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三弟给我打电话，说三叔的脑袋被驴踢了。说这话，你别误会。现在的乡村基本无驴，驴都去“东阿阿胶”厂或去“驴肉火烧店”了。三弟的意思是：我三叔竟然毫无来由地砸了村会计李建一“算盘”。如今，村会计住到乡医院不出来，显然是要给三叔一点颜色看了。三弟叫我无论如何也得回老家一趟。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会计呢？会计也是干部，而且是一个村掌握实权的干部。怎么说呢，我们兄弟几个向来与村会计李建关系良好，况且，李建又是我的学生，对我十分尊重。三叔那一算盘，多少带着我们家族的分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三叔那一算盘不是代表他个人的，村里人会说：不是他“老会计”侄子多，他敢拿算盘砸村会计吗？在我们农村就是这样，谁和谁打架了，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双方当事人，而是当事人背后的力量。比如：三叔砸了村会计，部分村民们会猜想是不是村书记对村会计有意见了？因为我是三叔“下一辈”的老大，村书记是我的妻子。这么一联系，好像村书记与村会计要“交恶”了。所以，处理好这件事，也是一种“维稳”活动。三弟跟我商量，要让三叔给村会计李建道个歉，接李建出院，把这件事平息下去。
　　 我知道，错在我们家三叔，道歉理所应当。我们家三叔也是“会计”，他用算盘砸人也算是“职业病”了。大集体那会儿，他用算盘砸过私自加公粮的村主任，砸过偷偷加“提留”的生产队长。生产队这一级的会计是大集体设置的“官职”，权力仅次于生产队长。大集体消失后，队长、会计这些最基层的干部还存在着，但是，政府取消公粮之后呢，生产队这一级的“官员”便被边缘化。怎么说呢，政府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对村民小组这一级干部，也就算“过河拆桥”了。
　　 我三叔当了30余年的会计，村庄上的人不叫他的名和姓，不论男女老少，背后一律称他为“老会计”。他虽然小学尚未毕业，识字不多，却打的一手好算盘。一般人的算盘是11柱或15柱，他的算盘19柱。大集体时，他夹个算盘到处转悠，谁要说工分算错了，粮食分少了，他马上端着算盘给你重算，一只手托着，一只手扒拉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口中念念有词“三下五去二，四下五落一，五去五进一”，片刻搞定，让你口服心服，无话可说。所以，多少年来，我们村庄基本没有发生因帐目不清而引起的争执。后来，有了计算器，有人挑战我三叔的算盘，找一个人念数字，看谁算得又快又准，比赛结果可想而知，挑战者统统败下阵来。
　　 三叔这个算盘是“御赐之物”。据说，分田到户第一年，乡里要上报总产量给县里，而这一年，生产力获得解放，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涨，收成明明比往年好很多，可数字却比往年少。党委书记连夜召集各村会计到会议室核算，13个村会计算出的数字13个样儿，没有相同的。书记急得抓耳挠腮。有人提议请我三叔去算。电话打到村支书家，村支书提着裤子往村庄上跑，把我三叔从被窝里揪起来，支书用自行车把他送到乡里，党委书记向他表明了时间的紧迫性，他二话没说，抓过来两只算盘，左右手一闪，上二下五，七珠各就各位。他端坐在桌前，一村接一村，13个村会计轮番读数字，我三叔右手一个“快动作”，左手“快动作重播”，一只手算，一只手验，十指气势如虹，“噼啪”之声如同爆豆。天亮时，两只算盘戛然而止，两个相同数字赫然出现在党委书记面前。党委书记不仅与他共进了一道早餐，还送给了他一只超长的算盘。从此，他更是算盘不离手了。
　　 三叔也有儿子和闺女，只是他们都在外地打工，还在城里买了房子，堂弟和堂妹劝三叔去城里住，三叔就是不听，他的倔脾气闻名遐迩，儿子、女儿也拿他没办法。其实，儿子、闺女迁就他，也不光是脾气问题，因为三婶去世早，是三叔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姐弟二人拉扯长大，他们不想跟爹爹使“犟劲儿”。要不，他们早把他给“绑架”到城里去了。
　　 三叔为什么“赖”在简陋破落的乡下？不知内情的，是因为那几亩土地；知道内情的，是他至今还恋着一个人——村会计李建的大表姐王秀英。
　　 三婶去世时，三叔确实动过“续弦”的心思。然而“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当初，王秀英要嫁我三叔，我二爷二奶拼命反对；我三叔脾气虽然倔，但他是个大孝子，秉承父母之命不可违的理念，稀里糊涂地把王秀英给甩了；而今，我三叔想娶王秀英，王秀英当然有理由“矜持”一把。怎么说呢？“矜持”或许还有点希望，要是“抵触”那就完了。
