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桥江，湖南溆浦的大镇名镇。从圣人山逶迤而来的四都河流过桥江的丘陵平地。河的两岸，一马平川的肥田沃土，水稻、棉花、柑桔、甜蔗等农作物久负盛名，让桥江收获了一轮又一轮金谷满仓的丰稔岁月。溆浦是有名的产粮大县，桥江就是溆浦的大粮仓。丰富的物产资源，又地处湘西与湘中过度地带，历史上的桥江当之无愧是大湘西的商贸重地。这样的地方就是丰饶富庶、物华天宝的代名词。土肥水美的章池村，就座落在这片湘西文化与湘中文化兼而有之的土地上。
　　 章池村，本文主人翁严如熤人生起步的地方。一座低矮的小山坡，参差不齐的新楼旧屋，依山而建，梯级式的向上延伸。远望，一堵散发着明清气息的马头高墙，几幢灰瓦覆盖的老式木屋摇摇欲坠，那就是严如熤的故居，当地人称为严家大院。
　　 岁月多情，把平淡化为神奇；岁月无情，让神奇化为腐朽，神圣化为扑拙。如今的严家大院，断墙残壁，门破窗斜，蛛网如帘，不闻梁上燕子呢喃，却听草间秋虫低吟。但是，衰草遍地、危墙数面的破败景象，还是让人依稀感受那种属于大户人家才有的阔绰气概。
　　 据严氏族人介绍，现在的严如熤故居，只是严家大院子的一小部分。大院子先后经历了两次折腾，直到支离破碎。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的公共食堂设在严家大院里，全队男女老少一日三餐都在大院里进行。为了适应公共场所的需要，木匠们挥斧拉锯，一部分建筑改头换面。
　　 另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院里有人违背生育计划，超生孩子。当时，拆屋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惩罚手段，又一些建筑在“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的计生风暴中樑断瓦飞。这两次折腾让严家大院元气大伤。穷则思变，富也思变。进入改革开放后，严家大院子里的人们口袋鼓了起来，紧跟潮流，旧去新来，多少代人用柴烟熏腊的旧房子被推倒在地，新式的楼房拔地而起，这让仅存的旧式木楼瓦屋显得更加老气横秋，更加沧桑破败，如同耄耋老人，独自在寂静的时光里听风听雨，即便是在阳光灿烂春风浩荡的日子里，也似睡非睡，没精打采，沉浸在自己有过的美好岁月与风光往事里。
　　 据《清史稿》及陶澍撰的《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记载，严氏一族，宋代末年由浙江桐庐迁入溆浦。据此推算，迄今已历七、八百年。严如熤出生时，严氏族人在这块土地上至少也默默无闻地生活了五、六百年。
　　 《孟子•公孙丑》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严氏先人水陆迢迢，迁至溆浦，到严如熤出生，已经是一个“王者兴”的时光轮回。但是，五、六百年的香火传承，五、六百年的耕读传家，“王者兴”没有出现，但却迎来了“名世者”。这位“名世者”就是严如熤。
　　 严如熤生于清•乾隆重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卒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字炳文，又字苏亭，号乐园。现在能见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都对童年的严如熤赞美有加，如：聪明好学，读书一目十行，十三岁入溆浦当时的最高学府“卢峰书院”；从小热衷天文、地理、兵法等等。后人的这些赞誉，勾画了少年严如熤的大致轮廓，那就是好学上进，志向远大，少年有为。
　　 童年的严如熤在乡村里显山露水，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智慧与才干，得益于两个方面的恩赐：一是家风的耳濡目染。严如熤的八代先祖严秀于明•景泰年间参与朝廷“平苗”有功，但谢绝受封，不肯入朝为官。严秀不居功、不受碌的举动让朝廷感动，恩旨去世后入忠义祠，尊为乡贤。严祖为“国学生”，父为“贡生”。“国学生”即国子监的学生，就是今天的大学生。贡生即地方向朝廷推荐入国子监的学生，他们多是品学皆优，通过保举进入国子监的，相当于现在的“保送生”上大学。严如熤生在书香世家，名人之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用现在的话说，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二是地方文化的潜移默化。溆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屈原流放留下的“忧国忧民”的文化基因，一直给溆浦子民以深刻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在溆浦人的血液里激荡奔流。桥江系溆浦东南部重镇，西连湘西，东接湘中，具有湘西血性的雪峰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根深叶茂，具有湘中情怀的梅山文化也在这块土地上吐芳溢彩。这两种文化形成的独特氛围，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滋养，开拓人的视野，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性格。严如熤生于斯，长于斯，家风与地域，为他以后的人生前行，提供了足够的源动力。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年仅十三岁的严如熤，走进了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师承时任“山长”的著名经学家罗典。
