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0年的端午节是6月16日，我在欧洲生活也近二十年，虽然也有几次回国探亲，但只有一次在故乡过端午节。作为三明市三元区的当地人，与别处有些不同，祖祖辈辈相传至今，邓氏在农历五月初五过端午节，而其它姓氏就在五月初四过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也会打个电话给亲人，老婆的娘家是李氏，初四过端午节，她年年都比我早一天打电话给父母。由于现居住的地方，跟家乡的地理位置不同，正常情况端午节前后并没有下雨，河流自然不会涨水，然而这年例外，却下雨了。晚上，我站在自家凉台上，看着飘洒的雨丝，心里琢磨着：这年端午节的日子很特别，真巧，我出国那年的端午节也是6月16日，也是第一次没在故乡过端午节。风风雨雨过了这么多年，这年的端午节，我像往年一样，依然会唱《龙船歌》，以及回想着从前往事：年轻时跟同堡一块长大的发小们一边划龙船，一边唱龙船歌的情景历历在目。与其不同的是，这年的端午节，我做了一个决定，也是这晚开始整理第一篇文章《我是这样过端午节》：
　　 我是这样过端午节，家门前要挂着菖蒲。小时候听爷爷说能避邪，我现在对孩子说要驱邪。爷爷用他的方式说避邪，我用我的方式说驱邪。我想烧一大锅菖蒲水，洗个澡，好活动全身的关节。我找不到菖蒲，原先长菖蒲的地方已经被征用，耸立着高楼大厦都能把阳光遮挡，横走竖走都是宽大的街。
　　 我想“炒五毒”当下酒菜，可是那些韭菜、茭草、木耳、银鱼和虾米都快变成了蟾蜍、蜘蛛、蜈蚣、蛇和蝎。现在的食物藏毒何止毒坏人血，上长脑癌，下长结石，这也只是轻描淡写。我想喝雄黄酒能够解毒，然而也怕酒里掺毒，如果不能以毒攻毒，谁还敢多喝些？
　　 我第一次去看划龙船是跟着爷爷，岸上通到河底是一条长长的石板阶，日晒雨淋的石板阶就像历史的台阶，未来看不见犹如伸到河水下面的台阶。爷爷说：他第一次看划龙船也是跟着爷爷，爷孙俩把提来的粽子挂在河岸的柳枝上，那时侯的穷人包不起粽子，就可以来这里吃些。爷爷和我并没有提来粽子走石阶，就说这“破四旧”的年月，要是真把粽子挂在柳枝上，就算心存善良也压不了邪，肯定会被人抓起来，弄不好会被挂牌游街。爷爷说等我做了爷爷，情况一定会好些，带着孙子来看划龙船的时侯，粽子一定要多带些。
　　 轰轰烈烈真狂野，亲亲切切假和谐，砸烂一个旧世界，声声高喊万岁爷。敢斗亲爹，敢斗亲爷，激情燃烧红如血。也敢造孽，也敢入邪，文革震动满朝野。第二年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端午节，所有的龙船都被红卫兵砸裂，一把火把梦都烧成了灰烬，腥风血雨，哀鸿遍野。从此爷爷没有了笑脸，心似子规啼血，我做孙子的，心也是空空如也。
　　 过了十几年以后的那年那月，又快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兴高采烈，村头的大坪上在做新龙船，似乎解开了扎在心头的那个结。我到河里划龙船，逗着激流如情感倾泻，逆水而上学会唱龙船歌，唱得很有音节。有很多新一辈的人听不懂原生态，还怪年老的人嗓子涩得像什么卡住了喉结，个个划船人身强力壮，不会唱龙船歌的人只好发出：嘢！嘢！嘢！
　　 我还没有做爷爷也想粽子多带些，可是，岸边没有了柳树也没有了石阶，如果把粽子随便挂在什么树枝上，尽管如今也有穷人包不起粽子，估计也没有谁肯吃些。怕吃了中什么毒，会遭更大的罪，上医院没钱没医生理睬，还会痛得喊娘叫爹。
　　 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闯荡世界，估计好几年不能在家乡过端午节，还没有到端午节就站在岸边，唱着龙船歌让心里好受些。我去的地方没有端午节，更爱看屈原的诗，翻了一页又一页。想包粽子也找不到粽叶，更不用说划龙船，我只好唱着龙船歌，让心里好受些。
　　 我唱着唱着就可以划龙船多些，包好的粽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只记住了爷爷说的话，似乎变得沉重了些。多带些粽子到河边，挂在柳枝上也多些，算是祭品、算是食品，也让心里好受些。我看到岸边长了很多菖蒲，带些回家，挂在门前，真是兴高采烈。烧一锅菖蒲水，洗澡的时间也多一些，然后喝着雄黄酒，把里里外外的毒都解一解。全身轻松把诗写：端午节，诗人节，忧国忧民做人杰！我虽然唱着龙船歌不停歇，仿佛呐喊一般：嘢——嘢——嘢——当我从睡床上醒来，才知道自己依然是在梦乡里过端午节。
