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为纪念那个跳江自尽的爱国诗人屈原，由此想到他的悲惨命运。
　　 屈原是一个正直敢于说真话的天真、幼稚和热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他为何跳江而死？因为诗人不具备封建政治家的深沉、老练和冷酷。屈原这个文学家的天真、幼稚和热情与政治家的深沉、老练与冷酷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政治家起码的素质是撒谎说假话，除此之外还会随机应变，投其所好。
　　 屈原算什么？按他的地位——楚国掌握昭屈、景三姓贵族旳三闾大夫，还担任过和楚王议论国事，替楚王草拟诏令以及接待外宾的左徒，应该属于政治家，但他缺乏政治家应具备的成熟、老练、冷酷，特别是不会撒谎，一味地直来直去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明知楚怀王是个专横而自负的昏王，他却偏偏要为他办事，明知朝中靳尚，上官大夫公子兰一伙奸人联合排挤中伤他，他却偏偏要和他们较量，他的处境当然不会好。再加上楚怀王儿子楚顷襄王不大信任他，靳尚又在楚顷襄王面前挑拨诬陷，这样火上加油，终于把他整下课送去湘南流放。
　　 屈原怀着一腔委屈和悲愤，独自一个人在汩罗江抒发他的《离骚》，一个渔夫看见他如此模样，便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么？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屈原回答说：“世上的人都喝醉了酒，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世上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干净的，所以才被放逐到了这儿来！”
　　 仅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出屈原不是政治家，只能是位天真、幼稚而富于激情的诗人。政治家最注重的是含蓄和模棱两可。像屈原却一针见血地揭露腐败现实和龌龊小人当道的政体，怎么不遭那些腐败政体和龌龊小人的整治呢。难怪当屈原力劝楚顷襄王联络诸侯共同对抗秦，以洗雪楚怀王被秦国囚禁而死的耻辱时，靳尚乘机在楚顷襄王面前造谣说：“大王没听见屈原数落你么？他对别人说‘大王忘了秦国的杀父之仇，是不孝；公子兰不主张抗秦是不忠。楚国的君臣全是不忠不孝之人，国家很快就要灭亡了’。”
　　 楚顷襄王本身就是个昏君，听到这些话如何不气，立即下令将屈原革职流放。
　　 端午节纪念屈原，不得不让人反思，想想中国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地遭受政治迫害的悲剧，像屈原这样真正有灵魂的知识分子，是思想主宰的个体，不会人云亦云，趋炎附势，上下钻营，而是少有的唯能可贵的独立人格，也就是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精神。但是，现实中知识分子一旦露出强烈的个性，都是政治家所不能容忍的。
　　 翻开历史，知识分子从政的悲剧就显露无余：孔子郁郁不得志，司马迁受宫刑，嵇康被司马氏所杀，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被迫出家死在佛寺中，程子昂死于县令之手，王昌龄被刺史所杀，李煜，是中国古代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是他把词从“诗余”的，狭窄的，浮华的“花间派”中突破出来，显示出词在表现生活和抒发感情上的强大能力；可以说，没有李煜的词，宋代的词就不可能那样快速地高度地繁荣和发展。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堪称中国诗词的千古绝唱，类似美不胜收的作品，使李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显赫的地位。然而，他在政治上是个极端的弱者，他是南唐的最后一个国君，最后也被押往开封囚禁。
　　 还是谭嗣同说的透彻：中国两千年来的政体，是清一色的秦王朝专制政体，统治者全是祸国殃民的大盗，两千年来的学说，是荀子的哲学，全是坑害人民的鬼话……
　　 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说都是遭受权力摧残折磨而用鲜血写成的历史。
　　 难怪当今真正做学问的人逐渐变少，而把做学问当作做官的敲门砖的人越来越多，就连从事教育多年的都朝公务员队伍钻。吹喇叭说假话的无骨、软骨、奴骨越来越多，否则不会出现学术腐败，不会大学行政化，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鱼肉百姓的“蚊子”“蛀虫”。
　　 如屈原老头子知道，他恐怕会捶胸顿脚口吐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