　　 岳麓书院，千年学府，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也有说是名列榜首。它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清•光绪二十九(公元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办学机构。朱熹、张栻、王守仁等历代大师硕儒以及难以数计的大政要员、名流贤达，甚至皇帝，几乎都对岳麓书院心存敬意，尊崇备至。或执教讲学，或宦游揽胜，诗赋唱和，撰联题句，极尽文化之盛况。经久不衰的文化氛围，让岳麓书院名震今古，誉满天下，一直是历代布衣寒士的向往之地。到了当代，毛泽东、胡耀邦、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在任时忙里偷闲，移驾登临，或卸任后寻幽访古，感慨系之。当代学界的名家大师书院讲学也是大有人在，据不完全统计，仅1999年书院重开讲坛以来，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金庸等数十位国内外名家大师，先后在书院开坛授课，夺席谈经。可以说，岳麓书院从来没有中断过伟人先贤的伟岸身影与名家大师的步履足迹，独领千年风骚。
　　 尤其难得的是岳麓书院的创办与存续，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诞生与形成，湖南也由此而赢得了“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千古一联。2014年10月，卸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后的胡锦涛游览岳麓书院后指出：“就近代以来，每到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来自岳麓书院的湖南人”。陶澍、彭浚、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蓉、郭嵩焘、唐才常、熊希龄、杨昌济、范源濂、程潜，等等等等，无一不是精英中的精英，人杰中的人杰。就连新中国开国的湖南籍领袖毛泽东、刘少奇、贺龙、谢觉哉等人，也都曾以不同方式沐浴过岳麓书院的文化熏陶。尤其是毛泽东，血气方刚之时求学长沙，徒步登岳麓，携侣游书院，“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1955年旧地重游，岳麓山上故人聚首，书院小憩品茶唱和，“尊前谈笑人依旧……卅年仍到赫曦台”。当今著名学者余秋雨尤衷感叹：整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严如熤走进了岳麓书院，成为一代鸿儒罗典的得意“门生”。
　　 罗典主经学，执掌岳麓书院二十余年。他不是酸儒学究、食古不化的老夫子，除了经学，史学、兵法、舆图、星卜等学科他都造诣颇深。老夫子教学授徒不拘泥于“门户”之见，提倡、鼓励弟子广识博闻，尤其重视学以经世，不为学问而学问。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开放式的教学，不囿于一家之说，不苛求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有了罗典的精心栽培，有了湖湘文化的朝夕熏染，天赋与勤奋兼备的严如熤成为了岳麓书院的佼佼者。时任湖南学政（即现在的教育厅长）的张姚成称其“为经世才，足当大任”。而纵观严如熤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悟，几乎都没有偏离过“天下情怀、勇于担当”这一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轨迹，都得益于罗典的耳提面命和岳麓书院的浇灌滋养。
　　 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严如熤以“优贡”入国子监就读。这一年他正当三十而立。四年后，他由学生变为人师，主讲于沅州明山书院。严如熤的名字从此开始在湖湘大地上响起。从溆浦县桥江镇章池村一路走来的他，完成了从山里大户人家的少年儿郎，到“名世者”的人生过度。
　　
　　 二、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对于严如熤来说，罗典是他的园丁，他的指路人，而张姚成就是他的“伯乐”，他的引路人。这让人想起唐代韩愈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张姚成，字自东，一字讱轩，号忍斋，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进士。他是一位儒雅的学官，乾隆年间任湖南学政。身为学政，他对岳麓书院自然会高看一层眼，厚爱一层，岳麓书院里隔三差五就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是他的职责与使命，责无旁贷。一次，他与时任湖广总督毕沅、“山长”罗典、书法家兼诗人王文治等人同游岳麓山，毕沅赋诗，他题跋，跋与诗刻之于碑，后人赞跋文同样写得诗情画意。“为经世才，足当大任”，既是他对严如熤才学的肯定，也是他对严如熤未来的预测。