　　 2010年的端午节，这晚，我究竟做了什么决定呢？还得交代一些从前的往事：那一年，我回国，也在故乡过端午节，然而有人告诉我，正是1994年的涨大水，把龙船冲走了，也就没法划龙船。沙溪河变得冷冷清清，即便站在岸上，当然也听不到有人唱龙船歌。面对着旧城改造而新建的高楼大厦，那些老宅已经荡然无存，以及祖祖辈辈凝聚而成的乡情，仿佛也被拆迁所拆掉了。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酷爱乡土文化，也许离开故乡，浪迹天涯，或许乡愁之情促使一个游子思索一些本土文化的相关问题。过没几天，我又离开了故乡，但是，即便身在异国他乡，也能为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做些事情，因为现在是网络世界，能把万里之遥瞬间变成咫尺之近。
　　 2010年4月，我从网络得知，三明市梅列区成立了“以非遗宣传、保护、传承为宗旨的纯民间社团，即‘非遗协会’”。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创作了不少本土民歌，录好清唱。事后我才知道，梅列成立“非遗协会”那天，召集了很多乡民，有人将我的清唱在会场上播放，正是浓浓的乡音，备受父老乡亲的喜爱。2010年4月18日，今日三明论坛发表一个帖子《三明原住民非物质文化视频集锦》，打开一看，其中就有一边划龙船，一边唱龙船歌。我想，还得为故乡本土文化做些什么事情呢？
　　 一段时间下来，经过再三思考，反复掂量，甚至有时夜不能入眠，终于还是做出决定。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几年下来，一发不可收，直到我整理这篇文章，已经是2016年的端午节，居然还没法将文章发表于世，那么，一定会有读者这样问：“这六年来，你在做什么呢？”例如说到《龙船歌》，自然就与龙舟文化有关，再追溯就得谈到端午节，以及流域文化，环环相扣，盘根错节，枝蔓繁多。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完毕，需要大量的文字叙述，后面的文章自然会交代得清清楚楚。
　　
　　 一、文化传承
　　 众所周知，闽江上游有三大支流：北源为建溪；中源称富屯溪；正源是沙溪。任何地方的《龙船歌》，都是起源于水域，道理很简单，先要有龙船，才会有龙船歌，而龙舟离不开水。像许多河流孕育着两岸文化一样，五溪融汇的沙溪河滚滚东流，潺潺延绵，日夜不息。季节的转换，阴天雨落与艳阳高照，只是河床或宽或窄和水深水浅，但从不干枯，溅起的朵朵浪花，仿佛述说着两岸文化与别处不同的独特性。说到《三元龙船歌》，自然就要说到沙溪流域，正是这条闽江的南源支流，才孕育出端午节的风俗歌曲。
　　 同样是山，同样是水，同样是城乡，却有不同之处，因为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人群迁徙和地域变化等诸多关系，促成龙舟文化的多元性，以至于发展成旱地“游龙船”，有的地方叫“游花船”，或叫“游龙灯”，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孕育出“十里一乡俗”，就有许多原生态民谣也从水域走到岸上、从节日走向日常，渐渐地也形成了当地的风俗歌曲，这些就叫《旱龙船歌》。从严格意义上讲，一边在水上划龙船，一边唱龙船歌，才能称为木浆上的民谣——正宗的《龙船歌》，《三元龙船歌》就是这一类。也正因为几百年来都有传唱水上《龙船歌》，反倒没有产生岸上的“旱龙船歌”。
　　 祖先虽然留给我们的有划龙船和龙船歌，应属于沙溪文化，但因为时代的变迁，按现在习惯的说法：属于三明文化。而三明的由来，是在1956年将三元县与明溪县合并为三明县；1960年又改为三明市；1983年由地辖市改为省辖市，实行市带县的新体制，至今未变。虽然管辖的地域大了，但是这么一来，三明文化的概念也随着岁月而变化。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说，地名的沿袭也属于此范畴，时代在发展，三明是发展而来的地名，但是，有些文化并没有发展，却因为更换地名，随之加以冠名而已，例如《三元龙船歌》就属于这种现象，变成了《三明龙船歌》：一边划龙船，还是一边唱着古老的龙船歌，唱的是方言。从严格意义上，活动形式和语言还是停留在传承的层面，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试问：龙船歌唱的是什么语言？答：三明方言。再问：三明有方言吗？再答：三明当然有方言。还问：1956年以后才有“三明”，哪一片土地是从1956年以后才有的方言？冠以三明方言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因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我跟一些三明人谈起过这事，几乎都说三明有方言（指市区方言），也几乎都犯了习惯性错误和语言概念混淆性错误，因为方言是传承而来的，三明是发展而来的，两者硬拼凑在一起，等于是矛盾组合体，那些各地的方言只有说原先的地名，概念才会准确。所以我说，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到目前为止，没有属于三明的龙船歌，现有的是三元、梅列和周边地方的龙船歌，唱的是当地的方言。
