以及孙子的书法帖子，“哗、哗、哗”地贴出来，并明确表示妻子的照片没有好看的，等照出好看的一定贴出来让同学们都看看。
　　 再就是牛在远，课堂上我俩之间的座位相差只有半米多，他来自河南省浚县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衣服破旧，毛边布鞋，我从来没见他穿过新衣裳。毕业时，牛在远娶了个农村媳妇。当时学校有援藏任务，77级的毕业生如果谁去西藏工作，国家负责安排家属的工作及户口。为了这，牛仔远毅然决然选择去西藏工作。我们都看过纪录片《孔繁森》，当时西藏阿里地区冰天雪地、气候恶劣、地震频发，缺医少药，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不毛之地。当地西藏牧民的生活状况极其困难，缺衣缺粮，教育十分落后。
　　 牛在远在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做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并且一待就是10年。他不怕吃苦，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就象当时的孔繁森那样，在冰天雪地里，他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和知识才华，奉献给了西藏牧民，为落后的藏区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牛在远的工作相当出色，多次受到西藏教育部门的表彰。援藏期满后，鉴于他的出色表现，母校安阳师院在本校又为他重新安排了工作，牛在远现在已是师院离退处的副处长。2007年77级中文班同学大聚会时，牛在远身穿一身笔挺的西服，微笑着、很礼貌地给每一位同学打招呼。但他对自己在西藏做出的巨大贡献，闭口不谈。
　　 全国77届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人数太少，但是极大地冲击了职场壁垒森严的关系网，开了“知识人才进入职场“的先河，使得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愈来愈浓厚。77届的大学毕业生走入工作岗位以后，绝大多数都成了各界精英和领军人物，有的直接进入了中央、省部领导层。
　　 1977年高考，是中国拨乱反正、向知识和文明的回归，是国家复兴的拐点。七七届大学生，成为这个时代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代人。对我们安阳师专中文科77届语文班的全体同学来说，是一种自豪和骄傲，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人生的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