　　 王秀英是三叔的小学同学。上学期间感情很好，但到谈婚论嫁时，王秀英出了一次车祸，“司机”肇事后逃逸。好在王秀英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右腿骨折。到乡镇医院“正骨”后，落下后遗症，瘸了。农村人，腿要是瘸了，那就是最严重的“残疾”！我三叔当然不会嫌弃王秀英是个瘸子，但我二爷、二奶认为王秀英是独生女，如果结了婚，儿子得干两家的活儿。说不定还跟着“姓王”了。后来，王秀英怨恨我三叔，不肯做主娶她，即使“坐山招夫”，也不嫁到外村，她要看看我三叔能娶到什么样的“十全十美”的七仙女！这在我们农村就是“记仇”了。我二爷、二奶听到这话，赶紧找媒婆做媒，还说：“只要不瘸，俺就不嫌弃！”这又明显是针尖对麦芒了。
　　 我三叔当然没有娶到“七仙女”。“七仙女”能随随便便娶到吗？我三叔又不是“董永”。他娶的是邻村一个“普女”，人很健全，风风火火的，干活跟骡子一样快。我二爷二奶十分满足。这让王秀英颇为失望。由失望到嫉恨，对我三叔就更冷淡了。三婶在生下一女一子后，患乳腺癌去世。还不到30岁，说没就没了。此时，王秀英也招赘了一个丈夫，有了一个儿子。但王秀英与丈夫脾气不合，经常吵架、打架。丈夫不仅好吃懒做，还喜欢骂街，骂妻子不说，还骂岳父岳母，怎么说呢，“招赘”过来的男人骂岳父岳母，这是很少见的。最后，族内人看不过去，把王秀英“倒插门”的丈夫给“休”了。王秀英从此也成为单身女人。
　　 按说，两个“单身狗”，也算是“天作之合”。村上的好事之徒，开始走动撮合，但我二爷二奶还健在，所以，两个人还是牛郎织女似的，隔着一道“天河”。上世纪80年代末，我二爷二奶双双离世，三叔的个人空间才慢慢扩大。
　　 我三叔开始有意接触王秀英，但都被人家给轰出来了。我青年时期，跟我三叔关系非常好。他去王秀英家，叫我做“电灯泡”，我问这是什么道理？他说：“王秀英说了，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要单独去见她，决不让我进门。只好让大侄子陪我了。”我当“陪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俩坐屋里说话，我就主动去王秀英院子里“散步”。他们说些什么，我根本不关心。但每次去呆的时间都不长，最后都是我三叔被王秀英推出来，我三叔红着脸喊我快走。
　　 我三叔是个“算盘痴”，不仅走哪儿都带着算盘，跟人说话，也是三句不离算盘。人迷倒在算盘上，说话就不太靠谱。
　　 那天上午，天空飘着小雪，三叔又拉我去王秀英家。我们进屋时，王秀英正在火盆前烤火，三叔向我使个眼色，意思是让我去玩儿，我刚走到院子里，王秀英就喊我：“那谁，别出去了，院子里冷，过来烤火吧。”
　　 我说：“我不怕冷。”王秀英的院子里盖着小厨房，我就坐在灶门前的泥巴台子上看落雪。刚开始，我听见王秀英骂我三叔“不要脸”，声音不大，我听不太清。接着，我听见三叔说“想啊想的”，要王秀英嫁给他。说着说着，王秀英声音高了，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早干嘛去了你？好女不嫁二夫，你这是逼我出丑！”
　　 我三叔说：“那时俺妈寻死觅活的，俺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娶了你，一家子能好好过？好饭不怕晚，现在是啥时代了？离婚再嫁的人多了！我算过了，光咱们大队，离了再嫁的也有二十多个女人了。”说着，就拨拉算盘，说：“一队的王天霞，二队的李三妮，三队的刘丽，四队的袁光琴……整整二十一个女人，她们还都是不瘸不拐的呢！”
　　 王秀英听了心里不是味儿，说：“我是个瘸子，跟她们不一样。这辈子不会再嫁了！你别再死皮赖脸纠缠了好吧？”
　　 我三叔说：“瘸子咋了？现在干活都使机器了，又不用肩挑手提的。谁还在乎瘸不瘸呀！”
　　 本来三叔说的是实话，可王秀英又理解偏了：“你这么说，要是不使用机器，你就一辈子不会娶我的了？可见当初不想成这门亲事的，还是你这个不要脸的！”王秀英终身懊悔的就是“嫁错郎了”，她对三叔的记恨也就在这地方。
　　 我三叔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农村机械化了，体力活儿少了，瘸一条腿比瞎一只眼强多了。”那个时候，王秀英的眼还没有“瞎”。我三叔说这话，压根儿也没想到王秀英的眼睛以后会患上“白内障”。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的隐患到我三叔六十多岁的时候便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农村患“白内障”的很多，可谁也不知道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人们普遍认为人到老了，瞎一只眼或者两只眼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瞎婆婆、瞎老头，谁也没想过去医院就诊。