　　 再来谈谈历史文化背景，三明毕竟是小城市，加上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期，大量地移民涌入，如排山倒海之势，人数之多远超原居民，用当地方言来说：被包成米果馅了。虽然几十年来还是有人想传承原居民文化，但是有局限性的，往往力不从心，举步维艰。换句话说，在市区的原居民文化已不是主流，被边缘化了，何况还有人为的破坏。最为严重的是破四旧时期，文化大革命也把龙船的命都革掉了，公开场合没人敢唱龙船歌，久而久之，甚至许多本土文化传承也面临着断代的危机。
　　 全国各地都一样，文化大革命也革掉了龙船的命，没法划龙船，也就没法唱《龙船歌》。改革开放以后，就像春风吹去了寒冷的季节，万象更新，父老乡亲渴望回归传统文化，也同样面临着相同的处境，当地人等于是从一片废墟中重新传承龙舟文化。这段时期，三明市区老住宅区依然还在，一户挨着一户，坊堡街巷还是邻里，祖祖辈辈形成的本土文化的凝聚力并未消失。街坊邻里的父老乡亲，无论谁遇见谁，一开口说话，就有了浓浓的乡音乡情，以及乡园、乡俗、乡韵、乡魂等基石，依旧深深地扎在原居民的心田里。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在写这段文字时，不仅仅还清楚地记得当初的情景，甚至像放映电影一般，那些镜头一幕幕声情并茂地涌现在眼前：那天晚上有人到我家，通知一声，哪天晚上在村头大坪上，要召开全堡人商讨如何重新做龙船，家家户户都得有人出面。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参与民间自发的活动，就是商讨如何做龙舟。此事八字还没一撇，有一位老人带来了唢呐，就在村头大坪上吹起了龙船歌的旋律，也有老人唱起了龙船歌，可见龙船歌首当回归龙船文化的牵头羊。
　　 老人不用出外干活，在家养老自然有时间，身体健康者就会出外走动，来聚集的人数也多些，很显然成了这次民间活动的带头人；三十年代出生的人，正值人到中年，也是一家的顶梁柱，当地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收工也迟，来大坪聚集也比较迟；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文革前就有划过龙船歌，虽然停了十来年，多多少少也能唱些龙船歌；50年代出生的人就算年轻一辈，文革前还是未成年，不可能划龙船，但至少听过龙船歌，耳熟能详；6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是属于“最年轻的一辈人”，对龙船歌却是一无所知。总之，从这天开始，龙船歌又在父老乡亲中传唱开了。随后的日子里，只要看见有人围聚在城头村尾，或路边门前，都能听到有人唱起龙船歌，甚至还有小孩跟着学唱，一时间不亚于传唱流行歌曲，仿佛也成了时下的时髦之举。
　　 正因为家家户户出资，加上老人们极力传承这种文化，中年人出面挑大梁，年轻人都得参与。有史以来，沙溪流域任何一处做龙船，都没有这次艰难，祖传下来的山已经不是私有的，收为集体又分给了外来移民，我们堡几十人一同上山砍伐，原本事先有人已经跟那里的农民谈好了，可是对方临时变卦，五六个男人居然站在路口阻拦我们上山。同去的几乎是农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个个血气方刚，得理不饶人，就像点着了火药一般，于是双方争吵。六七个人围着一个人，一张嘴哪能辩得过七嘴八舌？人多势众，甚至推搡，险些就要群殴。好在有几个中年人带队，极力劝说大家要冷静，经过双方再次协商，我们才上山砍伐，有人就在山上唱起了龙船歌，可见热情高涨。
　　 三元和梅列各个村堡的当地人都新做龙船，基本相同，老辈人出面，又是打鼓，又是吹唢呐，传教青年人唱龙船歌。于是旧貌变新颜，每年在端午节前后的沙溪河中，摇曳着一条条龙船，划起了朵朵浪花，引来两岸观看的人，数不胜数。鼓声、唢呐声、以及高亢激昂，柔美悠扬的龙船歌，响彻四方，也成了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因为一边划龙船，一边唱龙船歌是此地的风俗，新一代人才学会唱龙船歌，以至于加深了感情。这段时间，原居民基本上还是以文化的传承为宗旨，但从龙船歌来讲，不仅仅传承老的龙船歌，已经有人写了不少的新龙船歌，只是当初的条件有限，只能刻蜡纸、油印、钉成小册子。我当时就有收集一本《龙船歌》，老的新的龙船歌加起来都超过了二百首。但是，我从未听到有人划龙船时唱新编的龙船歌，等于那些新龙船歌只停留在收编的小册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