　　 然而，“伯乐”能识“千里马”，却不能为“千里马”提供奔驰的原野。识人与用人从来就是两码事，“相马”与“用马”从来各司其职。天下“足当大任”者多着，但不是所有的“足当”者都会获到“大任”。所以，韩愈接着大发感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后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总以为“常有”的“千里马”不能成为“千里马”，是因为“伯乐不常有”，却没有看到“伯乐”相中的“千里马”也有被当作驴子拉碾子拉磨的。拉碾子拉磨的“千里马”自然不被人视为“千里马”，虽然四只蹄子也在不停地扬起落下，但始终在原地转圈子。从屈原开始，历代都有不少人怀才不遇。他们壮志难酬，悲愤抑郁，故而发之为诗为文，流传至今。这些孤愤之作，相当一部分就是拉碾子拉磨的“千里马”发出的长啸悲鸣之声。
　　 “经世之才，足当大任”。张姚成没有看走眼，但没有走眼不等于就必然如他所言。为了严如熤早成大器，张姚成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清•乾隆五十三年（1789）严如熤以“优贡”入国子监。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是张姚成举荐的，但作为学政玉成此事应勿置疑，因为除了爱才之心，还有作为学政的业绩与荣耀。教育就是培养人才，向国子监输送“优贡”生员，既是学政的职责，也是学政的业绩。严如熤以“优贡”入国子监，虽然要经过考试，但品学皆优须地方认可并加以举荐，这中间自然少不了张姚成的爱才之心与成人之好。而这一举荐，让严如熤走到了旧时读书人心仪神往的地方——皇帝身边的国子监，虽然不是“金榜题名”，身价却因此行情看好。
　　 然而，国子监是学府，不是吏部。科举只是通向仕途的桥梁，即便是取得了功名，也不等于就一定黄袍加身，同样还存在找不到工作而陷入待业的窘迫与无奈。古官制有“候补”一词，即等候补缺，有的人获得资格而一候多年，甚至到死，也没有补到一官半职。
　　 进国子监的学生统称贡生，因选拔条件和渠道不同，分为恩贡、岁贡、拔贡、优贡、副贡，不同的贡生，实行不同的教学形式与学制。严如熤为“优贡”，每三年选拔一次。国子监学制有长有短，学生分坐监与不坐监。严如熤属于坐监生，历时约为三年。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已做了时任湖南巡抚姜晟的幕僚，参与平定湘黔边区苗民起义，此时距入国子监时过六年。在这六年中，他曾讲学于沅州明山书院。这样看来，他是正儿八经的国子监科班出生，相当于现在的全日制大学生。也正是有了国子监坐监生的镀金学历，走出国子监的他，不仅得以为人师表，而且又得益于张姚成的推荐，成为巡抚的幕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秘书，参与“平苗”军机。
　　 张姚成为严如熤的成长尽了应尽和能尽之力，他是真正的“伯乐”。但是，他只是一省之学政，没有能力把自己相中的“千里马”，直接送进呼伦贝尔或科尔沁大草原。当严如熤成为姜晟的幕僚后，“伯乐”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往后的事儿，他已鞭长莫及，更力不从心。幕僚不是官，幕僚是参谋、文案一类人员，经办具体事务以及提建议、出主意，有时也参与决策。严如熤凭借自己的学识，在幕僚这个平台上才华初展。他向姜晟上《平苗议十二则》，提出剿、抚、防“三策”并举。他深入土司，会见酋首，取得了向与苗不和的仡佬们的支持，“苗乱”始平。他以四年的幕僚生涯和“平苗”的亲身经历著就的《苗防备览》一书，至今也是研究苗族历史沿革以及文化习俗的重要资料，为后人治理苗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益借鉴。
　　 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朝廷以孝廉方正开科取士，严如熤赴京应试。此时，川陕楚（湖北，下同）三省的白莲教起义愈演愈烈，朝廷劳师兴兵，久攻不克，长剿不功，成了一块久治不愈的心病。于是，这一年的科举试题要求上“平乱”之策，用意不言而喻，与其说是朝廷通过大考选人才，还不如说是皇帝通过策试问计谋。严如熤近四年的“平苗治乱”亲身经历帮了他的大忙，《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一挥而就：“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罢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之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这是《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的中心主旨所在，既有对久乱不治的社会背景、经济原因以及从乱者的透彻分析，也有如何收拾乱局的具体措施，即在军事征剿的基础上效汉唐之法，把“无主”的土地集中起来，大举屯田，安置因无土地而四处流窜的无业游民，避免他们或为“贼”所惑，或因生存所逼，入伙助虐；安置战俘与降者，防止他们因找不到生活出路而死灰复燃，重操旧业；建立半军半民化的“屯民”管理体制，实行联防自卫等等。如此则化“贼”为民，改恶从良，寓兵于民，平战结合，屯田自给，减轻负担。