　　 后来我在镇子上买了房子，极少回老家了，我三叔向我诉苦，说没人陪他去见王秀英，他都快急疯了。我给他出个主意：“你可以公事公办，以会计的身份去见她，她就不会拒绝了。”
　　 我三叔听了甚喜，就提着算盘叩响了王秀英的门，人还在门外，算盘珠子就拨拉的“噼里啪啦”乱响。那时候每人每年交小麦280斤，作为国家的公粮和村组的“提留”，我三叔可以去下缴粮通知，可以送“公粮补贴款”。名正言顺地见王秀英两三次没问题。但又过几年，“公粮”也给取消了，我三叔就纠结死了。好在没多长时间，上边又有了“土地补贴”“种子补贴”什么的，农村人合称“地亩补帖”。我三叔去给王秀英算“地亩补贴款”时，使奸耍滑，他去一次只算一种，今天算“土地补贴”，明天算“种子补贴”，后天算“化肥补贴”。这样就能多看王秀英两眼。算着算着，王秀英的双眼就长了“白内障”，看人就模模糊糊的了。王秀英的眼长了“白内障”，她就想起我三叔说过的话。什么话？就是那句“瘸一条腿比瞎一只眼强多了”的话。不管我三叔如何求婚，王秀英老是拿那句话堵他，说瞎一只眼你就嫌弃，我现在瞎了两只眼，你还来干什么？王秀英患了“白内障”，她自己是不知道的。她母亲、她大姨都是六十多岁时瞎的，有人说是遗传，王秀英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有那么一点自卑自弃，心灰意冷了。
　　 王秀英的儿子跟好吃懒做的爹缘分不浅，90年代爷儿俩一同去江苏吴江打工，混得不错，还在那里买了房。在爹的怂恿下，儿子越来越疏远了母亲，逢年过节也不回来了。乡政府改“土地补贴”现金发放为银行“打款”之后，他把存折也带走了，还带头“流转”了责任田，王秀英的生活费只有靠那点养老金和村里的“低保”费了。
　　 有一次，王秀英的儿子回来，刚进村，迎面碰上了我三叔，我三叔二话不说，上去揪住了那小子的衣领子，说：“好小子，你把田地给人家种，让你妈喝西北风吗？”
　　 那小子说：“关你屁事儿？俺妈一个瞎婆婆，还咋种地？”
　　 我三叔说：“我给你带着种，也比流转给别人强！一亩地300块，给的是萝卜白菜的价，你他妈也能接受？”
　　 那小子说：“你是俺什么人？管这么多闲事儿！不是你个老鬼，俺妈还不会跟俺爹离婚呢！俺妈跟俺爹离婚，都是你个老鬼挑的事儿！”说着，“咚”的一拳打过来，我三叔躲闪不及，鼻子立即窜出殷红的血来。我三叔不是那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有修养的人，他是看在王秀英的面子上，不好意思拿算盘还击。他双目圆睁，恶狠狠地瞪着那小子。鼻血像涓涓小溪一样流到嘴巴上，又从他的嘴角一分为二，流到下巴上，流到衣裳上，他也不擦不抹的，弄得胸前血淋淋的，把那小子给吓坏了。要知道，我二弟、三弟，还有几个堂侄子都在家里，有一个看到了，他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那小子连家门都没敢进，撒丫子跑回吴江了。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敢回来呢。
　　 “土地补贴”款的发放改制后，我三叔彻底失业了，我三叔也就没有理由去见王秀英了。当然，我三叔是坚决反对“土地补贴款”由银行打“本”的，他因此去找过李建，让李建把他那个村民小组的“土地补贴款”交给他发放，还保证绝不贪污村民一分钱，错一分钱陪一百块。李建告诉他：“这是乡政府财政所管的事儿，与我们村里无关，要找你去找财政所好了。”
　　 我三叔说：“要是老党委书记还在，你以为我不敢去找呀？”三叔说的“老党委书记”就是送给他超长算盘的那位。李建说：“现在财政所陈所长是你大侄子张老师的学生，你可以问问你大侄子。”我三叔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找陈所长把我们村民组的“补贴款”要回来，由他来发给村民。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为了王秀英。但你为了王秀英，也要量力而行呀！乡财政所不可能把一个村民小组像后娘养的一样给撇开吧？况且，“土地补贴款”发放方式的改进，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杜绝贪污挪用，保障农民权益的有效手段，谁能阻止的了呢？我费了半天口舌，才把他给说明白了。我想，村会计李建让他来找我，也是怕说不明白，被三叔给“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